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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之！”要不是在山林野外，又是暮色苍茫，贺子珍真想投进“我的男人”的怀抱……
毛泽东和贺子珍回到半山坡上的住地，才走到门口，只见几个警卫员在门口的小路上来回走动，毛泽东不觉心头一惊，出什么事了？他正要问话，陈昌奉从屋里走出来：“毛委员，来客人了。”毛泽东以为又是几个军团长来串门了，便拉着贺子珍迅步朝屋里走，一进屋，却是博古一个人独自坐在堂屋里。“他怎么来了？”毛泽东不禁愕然。打从在中央苏区，博古从来没有主动上过毛泽东的门。博古为人内向，不苟言笑，又是一付高度近视的眼镜，平时的内心情绪就很难叫人洞察到。毛泽东估摸不到来者的来意，权当来者是客，便轻轻地作了个笑脸：“博古同志，有什么指示呀？”
毛泽东和博古之间，关系极为复杂，感情的鸿沟如渊如薮。一个看不起一个，一个不信任一个，一个怨恨一个，一个提防着一个。毛泽东最不满意博古的，是一到苏区便下车伊始，把全部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接连打败仗以后还执迷不悟。在他看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博古在国际的影响下，也看不起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原始粗俗的，是一些历史碎片的组合，根本称不上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要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是胜利遥遥无期，就是胜利了也难说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然而，人终究是有脑子的。博古对毛泽东，有看不起的一面，也有畏怯的一面。毛泽东比他大十四五岁，带兵打仗已经１０来年，在苏区确实创造过大好的局面；他头脑机敏，说古道今，语言尖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有时真还觉得自己不怎么行。他的这种怯人三分的心情，经过最近的几次争吵，是越发发展了。今天的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锐不可当，把他搞得理屈词穷。散会时，他久久地坐在那把木头椅上不曾离去，苦苦地琢磨着他同毛泽东之间还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届时，周恩来和王稼祥走了过来。周恩来说：“博古同志，找毛泽东同志谈谈吧，红军需要毛泽东，党的团结需要毛泽东。”王稼祥说：“你要我们莫斯科回来的人搞好团结，为什么就只是这么个团结法，就不能团结团结毛泽东呢？团结他，就团结了许多！”
博古是来找毛泽东“要”团结的。
“泽东同志，想不到吧？”博古不冷不热地说。
毛泽东说：“上午还在一起开会了嘛。”
贺子珍对博古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一边倒水一边说：“开会是开会，个别聊聊是个别聊聊嘛。对吧博古同志？”
博古说：“恩来同志要我来看看你们。”
毛泽东说：“多谢了。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博古说：“请允许我再次表白一句，那个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的确是我跟李德闲聊的一句开心话，外国人性格开朗，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对与不对，少有斟酌的，请你别再往心里去。关于军事指挥问题，我同恩来同志讲了，希望你今后多提出你的意见。至于你的军中职务问题，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的。其实，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大政方针，不论军队、政府，你有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只是，我有一点希望，你的有些意见，若是在会前便有了，最好能事前通个气，给我一点方便。当然，临时在会上形成的意见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一段也好，将来也好，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之间，即使出现分歧，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你我还是懂得的。你在通道的那次聚会上说得好啊，我们要团结。大敌当前，我们要团结。如何？”
毛泽东说：“不是大敌当前，你说得不对。”
博古又紧张了：“噢？”
毛泽东说：“大敌不当前，当前非大敌。大敌在我们的后头，在我们的右边，是不是？”
博古“嘿嘿”乐了。
毛泽东听出了博古的来意，他是打着“团结”的旗号，“安民告示”来了：你毛泽东只许说话，可不许搞别的。毛泽东心里上来了一股火，莫非不团结在我毛泽东么？他真想发作一下，想起刚才山坡上贺子珍的话，他又克制住了，便来了个文字游戏。
博古竟没有察觉到毛泽东的不满，他乐完说：“泽东同志，你不只是经验比我丰富，学识也比我渊博。最近有什么诗作吗？”
毛泽东说：“好呀，我送你一首诗吧。”
说着，他随即拖过桌上一片纸，在上面写道：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
村。潇湘逢故人。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没有在纸上题名落款，那时还没有这个习惯。他把纸片推给博古：“诗想不起来了，是首词，辛稼轩的。”
博古拿起来看了，笑道：“我的古文底子虽差，但这一首我还是能读懂的。谢谢，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说：“嗨，你怎么只看到那一句啊，还有嘛，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这都是赞诸葛亮的文句嘞。当然，你在这方面有些自知之明，不把自己看成是诸葛亮，也还是不错的。”
博古没再说什么，起身告辞走了。
第二天，如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同时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另外两项提案：一是刘伯承回总部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二是撤销８军团，并入５军团，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根据通过的两项提案，会议任命刘伯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
