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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带斑点的毛巾、擦手的布卷和断肢上的绳子：“那些毛巾和布卷一直就在我的实验室里，伊弗任唾手可得。绳子也是。伊弗任定期收走我实验室里的毛巾，由利托菲尔德太太洗干净了送回来。”
关于连身工作服：“工作服现在在我家里。我经常把它带回家去做园子时穿。这就像匠役们的工装，从来不洗的。”
关于鞣皮：“我在一年前就向伏勒街50号的绕司伟克先生定购了鞣皮——为了摸索一种新的鞣革法。我一直催着邮递员萨汶把鞣皮送过来，但他说他需要大马车。他是在27日送来的，把口袋都卸在我的实验室门外。伊弗任把它们搬进来，装进茶叶箱里。我搬不动那些口袋，太重了。”
关于茶叶箱：“茶叶箱是萨汶在去年9月送来的，因为我暑假中用不着那些个化学试剂和玻璃器皿。伊弗任把它放在了角落里当家具。我从来没有动过它。这件事木匠巴尔先生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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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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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血液等：“伊弗任以前替我弄过好几次血液，还有人体标本。”
但是，在这份手记里读不到关于两张欠款条的解释。
如果爱德华·索耶尔，以及他的搭档普利尼·梅里克，采用了“韦斯特手记”，结果会是如何？这也许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但以现代“法学实践”或“庭审技巧”的标准，撇开倒卖尸体的事不说，当年本案的被告方律师至少在两个关键之处忽略——有人以为是故意回避了伊弗任·利托菲尔德证词中的致命弱点：
第一，发现人体断肢的“现场”是医学院里离利托菲尔德家住处最近的实验室，伊弗任不仅有钥匙可以进入“现场”，而且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他就生活和工作在“现场”附近，“作案”的机会应该说是比任何人都多。
第二，伊弗任声称，他在11月23日，星期五晚上，就试图进入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但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伊弗任还说，从11月25日，星期日起，他就开始怀疑韦斯特教授谋杀，而那个时候，连派克曼博士的家人们还不曾想到博士已经死亡。譬如在罗伯特·肖26日发布的启事中只提到乔治·派克曼有“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悬赏征求尸体是在那以后的事。
就连公诉方自己的律师也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去世之后，人们在他关于本案的庭审日志中读到了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要说星期五晚上就想进韦斯特的实验室？这将会降低他自己的可信度。
栽赃韦斯特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先把尸体藏匿在尽可能合适的地方，再向当局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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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派克曼博士在医学院里被害，他的尸体一直就没有离开过那栋楼，但最后被送进了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藏匿或销毁，则韦斯特或伊弗任，一定隐瞒了什么秘密。
…………
除了韦斯特教授——如果不考虑伊弗任的话没有人可能杀派克曼博士，因为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没有任何指向“第三者”的新线索出现。
派克曼是在医学院外面被杀，而后带进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吗？若果真如此，其目的便只能是三者之一：藏匿、销毁或栽赃。
根据韦斯特教授自己的说法，作案者不是他就是伊弗任：
“除了勤杂工，没有人能进我的实验室。”以及“他们为什么不问问利托菲尔德，他有解剖室的钥匙。”
