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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千百万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都产生了一样的念头，他们准备好拿起武器战斗，并且努力要在死去之前杀死至少一个敌人。一些人认识到了，在他们的长矛和天上盘旋的银光闪闪的B －29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但是这一认知并没有对他们高涨的训练热情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将在海岸线，在街道上，在山岗上坚持战斗，直到敌人精疲力竭，流尽鲜血，停止战斗，离开日本，并且保持他们的领土和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影响。
“在最后的五分钟取得胜利。”成了那些仍心怀希望者的口号。对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玉碎”只是一个勉强的安慰———他们的世界将和他们一起粉碎。
尽管有千百万的日本人准备为天皇去死，但实际上，在那些想要停止战争的人中，天皇本人是主要的一个。他在发动大战的时候就同意得极为勉强；早在1942年2月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和谈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在他最亲近的顾问、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启发下产生的。从那以后，裕仁曾经在许多场合建议他的大臣们结束战争。
但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一个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盟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中公布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过去的几年中，在公开或者秘密倡导和谈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向盟国提出一个针对保留日本“国家实质”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法。所谓的“国家实质”，其主要的意思就是古老而神圣的天皇制度，国家实质包括的内容有“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本土的不可侵犯，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陆军的荣誉也是国家实质的一部分，他们把它当作天皇的完整性的一种延伸。
从1942年往后，一些由政客、官僚，甚至是军队的成员组成的小集团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日本的战争目标和它不断缩减的力量相一致，同时他们还为了开辟一条谈判媾和的道路而和当时的机制不断周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和木户幸一保持联系，再通过他联系到天皇。
就在木户幸一和天皇就这一主题进行第一次对话后不久，外务省官员吉田茂向木户幸一提出了一个建议，吉田是一位沉静内敛的和平拥护者，他的建议就是派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前首相近卫亲王到瑞士去寻找和平谈判的机会。木户幸一侯爵和两位曾经力图使日本免于战争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冈田启介都支持近卫。在他们的支持下，近卫考虑了各种寻求和平的办法。但是他们总是遭到陆军的阻碍，此外，由于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也使他们的努力难以成功。
海军准将高木础吉是海军军令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战计划制定者。1943年晚些时候，应米内光政的要求，他秘密地对日本的目标、成就和前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评估。在得以接触海军以及几个战争生产部门秘密档案的基础上，高木考查了空军、海军以及商船的损失情况，国家储备以及原材料资源的减少情况，并且对敌国的力量进行了估计。这项研究在1944年初完成，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日本正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败，只有媾和能够使它免于毁灭。
但是高木础吉不敢把他的报告呈给他的上司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岛田对东条英机十分屈从，以致他的海军同僚们在背后讽刺地把他称为“东条英机的副官”。相反，高木在私下里简要地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几个朋友，其中就包括在陆军中和他担任相似职务的松谷盛大佐。
作为陆军最高机密长期规划部的负责人，松谷盛命令他最亲信的助手们进行了一项独立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份被他坦白地命名为“终止大东亚战争的措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指出了日本从1944年往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并且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最受青睐的计划集中讨论了德国崩溃的时间，并且强烈敦促日本努力在德国崩溃时结束战争；过了这个阶段之后盟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他们对于日本的态度也会更强硬。最后计划书中提出了一种最后地步的情况，到那时日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松谷盛的现实主义分析认为，日本必须放弃所有的目标和成果，以争取保留皇室以及它赖以维持的传统。
松谷把他的秘密报告在陆军和海军的最高层军官传阅，他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信心极为坚定，因此他轻率地把它拿给了首相东条英机，并且热切地向他阐述日本必须在被迫接受残酷的投降令之前寻求和平。
