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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泳愉快地笑了笑。“只管好好休息吧。”他说。
埃文斯闭上了眼睛。
４ 圣莫尼卡
１O月１３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
那天早上九点钟，所有被邀参加会议的人都在那儿转悠，没有落座。
埃文斯端着一杯咖啡，站在入口处。虽然他感到特别累，但没事儿。早些时候他两腿有点发抖，但现在已经过去了。
代表们显然都是那种学者型的，许多人的穿着很随便，表明他们喜欢在户外活动的生活方式——卡其布外套、豆牌衬衫、旅游鞋和巴塔哥尼亚背心。
“好像一副伐木工人的打扮，难道不是吗？”詹尼弗站在埃文斯旁边这样说道。“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电脑前度过的。”
“真的吗？”埃文斯说。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旅游鞋呢，”
她耸了耸肩：“现在时兴这样，很粗犷。”
讲台上，尼古拉斯·德雷克敲了敲麦克风，“早上好，”他说，“会议将在十分钟以后开始。”说完，他来到亨利跟前。
“电视台的摄像机还没弄好。”詹尼弗说，“今天早上摄像机的电源出了一些问题。工作人员还在修。”
“这么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电视了。”
会议大厅门口传来一阵混乱声和叫喊声。
埃文斯看过去，发现有一个穿着斜纹软呢大衣、打着领带的老人正使劲挣开两个保安。“我是被邀请的！”他说，“我应该参加。”
“对不起，先生，”两个保安说，“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
“可是，我告诉你，我是被邀请来的！”
“噢，天啊。”詹尼弗摇了摇头，说道。
“他是谁？”
“他是诺曼·霍夫曼教授。听说过他吗？”
“没有，干什么的？”
“听说过思想生态学吗？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者应该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是他对环保问搪栳出了极端激烈的批评，有点像一条疯狗。我们曾经邀请他来辩论室里讲讲他的观点。那是一个错误。这个家伙从来都不住口。他滔滔不绝，讲着讲着，突然改变话题——东拉西扯——而且你还不能打断他。这就好像一台电视机，每隔几秒钟就换一个频道，而你手里又没有遥控器。”
“难怪他们都不想让他来这儿。”
“噢，是的，他会招惹麻烦。他已经惹麻烦了。”
在入口处，那个老人想挣开保安的手。“放开我！你们竟敢这样！我是被邀请的！是乔治·莫顿亲自邀请的！他和我是私人朋友。是乔治·莫顿邀请的我！”
乔治·莫顿的名字激发了埃文斯的兴趣。他向那个老人走去。
詹尼弗说：“你会感到遗憾的……”
他耸了耸肩：“对不起。”他边说边向保安走去。“我是莫顿先生的律师。能为你效劳吗？”
那个老人被保安架着，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我是诺曼·霍夫曼教授，是乔治·莫顿邀请的我！”
又走近些之后，埃文斯看见那个老人只是革草刮了一下胡子，蓬头垢面。
“你认为我为什么要到这种可怕的地方来？原因只有一个：乔治要我来的，他想知道我的看法。虽然几个星期前我就可以告诉他：这里不会发生什么让人惊奇的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会议将以廉价葬礼上的所有堂皇的仪式进行。”
埃文斯心想詹尼弗刚才的警告是对的。他彬彬有礼地说：“先生，你有票吗？”
“没有，我没有票，我不需要票。你为什么就不懂呢？年轻人，我是诺曼·霍夫曼教授，是乔治·莫顿的私人朋友。”他说，“他们拿了我的票。”
“谁拿了你的票？”
“一个保安。”
于是，埃文斯对那些保安说：“你们拿了他的票吗？”
“他没有票。”
“你有票的存根吗？”埃文斯对霍夫曼说。
“噢，该死，我没有存根。我不需要那东西。坦率地说，我什么都不需要。”
“对不起，教授，可是——”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办法把它留下了。”他把撕碎的票的一角递给埃文斯。
是一张真的票。
“票的其余部分呢？”
“我告诉过你，他们拿走了。”
站在一边的一个保安向埃文斯招手。他走了过去。那个保安把他那只握着的手伸了出来，手掌里正是那张票的其余部分。
“对不起，先生，”他说，“德雷克先生明确指示，这位先生不能进去。”
“可是他有票啊。”埃文斯说。
“也许你应该去和德雷克先生说说。”
这时，电视台的人采了，引来一片混乱。霍夫曼立即走到摄像机面前，再次开始挣扎。
“不要去麻烦德雷克！”霍夫曼对埃文斯大声嚷道，“德雷克是不会让这些真相曝光的！”说完，他又转身对着摄像机，“尼古拉斯·德雷克是个不道德的骗子，这些做法完全是对全世界穷人的嘲弄。我亲眼目睹了非洲和亚洲那些快要饿死的孩子！就是因为这样的会议使他们奄奄一息！这些散布恐惧心理的人！这些不道德的散布恐惧心理的人！”他狂躁地挣扎着，眼里充满了怒火，嘴唇上溅着唾沫。看起来他确实疯了，所以摄像机关掉了，电视台的人似乎很窘迫，纷纷走开了。立刻，霍夫曼停止了挣扎。“不要紧。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像往常一样，没有人会感兴趣的。”说完，他转向那些保安，“你们可以放开我了，这种欺诈我受够了。这儿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放开我！”