这最后的两句令克立夫检察长印象深刻的话是韦斯特教授在被捕时说的，当时德拉斯塔·柯拉普探长只告诉教授“我们”已经在化学实验室里找到了尸体，并未提到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名字。
乔恩·克立夫认为，伊弗任杀害或参与杀害派克曼博士的想法也是一种“合理的假设”。他写道：
利托菲尔德在星期五那天有什么样的作案机会？
墙壁发烫，他的脸都能感觉到热气——但他翻窗进去后，发现火已经快灭了——这可能吗？
为什么在搜查排污管道时，他不从卫生间的马桶口下去，而要到地下室凿穿五层墙？
…………
谁能告诉我答案？！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文中一直没有提到案子的名称。
这桩令人瞩目的案子在历史上曾有过很多种叫法。官方或法律文件上的名称照例是刻板而准确的“马萨诸塞州诉约翰·崴特·韦斯特”案。而当时的媒体用的则是意思比较明确，文字也相对规范的“约翰·韦斯特教授杀人焚尸案”。但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就简化成了重点突出且颇能渲染气氛的“哈佛谋杀案”，因为对老百姓们而言，谁杀了谁其实并不重要，本案的卖点只在于，案子发生在哈佛这样的世界级高等学府。
然而，直到现在，哈佛大学和法学界的不少人士仍将其称之为“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案”，因为按照这些思维缜密作风严谨的学者们的观点，本案中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只有一个——那便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失踪。
也有人说，波士顿的“婆罗门”们拒不承认谋杀，是因为这桩案子向世人昭示出，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们也有捉襟见肘，打肿脸充胖子，也有催债逼账，为了钱反目成仇，也参与非法勾当、黑市交易，甚至策划阴谋，玩弄诡计。总而言之，这桩案子曾使他们名誉尽丧，斯文扫地。用研究本案的专家之一、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辛马的话说：“使整个上流社会失去了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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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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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关于谋杀、关于抢劫、关于绑架、关于卡普利黑手党家族等的种种报道。1924年，在5月21日之前，该市凶杀案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50起，平均一天一起。然而，是日发生的勃比·范克斯绑架案却在市民中引起了少有的轰动。
勃比是雅各布和弗萝拉·范克斯夫妇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今年14岁。绑架案人质的家庭大多非常富有，范克斯家也不例外。雅各布·范克斯是芝加哥房地产大亨，还跟人合开过一家钟表公司。范克斯家住在芝加哥市中心与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之间一片名叫肯伍德的街区，在那里的爱黎司路5052号拥有一幢黄砖楼房。肯伍德可谓当地犹太裔中的百万富翁住宅区，譬如范克斯家斜对过的洛易家，其男主人为全美当时最大的连锁百货商店瑟尔丝公司的副总裁，据说两家还沾着点远亲。而北面不远处的里奥普家，则经营着自己的家族工业莫利斯纸坊。范克斯一家在这个富豪区中过着安静，甚至有点封闭的生活，很少与邻里们交往，也几乎从不在任何社交场合露面。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全家放弃犹太教后，皈依了基督教；二是雅各布在发迹之前，曾在几家赌场附近开过一家当铺，靠着赌徒们的噩运日进斗金。尽管已时隔多年，这种不上台面的买卖至今仍为商界的同仁们和邻居中的银行家、律师、医生等所不齿。
5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三，直到下午6点半，勃比还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讲明原由，雅各布和弗萝拉都有些着急。和往常一样，为父的觉得生气，做母亲的则不免担心。弗萝拉开始给勃比的朋友和同学们打电话，有的孩子告诉她，勃比放学以后在棒球比赛中当裁判，因为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争执，球赛结束之前，勃比就已先行离开了。雅各布则挨个儿询问家里的人，勃比的哥哥杰克说，他也许在洛易家打网球吧。洛易家的网球场虽然筑有围栏，但从不上锁，邻居们可以自由出入。洛易先生很有些谦谦君子的风范，在周末人多的时候，他坚持要求自家的孩子们也必须排队等候。勃比的网球打得不错，偶尔也会和洛易家18岁的儿子理查德挥上两场。雅各布于是出门，朝马路对面的洛易家走去，但网球场空无一人。回来的路上，雅各布下意识地向北张望。三个街区之外便是勃比上学的哈佛学校，那是一所费用不菲的男子贵族学校，收的全是阔佬家的公子哥儿们。已是春末夏初，爱黎司路上绿阴覆顶，枝繁叶茂，所以从雅各布当时的位置实际上是看不见哈佛中学的。