东条英机的反应迅速而且冷酷，他把松谷的研究指称为敌对的宣传，并且下令把这位显贵的司令部军官调到了中国去当前线指挥员。在那里他将有无数的机会，以死为他的懦弱、叛逆的思想赎罪。
松谷盛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把他从前线救了回来。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那一小群了解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断下滑这一秘密的司令部军官和中级的部里官员们变得清醒起来。他们的上司们把这些资料作为迫使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的工具，并且用来为木户幸一侯爵编纂秘密报告。但是大战仍然继续进行，行动的基础仍然是海军和陆军的总司令部做出的正式的估计，这些司令部的人员和他们的报告都深受了东条英机至死不休态度的影响。
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下台了，同时明显对战争持悲观态度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副首相。高木础吉在1944年9 月，为他的新上司和保护人准备了一个松谷盛的评估和建议的最新版。在米内光政的要求下，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其他内容：高木自己关于如何取得陆军的合作，结束战争的想法；关于公众对投降反应的预测；以及一项关于如何联络到天皇，并借助他个人的努力获得和平的战略———这是所有项目之中最具危险性的。但是，和许多类似的想法一样，高木础吉的和平战略草案也撞上了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看起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天皇的终结，然而即使是最热心的和平倡导者也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天皇的无声请求
1945年1 月的时候，天皇本人也开始插手了。他一直想召开一个由前首相们和他的元老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但是由于宪法限制和军方的反对而无法做到。于是他就在2 月份分别召见了那些人，和他们讨论战争的进程以及和平的可能性。前首相东条英机现在已升格为元老，他向天皇发表了一通关于国家团结和坚定的必要性的演讲，并且认为美国人难以保持进攻的强度。东条英机敦促天皇下令要人民全身心地投入战争，要宣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而近卫亲王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他说道：“日本已经输掉了战争。”现在近卫心中最害怕的是，由于日本的损失引发的对美国的仇恨，再加上后方的困难，可能在日本人民甚至是陆军中导致一场共产主义式的革命。“从维持日本帝制的立场来说，我们最需要害怕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可能伴随失败而来的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近卫总结道，“我坚信我们应该尽可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在东条英机的“我们会赢”和近卫的“我们已经输了”这两种论调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其他的元老们在他们的单独觐见中没能说出他们心中的疑惧。努力再次受挫之后，天皇耐心地进行了又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内容是在抵御美国进攻中，海军的士气状态和物质情况，由长谷川清海军大将负责。长谷川的秘密报告与高木和松谷的主旨相同：日本难以取得胜利，甚至连本土都防守不住。
尽管长谷川清、木户幸一和其他的天皇心腹一直在寻求使日本逃脱毁灭的办法，但是战争的领导者们和军事官僚机器却无情地将日本不断推向毁灭的深渊。
在陆军把持领导权的情况下，小矶国昭首相成了一个毫无作为的旁观者，他的外交大臣在国外所做的一点点外交努力，也全都没有任何成果。在琉磺岛陷落和美军登陆冲绳之后，小矶国昭被迫辞职。就在美军占领冲绳四天之后的4 月5 日，莫斯科宣布它将在一年之内停止执行与日本的中立协定。这很清楚地预示着一场新的不幸来到了日本头上———跟苏联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就在同一天的傍晚早些时候，元老们召开正式会议推选新首相。他们发现东条英机仍然掌握着主导权，说话咄咄逼人，独断专行，就和他当首相时一样。东条英机再一次说，选择就是在无条件投降和死战到底之间进行。东条英机代表着大多数将军的意见，主张继续战争；而木户幸一侯爵、一些高级海军将领和大部分前首相则希望和平。然而在下面七嘴八舌的辩论中，惟一能达成的共识就是下一届的首相和内阁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
由于东条英机隐含性地威胁说，陆军要“走它自己的路”，这些政客们再次避开了进行战和抉择的责任，选择了一个妥协性的首相候选人，这就是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他既不是主战派，也不是主和派。铃木既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且还是一位日俄战争中的退休英雄，他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广泛尊重。但是他已经近80高龄，而且没有当首相的欲望。即使在木户幸一苦苦哀求他“为了拯救国家”而去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仍然十分不情愿。
充当战争外衣的和平内阁
这天晚些时候，裕仁天皇在他的图书室里等着当选首相的出现。天皇筋疲力尽，近乎绝望。在夜里，他被失眠所困扰；在白天，他一直在阅读各种文件，包括大臣们的报告、各大使馆发来电报的汇总、美国广播的译件。后来他还看到了对于战争结果的坦率估计，木户幸一在以前一直出于天皇不应干政的原则而没有给他看。所有这些中最糟糕的就是他的人民所受到的苦难，这些在对被炸后东京的巡视中，他都已亲眼见到了。裕仁瘦掉了15磅，他的头发和胡子也显出了淡淡的灰白。
将近10点的时候，天皇听见前厅里传来了许多人的窃窃私语声，这说明新首相已经准备登场了。于是他定了定神，使自己沉静下来。门打开了，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并深深地鞠下躬来。