会议后，周恩来去向李德“汇报”实际上只是去通报会议情况及其结果时，他们间竟第一次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舌战”。李德没想到周恩来带给他的那份会议《决定》，只是让他知道一下，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中央和军委所有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审定批准，这次却是在他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并且发给了全军，这完全是无视他作为“国际顾问”的存在。
李德一边听着周恩来的“汇报”，一边看着伍修权用俄文赶译出的《决定》文本，他越听越看越生气，对周恩来大声吼道：
“你们的会议决定是错误的，这个文件是无效的，不能发出更不准实行。这是违反国际指示和中央方针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要为此承担责任……”
周恩来道：“李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李德继续发火道：“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
周恩来也生了气，把桌子一拍说：“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
李德道：“我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我代表国际……”
周恩来大声道：“不，你没有权利代表国际，更没有权利代表我们中央，你仅仅是个军事顾问，你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这是国际执委明确指示的，是你自己违背了国际指示，超越了职权，你要对此承担责任！”说完指着《决定》译稿郑重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决议，任何人都只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你是军事顾问，也是共产党员，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不能干扰执行，这是党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你好好考虑吧！”
这次“交锋”以后，周恩来好多天没再同李德说什么，中央和军委的许多工作，也不再向李德请示报告了。
第五回 “四川王”权重再抓权 王家烈越急越糊涂
第五回 “四川王”权重再抓权 王家烈越急越糊涂
话说蒋、刘“南京会商”以后，刘湘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上旬启程返回重庆。在南京港一登船，只见满船中央军的校级军官，还有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他心里禁不住一阵悚然：“我这是载誉归去，还是被押解回乡？”他把杨芳毓喊到一旁问：“这是怎么回事？”杨芳毓说：“这是加强我们参谋团的，同总司令一道进川。”杨芳毓已经是贺国光参谋团的副手，说话口气也变了。刘湘这才稍微放下心来。船离南京港，风大浪急，船体颠簸，刘湘心里也不平静起来。他对“南京会商”一方面是满意的，他被重新任命为省主席和川军总司令，又有一笔像样的军费，要东山再起，扭转同红４方面军作战一再失败造成的危急局面，他自信没有多大问题。他很感激蒋委员长在危难时刻又帮了他一把。另一方面，他还是有些惶恐不安。南京会商，终究是一场“大进大出”。开放门户这一条，他倒是想通了，“关死夔门，已非长策”。他最犯愁的是打破防区制，他深知防区制是各路军阀的命根子。他不知道该怎样向各路军阀作出交待，并付诸实现。要是为此再混战一场，岂不一切又是枉然？从南京到重庆７天７夜，他一直睡不好，吃不香……
船进重庆港，刘湘神色不安地立在船头。但见朝天门码头上，拥挤着数百手执小旗的军民，山崖上挂着巨幅标语：“欢迎刘总司令载誉归来！”“拥护刘主席主持川政！”刘湘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连说了几个“好，好，好！”下得船来，他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谢谢，谢谢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他想停下来发表一点什么，接驾的副官处的人连忙走上来在他耳边说：“这是张澜先生打的招呼。”刘湘愣了愣，问道：“张澜先生好吗？”副官说：“张先生叫人骂得不敢出门，所以今天没到码头上来。”刘湘愕道：“为什么？”副官说：“骂他糊涂，说他不该劝你去南京。”刘湘这才“哦”了一声，匆匆地钻进了他的黑色小轿车。
第二天，刘湘硬着头皮在省府官邸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撤销一切辞呈，就任省主席和“剿总”司令。果然，消息传开，各路军阀便纷纷致电指责。首先是刘文辉、邓锡侯，指骂刘湘的南京之行，是“卖川求荣”，“招引外兵入川，势将亡省”。接着是杨森、田颂尧、范绍增、李家钰等，也都指责他“做了赔本买卖”，说“军费之说，徒有其名。吃哪个的穿哪个的，就得听哪个的。此举是把川军军权全交给南京了。”在众多的指责声中，只有潘文华表现不错，他私下里托人捎话给刘湘说：“川之统一，国之统一，势所然也。总司令南京之行，将挽全川之危局，揭全川之新纪元。”就凭这几句话，潘文华后来成了刘湘的接班人。这是后话。
由于各路军阀“多微词”，刘湘回到重庆半月之久，连个会都不敢开。贺国光一再催促，他才到他的２１军军官教育团作了一次讲演，为他的南京之行作了一番表白和解释。他说：“四川的剿共军事本来就不大好，而今眼目下，江西的共匪又窜出来了，这股共匪在桂北遭到沉重打击后，势必乱逃乱窜，能否窜经贵州，再行窜川与徐、张一股会合，是难得说的。如此南北夹击，川军将何以应付？是让共党赤化全川，进而赤化全国呢，还是国人自己协力起来剿灭共党好？川人当有识时务之选择。而要剿灭共党，我们的教训就是要更好地统一起来，更多地依靠外援。孤军作战，又总是各自为政，是不得行的。当然，川军各路也大可放心，经本人再三考虑，即使发生两面作战之情况，我们定取北守南攻的方针。过去我们在川北对徐、张匪部的作战太被动，今后对西进共匪的作战，一定要采取攻势，在他们入川之前，就把他们堵住，一定要把南线的作战推到外省去打。总之，我们要眼光远大些，要统一，要依靠外援，要全力剿灭共党。”
刘湘的这次讲话，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各路军阀们说：“朱、毛共匪还远在湘桂边，管我们什么事，跟前的共匪还剿不胜剿，防不胜防哩！”“刘总司令是不是想弃川图黔呀？”冷嘲热讽中，这一天，杨芳毓突然来到刘公馆，给刘湘通报了最新“匪情”：“朱、毛共匪残部已于日前窜至黔东南，中央军在湘西的布防全部落空。该匪部是折向湘鄂西，还是直下四川，尚难料定。委座的意思，不论朱、毛残部窜逃哪个方向，川军都有堵剿共匪之责。”刘湘一听，哑了好久，不知是凶是吉，待到接过《匪情通报》看了个仔细，才眼睛一亮道：“英明啊，委座英明啊！说实在的，在南京的时候，当委座说到朱、毛共匪还有可能经贵州窜逃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