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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司法监察权、行政权的侵占。明代规定，在六部中设立给事中一职，总称“六科给事中”。专门监察六部，弹劾六部官员不法行为。同时，规定由司礼监掌管六科给事中收到的上奏张本。司礼监太监通过六科给事中，间接取得了监察六部的行政工作、刑部的审判工作之权力。
不仅如此，明代皇帝为了巩固极端皇权，实行恐怖政策，鼓励宦官告密，赋予宦官诬告免罪的特权。宦官可以根据闲言碎语，甚至随便罗织一个罪名，就把封疆大吏、高官显贵逮捕入狱，然后折磨致死。一般百姓，未经司法审判，无辜死在宦官的诬告下的更是难以计算。
廷杖监察权。廷杖，本是元代酷刑，明代承制下来。廷杖通常是司礼监太监监督执行，锦衣卫行刑。据史书记载，行刑锦衣卫看司礼监太监的站立姿势来决定行刑的轻重，如果司礼监太监两只靴尖朝外成八字形，则行刑用力轻；如果两只靴尖向内对齐，那么下手重，受刑之人难逃一死。皇帝如果一发怒，就可能廷杖大臣，清代赵翼说明中叶后大臣每次上朝前“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有明一代，标榜伦理道德，大臣给皇帝上谏、死谏的事例举不胜举，而且因此死掉的人也不在少数。黄仁宇先生认为，“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万历十五年》）。结果，宦官、锦衣卫利用手中职权，大逞淫威。武宗时，权阉刘瑾驱逐大学士刘健出朝，以蒋钦为首的21名官员集体上书抗议，结果这21人全部受廷杖之刑，其中一人当场身亡。1519年，正德皇帝（明武宗）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游玩，全体监察官员联名上谏劝阻，惹怒了皇帝，结果规劝的146名官员全部被杖打三十，11名官员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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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膨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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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执掌司法大权，明代宦官亦向军事系统慢慢渗透。在中央掌握一部分禁军的指挥权。这一点上不如唐代宦官集团。明初，对宦官插手军队控制较严。“土木之变”后，景帝令司礼监太监兴安、李永昌与石亨、于谦一起主持军队，权宦曹吉祥被任命督军。宪宗成化年间后，宦官协助处理京师军队成为定制，掌握了部分军权。在京师部分提督京营，同时，在地方出任守备、监军、镇守等职。明代，在南京、天寿山、凤阳、湖广承天府等几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地区设置常驻的守备，最高长官由宦官出任。永乐年间，明成祖派遣武将出镇边疆时，往往同遣宦官，以监督武将，职位在武将之上。到了洪熙年间，出任镇守或守备的宦官不断增多，不仅在边疆各地，内地各省、各重镇亦多有宦官守备。到了英宗正统年间（1436～1450年），宦官镇守已经遍及天下，并逐步取得了干预地方军事、民政的权力。
镇守、守备，乃是常设的军事机构。明代宦官还常常出任临时性质的军事长官，如监军。明代宦官监军，亦始于永乐年间。当时每次派遣军队出征，都派遣宦官监军，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末。宦官直接统帅军队出征者亦不少，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官兵就多达2。7万余人。权阉曹吉祥也曾统帅军队出征，不过是大败而归。
明代宦官出任与经济相关的职务，更是数不胜数，主要有市舶司、盐税司、采办、织造、烧造。明初，设置广东、浙江、福建三口对外通商，设市舶司管辖，由宦官出任。永乐以后，市舶司由宦官出任成为定制，除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市舶司太监还能请旨节制、提督沿海军队，应对突发事变。明代皇庄，设有观仓太监。草场，亦由宦官管理。不仅如此，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归户部，后亦加派宦官监督。
明代初年，即委派宦官监督、核查各地税务。到万历年间，宦官出任税收达到高潮，直接控制了各地的税收。宦官税使所到之处，建造官衙，收罗爪牙，肆虐地方。税使本来只是主管地方税务，但是宦官税使多干预地方官吏事务，监视地方官员日常举动，然后向朝廷密报。
明永乐年间，还曾派宦官核查矿物。景泰年间，开采浙江、福建银矿，命宦官提督管理。大规模派出宦官主持各地采矿事务，亦发生在万历年间，出使各地的矿监一时布满全国。
明代负责生产皇室所需纺织品的织造，亦由宦官监管，只不过由于滋弊甚多而时设时撤。
由此可见，明代宦官的魔爪，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不仅扰乱了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亦严重侵犯到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明代宦官为祸之烈，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物极必反，明代宦官的飞扬跋扈及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给清代统治者以深刻警示。有清一代，自顺治开始至宣统，凡十帝，无不不遗余力地裁抑宦官势力，尤以康、雍、乾三朝为最。清代所采取的裁抑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清代，宦官势力基本上被局限在内廷，具体表现如下：
宦官的职掌及实际权力被严格限制。终清一代，虽然清末出现过个别宦官专权，但是清代宦官基本上被限制在内廷，“止备内廷洒扫供役”。宦官从未有出任外朝官职之人，仅限于宫禁事务，没有典兵、监军之权。汉、唐、明三朝宦官所盛行的宦官操纵禁军、地方监军制度，至清代完全根除。1890年，权阉李莲英曾经陪醇亲王奕環检阅北洋舰队与南洋舰队，那是清代惟一的一次宦官检阅军队，但是李莲英当时并无干预军事之能力。无充使外出之权，权阉安德海曾奉慈禧太后之令至南方采办衣物，但是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宦竖私出非制”为名逮捕处死，慈禧对此亦无可奈何。
明代司礼监太监具有承宣谕旨、代行批朱大权，清代这些权力已经转移到军机处，宦官根本不可能参与其中。纵观清代内廷财务之权，亦归内务府主管。对于干预朝政的宦官，清初就已明文规定：凡宦官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应凌迟处死。在上述严格限制下，清代宦官始终未能形成活跃的政治势力。