天皇脸上带着少见的微笑，手也微微地挥了一下，他示意铃木缩短一下他那些繁琐的问候语句。铃木贯太郎身着正式的晨礼服，恭敬地屈着肥胖的身体，他有着浓密的眉毛和滤茶器一样的胡子。对于天皇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比父亲还要亲近的人。因为他曾经当过10年的内庭侍从，现在还是御前会议的首席。天皇除了在一些最正式的场合之外，都称他为“亲爱的叔叔”。没有一个首相能比铃木贯太郎对天皇更忠实尽力，也没有谁比他更受到人民的尊重。所有的这些品质都是国家需要的，因为日本天皇已经下定决心，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赶在国家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之前迅速地结束战争。
铃木贯太郎这次鞠的躬比以前还要深，他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陈述了自己不足以承担御前会议和元老们强加给他的重任。他的理由一个是他太老了，一个是他从来都对政治感到不舒服，还有一个是他更喜欢沉醉于中国先贤老子的哲学冥想中，而不愿意去做那些营营汲汲的行政和外交事务。最后他说：“况且我耳背得厉害，以致有时连陛下您的话也听不清楚。”
天皇的回答十分温和，但也十分坚定：“你对政治的不熟悉成不了什么问题，耳背也没关系。因此，请接受这个任命吧。”
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和平或战争的字眼。出于传统的拘束，天皇不可能简单地说，“叔叔，找个办法顶住那些将军，求得和平吧”，但是天皇后来也承认他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他确信铃木贯太郎能够理解他心里没有说出的意旨，并且付诸实施。然后觐见就结束了。
如果说这位新首相真的揣测出了裕仁的和平愿望的话，那么他就把这个思想埋得太深藏不露了，以至于他选出的外交大臣东乡重德一点也没有发现。东乡重德当时63岁，他曾经在珍珠港事件时当过外交大臣，但是由于反对东条英机的政策，不久后他就离开了内阁。从此之后他一直就是秘密的主和派中的主要顾问。现在，退休在家的他被重新起用之后，期望着能得到内阁全力的支持以打开谋求和平的道路。
在一次深夜的会面中，东乡重德小心翼翼地问铃木贯太郎，他对战争进程有什么看法。铃木很平和地回答：“我想我们还可以再坚持打上两到三年。”东乡感到震惊和难以相信，他举出日本物质匮乏的实际情况反驳铃木对于日本精神力量的顽固迷信。铃木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东乡感到极度无奈，他对铃木说两人在战争前景上的观点分歧太大，没办法进行合作。于是他谢绝了外交大臣的任命。
铃木贯太郎不同意他的推辞，两个人又苦苦纠缠了半个小时。铃木先觉得累了，于是他们就分手了，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接着讨论。
第二天，也就是4 月6 日，东乡重德接到了一大堆的恳求，全都来自那些元老和天皇的御前会议成员。他们请求他接受外交大臣的职位，向他保证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铃木贯太郎就无法开窍，并且认为只有靠他才能改变铃木的观点。木户幸一的私人秘书给东乡打了个电话，大着胆子透露了一点天皇的决心，他悄悄地说：“在我看来天皇正在考虑要结束战争。”
来自莫斯科的终结者
最后，铃木贯太郎重新和东乡重德一起坐下来，他简略地说：“在战争前景的问题上，我对你的看法很满意。”
这个含糊的保证说服了东乡，使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外交活动。于是他接受了任命，并且马上着手进行谈判，以防苏联和日本开战，同时也为了确定苏联是否会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和平调停。但是东乡还是对于首相是否会致力于和平表示怀疑。
毫无疑问，铃木贯太郎首相关于战争的公开讲话，给日本人和全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者一样好战。在他的第一次公开广播讲话中，他宣布：“我的国民们，时间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应该振作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投身于战场，奋勇前进，哪怕是踩过自己人的尸体。我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天皇的利益。”后来他又在帝国议会中说：“日本的人民都是皇室忠诚服从的仆人，如果天皇制度被废除的话，他们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意义。因此，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它使我们除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之外，别无选择。”
铃木贯太郎摆明了姿态，陆军司令部也在为最后决战制定着越来越多的疯狂计划，而同时外务省的外交人员们也在不辞辛劳地努力奔忙，争取海市蜃楼般地与苏联调停。他们的要求一再遭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由于前首相广田弘毅也曾经担任过驻苏联大使，他被派去和新的苏联驻日大使、年轻的雅各布·A。马立克进行接触，再次努力争取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并寻求和谈的可能。
6 月3 日，广田弘毅在箱根的一个温泉疗养地会见了马立克。酒足饭饱之后，两位外交官闲聊起了如何使两国的关系向着一个更友好的层次迈进，谈话亲切和谐，但是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广田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十分乐观的会谈报告，但是当他试图在苏联大使馆和马立克再次见面时（在莫洛托夫命令许可的情况下），却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无法进行会谈了。
天皇亲自下令要广田弘毅坚持下去，但马立克直到6 月24日才答应会见。这一次广田弘毅接到授权，向苏联许诺说，可以用日本费力夺来的东南亚的矿产资源作为交换，以订立一个新的盟约。
但马立克仍然无动于衷。6 月29日，广田弘毅再次来找他，这次他带着名副其实的全权委任，并且提出了一项正式的提议，要求签订新的互不侵犯协定。马立克告诉广田弘毅，他将派通常所用的穿越西伯利亚的信差将这份提议送到莫斯科。但是在莫斯科，当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