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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16年、空间上相差大约四分之一个地球的这两起“事故”在不同受害人的同一身体部位造成的几乎是同样的伤口，这种“巧合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唯一不能解释的是，卡瑟琳和丽诗手上的那些自卫性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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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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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从外州警方请来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逐一指出了杜尔罕警署办案人员在赛德街1810号的所有“不规范操作”，但在公诉方的交叉取证中，这位专家承认，在他亲临处理过的300多处犯罪现场中，没有哪一处可以做到“100％地不被污染”，而且，要“控制一个建筑面积1万平方英尺的现场……确实不容易”。事后，全美各地的警察们纷纷对这位专家的出庭表示“不理解”，因为不少州有明文规定，假如一方警署对另一方警署的作为产生疑问或异议，应该通过各执法机构间的官方接触协调解决，而不可随随便便地当众指责，更不可在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中作为被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显然，戴维·鲁道夫们是钻了各州立法不同的空子。
被告方的法医学专家认同了杜安·笛维尔计算出的三处血液喷射源，但却不认为是因三次打击所致。这位专家列举出种种其他的可能，说甩头发、挥手等动作也可以产生相似的血迹图案。他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卡瑟琳脸部照片，指示着嘴唇处的一滴血印说，这便证明了楼梯间墙上的大部分血迹是卡瑟琳咳嗽时喷溅而成的。最令陪审员们不解的，是这位专家在作证的过程中说的一句话：“那里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击。”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实，被告方和公诉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被告方聘请的生物力学家用电脑模拟出他们假设的案情经过：一个涂着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从楼梯上翻滚而下。但在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时，这位专家承认，他无法精确地模拟出卡瑟琳头上的七道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读了泰德·彼得逊的前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的证词，她因怀孕而不能出庭。科丽丝玎娜在证词中说：“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当泰德和我离开那里时，彼得逊先生和彼得逊夫人都显得兴致勃勃，很高兴的样子。”作为回应，公诉方宣读了另一份证词：“1月8日，下午4点，我，亚特·霍兰，访谈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女士……塔马赛提女士说，当她在彼得逊家时，她没有看见彼得逊先生。”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批准了陪审团的请求，允许他们到赛德街1810号实地考察。
据唯一获准代表媒体参加此次活动的瑞勒市《新闻与观察》报记者报道，陪审员们分两组，每组八人，进入现场。楼梯间则是一个一个进去的。有的陪审员走上全部18级楼梯，再走下来。有的只上了一半。有的走到第三级台阶处，停下来，回过头，想象从这个位置摔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的做挥杆状，假装手里握着那根拨火棍。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眼睛凑近墙壁或地板，查看那些将近两年前留下的血迹。
某些陪审员认可了被告方的观点，楼梯间太狭窄，不可能自如地挥动那支35英尺长的拨火棍。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卡瑟琳·彼得逊若是从这么短的距离滚下来，不可能造成那么大面积和那么严重的创伤。
9月18日，星期四，开庭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关于卡瑟琳·彼得逊命案审判的报道没有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它被强劲的‘依莎贝尔’飓风吹进了内页”。由于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法庭被迫休庭一天半。
被告方和公诉方一样，把他们的“好戏”放在了最后，正所谓“压轴戏”。
飓风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告方传唤科莱·安德森，一位自1999年起经常到彼得逊家帮忙干杂活儿的小伙子。与卡瑟琳的两个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和萝莉·坎贝尔的证词相反，科莱说他从未在彼得逊家中看见过什么拨火棍。
可是后来他又说，卡瑟琳去世后，他和泰德·彼得逊一起去买了圣诞树摆放在彼得逊家的客厅里。众所周知，迈克·彼得逊告诉警方，家里的圣诞树是他和卡瑟琳在12月7日买下的，而且，在警方12月10日的现场录像中，那棵圣诞树业已竖在了彼得逊家的客厅里。可见科莱小伙子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可靠。
星期二，被告方传唤亚特·霍兰中尉。
戴维·鲁道夫手里摆弄着堪戴丝·冉勃利尼交给公诉方的拨火棍：“这玩意儿真轻巧，是吧？”
“是的，是很轻巧，先生。”
“空心？”
“空心。”
“可以弯曲？”
“有一些柔性。”
“你想没想过，假如有人拿着这玩意儿击打另一个人的头顶——三下、四下、五下——打得很重，把头都打出了口子，这支拨火棍会怎么样？”
“可能会有点变形。”亚特·霍兰中尉说。
戴维·鲁道夫从被告席上拿过一根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拨火棍，一支一模一样的拨火棍，只不过，很脏，布满灰尘和蜘蛛网，还沾了一些死虫子。
果然，法庭里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嗡嗡声。
“瞧见了吗？”被告律师显然对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满意，“这是一支拨火棍，对吧？你知道在过去的20多个月里，它一直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它看上去没有变形，对吧？”