埃文斯说：“放开他。”
于是，保安们让霍夫曼走了。他立即冲到屋子中间，在那儿，电视台的人正在采访特德·布拉德利。他走到布拉德利面前，说道：“这个人是个拉皮条的！他是为一家靠散布虚假恐怖消息而谋生的腐败机构拉皮条的！难道你不知道吗，虚假恐怖消息是瘟疫，现代瘟疫！”
这时，那些保安又抓住霍夫曼，把他拖出了会议大厅。这一次他没有挣扎。他浑身软弱无力，被拖出去时，脚后跟在地上拖着。他只是说：“小心点，我的背有毛病。你们弄伤了我，我会以伤害罪起诉你们的。”
他们来到路边，抹去他身上的灰尘，放开他。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先生。”
“我会的，我的每一天都是计划好了的。”
埃文斯回到詹尼弗身旁，注视着霍夫曼。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吧。”詹尼弗说。
“他究竟是谁啊？”
“噢，他是南加州大学的退休教授。是第一批用精确的统计学方法来研究媒体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的人之一。他是个有趣的人，但是你也看见了，他的立场很强硬。”
“你认为莫顿真的邀请了他吗？”
“彼得，我需要你帮忙。”一个声音说。埃文斯转过身来，发现德雷克正大踏步走过来。
“什么事？”
“那个挺难对付的人，”德雷克说，同时向霍夫曼点了点头，“可能会直接去警察局，声称他受到了伤害。我们不希望今天早上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去和他谈一谈，看能否让他冷静下来。”
埃文斯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让他来解释一下他那深奥的理论吧，”德雷克说，“那会让他忙上几个小时。”
“可是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会错过大会——”
“我们不需要你在这儿。我们需要的是你在那儿。和那个疯疯癫癫的人在一起。”
会议中心外面有一大群人。他们正在通过一个大屏幕观看会议的进程，演讲者的下面有个副标题。
埃文斯从人群中挤过去。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跟着我。”霍夫曼看见埃文斯后说道，“没用。”
“教授——”
“你这个年轻聪明、装腔作势的人，是尼克·德雷克派来让我放弃立场的吧。”
“根本不是，先生。”
“是，你就是。你不要撒谎。我不喜欢被骗。”
“好吧，”埃文斯说，“对。我是德雷克派来的。”
霍夫曼停下来不说了。他好像对埃文斯的诚实大吃一惊，“我知道。那他派你来干什么？”
“阻止你去警察局。”
“那么，好了，你成功了。回去告诉他，我不去警察局。”
“这才像你的样子。”
“噢，像我的样子。你是那些关注怎样子的人之一。”
“不，先生。可是你——”
“我并不关心我像什么样，我只关心是什么。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律师。”
“我本该知道的。如今每个人都是律师。根据对法律这个行业增长情况的统计来推断，到２０３５年，在美国，每个人都会成为律师，包括刚出生的婴儿。他们生来就是律师。你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会是个什么样子？”
“教授，”埃文斯说，“你在大厅里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
“有趣？我指控他们明目张胆的不道德，你竟然说这很有趣？”
“对不起，”埃文斯说，想把话题转移到霍夫曼的观点上去，“你没有解释你为什么认为——”
“年轻人，我并没有想什么。我知道。那是我研究的目的———去了解事物，而不是去猜测事物。不是去把它理论化。不是去假设。而是通过在这一领域直接的研究去了解事物。在当今学术界，这已经是一种失传的艺术。年轻人——你并不是那么年轻——噢，不管怎么样，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埃文斯。”
“那你是为德雷克干活的了，埃文斯先生？”
“不是，我为乔治·莫顿干活。”
“你为什么刚才不说呢！”霍夫曼说。“乔治·莫顿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过来，埃文斯先生，我请你喝咖啡，我们谈一谈。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我恐怕不知道。先生。”
“我研究思想生态学，”霍夫曼说，“以及它怎样导致一种恐惧状态。”
５ 圣莫尼卡
１O月１３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３３分
霍夫曼和埃文斯坐在会议大厅对面的一条长椅上，远处太厅的入口处全是乱转乱挤的人群。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啊！但霍夫曼对身边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口若悬河，生气勃勃，双手乱挥，常常拍打埃文斯的胸脯，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十年前，我开始研究时尚和俚语，”他说，“当然后者是一种语言时尚。我想弄清决定时尚和语言变化的因素。但很快就发现，根本没有可以确定的决定性因素。时尚的变化虽然有其规律——循环性、周期性和相关性——但也存在一些随意的原因。这些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你在听我说话吗？”