墙上的挂钟敲了七下，雅各布满腹的火气也渐渐被担心所代替。女佣进来问可不可以开饭了，范克斯夫人说再等一等。雅各布又到附近的街区走了一遭，仍不见小儿子的踪影，回来说不等了，咱们先吃吧。他此时已是火气全消，只剩下了担心，但仍安慰妻子说，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吃过晚饭，雅各布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和律师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在9点钟左右抵达范克斯府上。范克斯夫妇和律师讨论了一阵，又分析了一阵，沙缪尔说，该不会被锁在学校的教学楼里了吧？他们又打了几个电话。不一会儿，哈佛学校的体育老师托马斯·施格曼闻讯赶到，三个男人便一起去了学校。
学校大楼的前门已经上锁，他们又转到侧面，发现地下室的一扇窗户敞开着，就翻了进去，一面说，如果我们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进去，里面的人也应该能够出来。话是这么说，三个人还是叫着勃比的名字，搜遍了楼上楼下，但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范克斯家的电话铃响了。那时的电话是两件套，听筒和话筒各是各的。弗萝拉把听筒凑近耳朵，听见线的另一端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找范克斯先生，弗萝拉对着话筒说范克斯先生出去了，不在。
“你们的儿子被绑架了。”那个声音说，“他现在很好。明天早晨你们会接到更多的消息。”
“你是谁？”范克斯夫人问，全身不自觉地颤抖。
“约翰逊。”
“你们想干什么？”范克斯夫人叫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没有回答，对方已经挂断了。弗萝拉一阵晕眩，昏倒在地。
雅各布和沙缪尔回来后听说了这通电话，律师马上与电话公司联系，要求监控所有的来电。他俩在一楼的书房里争论了很久要不要报警，一直到凌晨两点，沙缪尔说他在警署里有信得过的熟人，可以告诉他们保守秘密，雅各布才同意一起去一趟市中心的警察分署。
沙缪尔的两位熟人都不在，但雅各布和沙缪尔后来还是非正式地向一位值班中士讲了大致的情况。也就是说，只在口头上说了说，没有作正式的填表登记。值班中士同意保密，答应不向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5月22日，上午9时许，一位名叫托尼·曼考斯基的波兰移民正沿着蜿蜒于沃夫湖畔茅草地间的一条小路，向南面的小镇赫季奇走去。托尼刚刚在玉米加工厂下了夜班，准备回家之前先到赫季奇取修理的手表。
沃夫湖地处芝加哥东南，距离市中心约15英里。湖面很大，方圆一到两英里，但与一英里外的密执安湖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沃夫湖也是两州的分界线，湖西是芝加哥所属的伊利诺伊州，湖东是印第安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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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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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路顺着湖岸拐了个弯，便是与一条水渠平行的一段。水渠连接着沃夫湖和西面的海德湖，在流到与南北走向的宾夕法尼亚单轨铁道交叉的地方，通过一个涵洞转入铁轨底下的阴沟。
走着走着，托尼·曼考斯基突然站下了。他以为自己花了眼，于是又踱到涵洞前细看。这时，他听见一阵哐当哐当的机械声，两辆小型巡道车正沿宾夕法尼亚铁道自北向南而来。托尼奔上铁路，用波兰语大声疾呼。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但他惊恐万状的神情却让车上的人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巡道车上的四个人是保罗·科尔夫工长和他的铁路信号工们，他们正在进行每天上午例行的巡回检查。保罗跳下车一边跟着托尼走，一边朝他指点的方向看去。