“没有变形。”
“也没有什么地方凹陷，或扁平，连一丁点儿的弯曲也没有，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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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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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挺直挺圆乎的。”亚特·霍兰中尉承认。
被告方传唤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他说就在两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应被告方律师们之邀，于2点30分左右到达赛德街1810号。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想请他拍摄车库墙角里的一支脏兮兮的拨火棍。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交叉提问：“你是否确知，如果把一件东西放进车库里，多长时间便会积满灰尘？”
“不知道。”约翰·罗森萨尔回答。
当然，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不会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被告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助理检察长的问题其实是针对整个被告方的。
“你是否确知，多久会结上蜘蛛网？”弗蕾达·勃莱克继续问。
“不知道。”
“你是否确知，车库里的小虫子多久会死？”
“不知道。”
约翰·罗森萨尔是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
戴维·鲁道夫曾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向陪审团许诺说，被告方将传唤若干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以证明这对夫妻相亲相爱，情深意笃；将传唤一些医学专家，以证明卡瑟琳经常头痛头晕；将传唤一些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以证明迈克·彼得逊曾经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所有这些证人都没有出庭。
和他的开场发言一样，戴维·鲁道夫代表被告方的总结性发言也是从一段录音开始——检察长简蒙·哈丁开场发言中谈到凶器——拨火棍的那段话。
“这，便是我方关于本案十个疑点中的第一个，”戴维·鲁道夫揿下录音机上的“停止”键，开始说，“那支下落不明的作案工具并没有下落不明，而且，也并没有被作为作案工具。”
“第二，被告缺乏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哪个男人会无缘无故地谋杀他的妻子。”戴维指责公诉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定罪名，再找证据。“一上来，他们准备指控迈克·彼得逊为谋财而杀妻，此计行不通了，便又冒出来一个‘同性恋’事件……那可能成为杀人的动机吗？那最多只会让你们觉得：‘哦，天哪！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电脑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色情照片。真恶心！’
“疑点之三，卡瑟琳和迈克·彼得逊婚姻幸福，从来没有过虐待和暴力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男人虐待妻子不会从谋杀开始……
“疑点之四，迈克·彼得逊在案发之后所表现出的震惊和悲痛是相当真实的，当时的在场者无一不如此认为……
“疑点之五，卡瑟琳·彼得逊的头部创伤与谋杀不符……没有颅骨骨裂，加上没有红肿淤血，再加上没有脑组织内伤，等于没有人为的打击。
“疑点之六，如果将一个人毒打致死，凶手不会让受害者爬来爬去，弄得到处是血，再让他在那儿躺个三四十分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人会那样做。
“疑点之七，现场被严重污染、甚至变动，所以很难判断警方从现场采集到的证据有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
“疑点之八，公诉方证人使用的许多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戴维·鲁道夫花了很长的篇幅抨击杜安·笛维尔关于血液喷溅图案的计算结果，然后说：“无须我多言，你们自己就能看出来，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是太邪乎，太过于牵强附会。
“疑点之九，在丽诗·拉特利的案子上……拉瑞·巴恩斯博士当时的结论是，拉特利夫人因跌下楼梯而死。……巴恩斯博士只是一名验尸官，拉特利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整个事件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他有必要隐瞒吗？不只是他，1985年那么多的现场调查者谁都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那么现在，公诉方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迈克·彼得逊和拉特利夫人之死有关？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一切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戴维·鲁道夫认为，公诉方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强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仅仅因为两具尸体都在楼梯底下，那又怎么样？那他就成了楼梯杀手？系列楼梯杀手？
“你们中的大多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还记得那一长串林肯与肯尼迪相似性的比较。林肯于1846年当选总统，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众议员……”
“我抗议，法官大人，”简蒙·哈丁检察长举手打断戴维的发言，“此事与本案无关。”
法官奥兰多·胡德森要戴维·鲁道夫跳过这一段，讲他的下一点。
“疑点之十，办案人员因为有了预定的框框……从12月9日开始，他们不是在查找和验证‘所有’的证据，他们只是在查找和验证他们需要的证据。而一旦某证据不能证明他们理论，他们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这位被告律师最后说：“我们恳请你们，在考虑了与本案相关的‘所有’证据之后，送回一个能够充分体现事实与公正的裁决——一个‘无罪’的裁决。”