宦官的身份地位被严格界定。明代宦官，不但欺蒙君主，而且肆意侮辱王公大臣、草菅人命。清代宦官，则只是名副其实的内廷奴仆。清代的祖制、家法，将宦官的家奴身份和卑贱地位牢牢地规定下来。康熙曾下谕：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雍正也下谕：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诸如此类的贬抑语句，将宦官卑贱地位法律化。明代权阉，常常凌驾于朝臣之上，肆意辱骂大臣的现象随处可见。清代则规定，宦官在途遇朝臣时必须恭敬站立让道，不得肆慢无礼，宦官直呼大臣姓名“立杖四十”。
宦官的政治上拉帮结派现象被根治。顺治年间，下谕禁止宦官交结满汉官员。康熙年间，下谕禁止宦官结党营私。雍正年间，禁止宦官在阿哥处行走。乾隆年间，禁止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交往，禁止宦官给皇太后传言政事。嘉庆年间，禁止王府太监与宫廷太监之间来往，由王府入宫的太监禁止再回原主私宅。上述措施，使宦官在政治上交往受到极大限制。
宦官数额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顺治时期，规定宦官“裁定员额，数止千余”。乾隆又下谕：宫中苑囿总计不越三千。清末，宦官总数下降到两千五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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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膨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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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制度自夏商时期开始，明代到达顶峰，随着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衰落，宦官这一皇权政治畸形怪胎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清代统治者对宦官的裁抑，无意中迎合了这一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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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畸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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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作为一个身心遭受重创、整日生活在深宫内院的群体，由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宦官呈现出一种与常人迥异的性格特征。而这种性格特征进一步影响和制约着宦官的言行，从而导致了宦官畸形性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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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心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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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作为一个身心遭受重创、整日生活在深宫内院的群体，由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宦官呈现出一种与常人迥异的性格特征。而这种性格特征进一步影响和制约着宦官的言行，从而导致了宦官畸形性格的形成。
自卑与怨恨
对于每一个宦官来说，阉割手术都是他们一生中的噩梦。尤其是在封建伦理盛行的家族社会，统治者高唱孝义之道，普通民众也以延续祖宗血脉为人生第一大事。在这样的氛围下，每一个阉割者所面临的心理压力与社会舆论，都是空前的强大。
一般说来，阉割手术后的两三个月内，男子的胡须开始脱落，儿童则根本不长胡须。喉结随着变小，声音逐渐尖细起来。身材变得臃肿，肌肉柔软但缺乏力度，从后面看非常像普通妇女。由于缺乏性器官，这种重大的生理缺陷使得宦官极其自卑，而且一旦谈论到与男子性器官的有关的话题时总是十分敏感、忌讳。司马迁受宫刑后，自称“刑余之人”，认为是人生奇耻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而且每每想到自己已成为残缺之身，“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诟弥甚尔。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粘衣也”（《报任安书》）。这段话，司马迁将自己遭受腐刑后的悔恨与自卑，写在纸上，每一个字都浸泡着作者的泪水。司马迁天赋极高，又博学广识，平日自视极高。可是一受宫刑，便变得如此自卑，那一般人遭受宫刑后的自卑之心，就不用多说了。清代学者纪晓岚博学多才，为人幽默诙谐，有一次他在宫中给宦官讲故事，说到关键地方戛然而止，宦官追问下文，纪晓岚风趣地说：“下面没有了。”结果四周的宦官一下沉默起来，接着都一声不吭地走开，而且个个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宦官的自卑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宦官因为丧失了性功能而导致极端自卑，因此特别艳羡巨大的阴茎和睾丸，将其视为最好的补品和食品。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写道：“内臣最好吃牛驴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则牝具也；曰‘挽手’者，则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则外肾卵也。至于白牡马之卵，尤为珍奇贵重不易得之味，曰‘龙卵’焉。”驴马的牝具（阴户）和牡具（阴茎），是由结缔组织和海绵体组成，根本无法炖烂或炒脆来吃，却成了宦官们的美味佳肴。这种变态反常的饮食习性，大概只有宦官才有。
还有很多宦官，幼年的时候就被父母强行贩卖或送进宫中为宦，他们被阉割乃是被迫的，所以心中对自己的父母充满了怨恨之情。同时，这个社会对宦官群体的排斥与蔑视，更使得宦官的自卑情感加重，而这种深深的自卑由于长期被压抑在心中，最终导致宦官群体对整个社会的仇视、怨恨。而这种情感一旦爆发出来，对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明代正德年间御马太监张忠，幼年时在家中被强迫自宫，然后入宫为宦，许多年后他父亲来宫中看他，他坚决不见。宫中太监劝他见一见父亲，他却重重地杖打了他父亲。杖打父亲，这在封建礼法社会乃是大逆不道之事，可见张忠对父亲的怨恨之情，已到极点。
发愤图强