“我的上帝！”保罗叫道。
“怎么回事？”车上的人问，一面也相跟着跳下车来。
“好像有人淹死了。”死者倒栽在涵洞口的管道里，两只脚跷在外面。保罗跳进齐膝深的水中，他的同伴们和托尼一起相帮着，把尸体拖出来放到了地面上。
死者是一个男孩子，赤身裸体，面部和身体其他部分的肤色不同，已经变成了棕灰色。
有人从巡道车上取来一张防雨用的帆布，保罗·科尔夫吩咐他的手下把尸体抬到车上，自己则在涵洞和水渠的周围查看。他本来是想找一找有没有孩子的衣物，没有，只在地上捡到一副眼镜。
信号工们怀疑托尼·曼考斯基与死者有什么关系，于是也将他推上巡道车，一行五人——如果算上那位不明身份的死者一共是六个人——继续向南行驶。到了赫季奇，他们停下来给警察打电话，然后根据值班警员的指示，就地等候。
就在他们等着的时候，保罗·科尔夫从兜里掏出那副眼镜。那是一副在当时看来算得上很讲究的眼镜，圆形的镜片，深色的玳瑁框架。保罗试着把眼镜架到自己的鼻梁上，眯缝着眼儿四下里张望，觉得昏花。另一位信号工瓦尔特·尼特拿过去，见眼镜上有些泥，便从自己的工装口袋里抽出一张大手帕擦拭，然后再戴上。虽然小了点，但还合适。保罗·科尔夫说：“那你就收着吧。”
前来接收尸体的警察中有一位懂得波兰语的，他毫不费劲地记下了托尼·曼考斯基的证词。死者的头部有一些伤口，警察们问是不是从涵洞里拖出来时划破的。信号工们和保罗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警察们于是开始教训他们不该在报警之前擅自挪动尸体，破坏现场。又问还有别的什么发现吗？保罗·科尔夫想起来了，说还有一副眼镜。在哪儿？瓦尔特·尼特收着呢。
瓦尔特·尼特很不情愿地拿出眼镜。警察看了看，一面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字，然后把眼镜插进自己的警服口袋里。事后瓦尔特抱怨保罗说：“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有一副眼镜？”
警察们将尸体直接送到133街和休斯顿路交界处的奥利尼沙卡殡仪馆，老板的太太奥利尼沙卡夫人接待了他们。在有关文件上签完字后，警察把那副眼镜也一并交给了她，说这是死者的遗物。奥利尼沙卡夫人把眼镜放在了尸体的头边。
这时候，距离殡仪馆北面约10英里处的范克斯家门铃响了，一位邮递员送来一封特邮专递信。雅各布·范克斯匆匆撕开信封，抽出两张用打字机打成的信纸：
亲爱的先生：
时至此刻，你应该不再怀疑你的儿子已经遭绑架。首先请允许我们告诉你，他目前一切尚好而且安全。只要你能够严格地遵循我们在这封信里的指示，以及我们今后将要给你下达的其他指示，你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会受到任何伤害。然而，倘若你在执行这些指示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哪怕只是非常些微的偏差，则我们对你的惩罚就将是他的死亡。
1。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你绝对不可以与警方或私人侦探取得联系。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那就让他们去进行自己的调查，而你绝对不可以向他们提及这封信。
2。在今天中午之前准备好1万美元，其货币单位为：面值20美元的2000，面值50美元的8000。所有钞票都必须是已经使用过的旧币。任何在赎金中夹入新币或暗作记号的企图，都将使整个交换计划流产。
3。请将赎金装在一只大号的雪茄盒子里，如果没有的话，一只比较结实的厚纸板盒子也行。盒子外面再用白纸包裹。包装纸的所有缝隙都必须用火漆封口。
4。按以上指示准备好赎金后，请于1点钟开始在家里等候。注意不要有人使用电话。
我们将向你下达进一步的行动指示。
再警告一遍，这是一笔非常严肃的交易。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在执行上述指示时出现任何误差，则我们对你的威胁就将变成实际的行动。
然而，如果你能严格按照这封信的指示办事，我们保证，在收到赎金后6小时，你的儿子将会安然无恙地回到你身边。
你的忠诚的
乔治·约翰逊
GKR
范克斯夫人弗萝拉读完信后再次昏厥。雅各布赶紧派用人去请大夫，一面又打电话给律师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告诉他马上去银行取钱，自己则到警署里找熟人。
范克斯先生开车到了市中心的银行，照绑匪信中的要求取了钱。后来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写到这一段时，加进了一些颇具戏剧性的描述：“年轻的银行职员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位疲惫而憔悴的长者，放下手中窸窣作响的新票，伸手去取那些磨得已经毛了边的旧币。等顾客转身离去后，小职员才冲着他的背影无奈地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