公诉方由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首先致词：
“恩爱夫妻们说这样的话：‘我，迈克，接受你，卡瑟琳，为我的合法妻子。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我将爱你、抚慰你、尊重你、保护你。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在我的全部生命里，我将摈弃一切，只奉你为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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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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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爱夫妻们相互许下了这样的诺言。……迈克说，他与卡瑟琳是恩爱夫妻。他的律师也这么说，就在昨天。但是，他尊重她了吗？他保护她了吗？他摈弃一切了吗？他奉卡瑟琳为他的唯一了吗？你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不错，对这里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
弗蕾达·勃莱克重新追述了案发之后的所有细节。急救人员们一到达现场，他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多的血”。而后，警察们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迈克·彼得逊不肯回答他们的问题，泰德·彼得逊不肯听从他们的指示，本杰明·梅钠德醉成一摊烂泥……而且还有，“彼得逊家三只随处乱窜的狗，彼得逊家1万平方英尺的大宅子，当然，最重要的，楼梯底下彼得逊夫人的尸体。这里，警察们又遇到了麻烦：彼得逊夫人明摆着已经死了好一阵子了，但根据迈克·彼得逊的911电话，她才刚刚咽气。这，便是警方在本案一开头所面对的现实。”
弗蕾达·勃莱克说，被告方一味地指责警方污染了现场，变动了现场，但真正的“污染”和“变动”并不是发生在急救人员和警方到达之后，而是之前。可以肯定，在此之前，迈克·彼得逊脱掉了他染血的鞋和袜子，挪动过卡瑟琳的尸体，试图擦拭过墙上的血迹，并试图洗手，“还有，凶器。是那支拨火棍吗？我们不能肯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警方到达之前‘处理’了凶器。”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不要忘了，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小说家，根据不少人的看法，一位不错的小说家。彼得逊先生惯于想象，惯于虚构，惯于编造，惯于杜撰。在本案中，他把自己杜撰的故事兜售给急救人员，兜售给警方，兜售给他的家人孩子。现在，在这座法庭上，他又试图通过他的律师把这个杜撰的故事兜售给你们。”
“他是一个悲痛欲绝的丈夫吗？他为什么没有给他濒临死亡的妻子做人工呼吸？……还有，如果你的妻子或丈夫躺在那里血流满地，你会有闲心上网去查阅电子邮件吗？”
弗蕾达·勃莱克在发言结束以前没有忘记感谢陪审员们：“你们陪着我们在这座法庭里度过了整整三个月。我知道，你们中不少人的生活都被这场审判给搅乱了，我们大家的生活都被搅乱了。但是，为了找出事实的真相，为了还卡瑟琳·彼得逊一个公正，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对吗？卡瑟琳她死了，死得那么悲惨，那么残酷，那么血腥，那么恐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应该是那样的死法，就连一只猫、一条狗也不应该被这样活活地打死。你们能想象她临死之前所经历过的痛苦和绝望吗？那你们只需要看一眼卡瑟琳头顶和后脑那七道伤口的照片。”
那张照片就在助理检察长身旁的架子上。
简蒙·哈丁检察长紧接着弗蕾达出场。与助理检察长的慷慨激昂相比，简蒙·哈丁的声音显得深沉而凝重。他接过弗蕾达·勃莱克留下的话题：“你们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一个我们在这场庭审一开头就提出的问题：卡瑟琳之死到底是失足跌下了楼梯，还是遭受到人为的打击？到底是事故，还是谋杀？……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举棋不定、犹疑不决，你们需要做的，只是看一看这张照片。”指的还是同一张照片。
“你们都听见了托马斯·波尔丁博士的证词，他可是那一行里的权威。他说卡瑟琳的脑组织中产生红色神经细胞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卡瑟琳因脑中血液严重不足而失去知觉；二、这种状况持续至少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女士们先生们，卡瑟琳在咽气之前躺在那里昏迷不醒至少两个小时。
“你们相信当时被告真的是在游泳池旁？我的意思是，从卡瑟琳昏迷不醒到咽气的至少两个小时里，彼得逊先生就一直没有进过屋？当时的气温只有51华氏度（相当于10摄氏度——笔者注），而且起了夜雾，非常潮湿。在那样的三更半夜，谁会穿着T恤短裤，坐在游泳池边抽两个小时的烟斗？”
检察长取下架子上卡瑟琳头部伤口的照片，换上黛波拉·腊迪希博士的验尸结果一览表，指点着上面列出的“38处外伤、青肿及内伤”一款：“谁有可能在摔下楼梯时，在脸上、头上、手上、胳膊上、手腕上和脖子上留下38处创伤——就算她跌了两跤？这绝对是说不过去的。”所有这些创伤都明确无误地指示出，这桩案子中应该有一把凶器，至于它是拨火棍，还是别的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卡瑟琳头上那七道致命的伤口。”
接下来，简蒙·哈丁谈到了楼梯间的血迹。他说，在对这些血迹图案进行诠释时，尽管公诉方和被告方的专家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很多的异议、很多的不一致，尽管他们可能从同一图案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有一点却是无论谁也不可否认的：现场十分“动态”，十分有“动感”。是的，检察长说，在那个狭窄的楼梯间里，在那个死亡陷阱中，曾经有过激烈的挣扎、打斗，曾经有过殊死的反抗、拼搏。“卡瑟琳被击中了，卡瑟琳被击倒了，她也许倒下了一段时间，血流如注，然后，她又站了起来……
“如果卡瑟琳仅仅是跌下楼梯，当她的丈夫发现她已经断气时，有必要擦拭血迹吗？在这个世界上，谁会那样做？谁也不会。除非有人想要隐瞒什么，或遮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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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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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导致本案的真正原因，或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