宦官的发愤图强意识，其实是宦官自卑心理的第一个外在表现。宦官经受阉割后，只有入宫为宦这一条途径。同时，由于身体的缺陷，被整个社会所排斥甚至蔑视，所以有些宦官为了重新赢得整个社会对自己的一种认可，发愤图强，积极进取，因而做出了一番惊人的事业，从而得以名垂青史。司马迁说过：“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古代圣贤如此，宦官群体发愤意识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秦代臭名昭著的赵高编撰了《爰历篇》，加上两汉时期宦官史游所编《急就篇》，此二书将常用杂字编创成便于诵读的韵文，适应了当时规范文字和学童习字的需求，为后世研究汉字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东汉宦官蔡伦，经过长期实践，改进了造纸术，使得纸张自东汉后逐渐取代了其他书写材料，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几个世纪后，造纸术随着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上最早的干船坞，也是出自宦官之手，他就是北宋神宗年间的宦官黄怀敬。差不多与郑和同时代的宦官侯显，在1403年至1425年的时间里，五次奉命出使西藏，为加强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做出了贡献。他的足迹遍及西藏、尼泊尔、印度，圆满完成了“交通西域、招徕番部”的任务。
另外，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女真族宦官亦失哈，为我国东北边境的巩固做出了杰出贡献。1409年，明成祖决定在黑龙江建立奴儿干都司，派宦官亦失哈作为中央使节出使这一地区。1411年，亦失哈率领官兵1000人，到达奴儿干地区，选定特林作为奴儿干都司的治所。1413年，在特林刻立石碑，碑文题名“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分别用汉、蒙、女真、藏四种文字记述了奴儿干都司的设置经过和永宁寺的建造情况，同时代表中央政府巡视库页岛地区。1432年，亦失哈率领2000余名官兵，分乘50艘船，到达奴儿干地区，重修永宁寺，再次刻立石碑，“重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亦失哈的巡视及刻立石碑，表明包括黑龙江以北、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在5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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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心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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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古代专制社会，宦官群体的发愤图强意识，更多的表现为对权力的疯狂追逐。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宦官来说，入宫为宦的惟一目标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被皇帝相中，以便飞黄腾达。历史上有名的权阉，大多数都热衷于玩弄权术。赵高从一个小宦官，爬到丞相高位。权阉仇世良，视废立皇帝为儿戏，把朝臣玩弄于股掌。宦官的这种发愤图强意识，其实是走向了另一极端，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怪戾冷酷
这其实也是宦官极端自卑的外在表现，正因为宦官极端缺乏自信，所以宦官得势后都想表现一番，向社会证明自己。但是，由于宦官群体普遍缺乏经国之才，所以在表现过程中总是遭到社会的反抗，为了应对反抗，宦官往往不是采用温和手段，而是采用极端暴力来压制，而且由于宦官天性中缺乏爱，这种暴力镇压往往特别残酷。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舐犊之情、亲情、爱情是人生感情经历的三部曲，人的一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环，其心理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我们常说，年少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为人生三大不幸，与现代心理学揭示的情感规律很相近。对于宦官来说，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年幼的时候便被父母送入宫中为宦，从小享受不到应有的亲情。同时，在举目无亲的宫禁中，不但要独立生活，还要饱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欺凌、侮辱，学会在危机四伏中生存。由于从小缺乏亲情与家庭的温情，心中很小就有了冷酷无情的种子。同时，成年后宦官由于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制约，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更没有子女，平时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既无法享受到异性的爱情，也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结果变得越来越怪戾，越来越冷酷无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宦官很难控制自己的性情，喜怒无常。有时因为一件小事而伤心不已，甚至歇斯底里。发泄过后，忽然喜笑颜开、若无其事，让人难以捉摸其心理。
宦官的冷酷，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宦官当权后的对人极端无情、大肆杀戮，杀人不眨眼、视人命为草芥。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赵高诛灭李斯家族，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大杀朝臣，明代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都是血淋淋的例子。明代宦官认为，吃了儿童的脑髓，阳具便会重新长出，因而很多宦官都到处捕杀儿童，然后吃人脑髓。宦官冷酷到吃人脑髓，可见已经完全泯灭了人性。
自私狭隘、极端排外
前面说过，大多数的宦官出自贫寒家庭，所接受的文化熏陶少，受到传统礼仪的约束较少，这使得他们为人处世没有底线，为了达到自身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极端自私。同时，由于年幼时缺少关爱，没有亲情，更无爱情，促成了内心世界的极度自私。
环境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