“在听。”埃文斯赞同地说。
“在任何情况下，我认为周期性和相关性可以看作它们的内部系统。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生态系统。我测试过这个假说，发现颇具探索价值。正如在自然界的森林中、高山上、海洋里存在生态学一样，在人类的精神、观念和思想等抽象世界中也有一个生态学。这正是我研究的课题。”
“我明白了。”
“在现代文化中，一种观念时兴时衰。曾几何时，所有人都相信某一个观点，但是渐渐地，他们不再相信了。到最后，甚至没有人记得那个旧观念了，就像没有人记得过时的俚语一样。你知道吗，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时尚。”
“我明白，但是教授，为什么——”
“你是想知道为什么观念也会过时吧？”霍夫曼说。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答案很简单——观念确实会过时。时尚，跟生态学一样，总是会受到破坏的，对已经确立的秩序进行较大的调整。一道闪电可以烧毁大片森林。不同的物种从烧焦的土地上涌现出来。意外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突然的变化，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样子。”
“教授……”
“但正如观念能在突然之间发生改变一样，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淀下来。一些观念虽然被科学家们摒弃很久了，却依然为大众所接受。有关左脑和右脑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加州理工学院的史伯里对一群特殊的做了大脑外科手术的病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脑可分为左脑和右脑，这种观点流行开来。实际上，他的发现仅限于这些病人，不具有广泛的意义。史伯里也否认有其他意义。到了８０年代，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关于左右脑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正常人的左脑和右脑并不是独立运行的。但是在流行文化中，二十年过去了。这种观念还没有消失。虽然科学家们把它置于一旁几十年了，但人们却依然在谈论它，相信它，写书论述它。”
“是的，非常有趣——”
“同样，在环保思想方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个叫‘自然平衡’的东西被广泛接受。如果你不干预自然界，它将处于一种自我维持的平衡状态。这种可爱的观点有很深的渊源。三千年前希腊人就是这么想的，没有任何根据。只是觉得这个观点似乎很好。然而，到了９０年代，没有科学家再相信自然平衡。生态学家们也因为它是错误的而弃之不论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是一种幻想。他们如今讲的是动态失衡以及多种平衡状态。他们现在明白了大自然永远不会平衡。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刚好相反，自然界总是处于失衡状态，意思就是说——”
“教授，”埃文斯说，“我想请教你——”
“意思是说人类，以前被定义为自然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整个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种种破坏。”
“但是乔治·莫顿……”
“是的，是的，你想知道我和乔治·莫顿讨论了些什么。我正要说到这点，我们没有脱离主题。当然，莫顿想知道有关环境的观点，特别是关于环境危机的观点。”
“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像我和我带的研究生一样，研究一下大众传播媒体，看一下标准概念的变化，你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看过主要广播网新闻节目的副本——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们也读过纽约、华盛顿、迈阿密、洛杉矶和西雅图等地报纸上的新闻。我们计算了一下这些媒体使用某些概念和术语的频率，结果非常令人震惊。”他停下来。
“你们发现了什么？”埃文斯接过他的提示，说道。
“１９８９年秋天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在此以前，媒体并没有过分使用危机、灾难、洪涝、瘟疫或者灾祸等术语。比方说，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危机这个词语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频率与预算一样高。另外，１９８９年以前，像糟糕、空前、恐惧等形容词在电视报道或者报纸标题中也不是经常出现。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怎么变的？”
“这些术语开始出现得越来越频繁。１９９５年，灾难这个词语的使用次数是１９８５年的五倍。到２０００年已经达到十倍。此外，新闻报道也发生了变化。更加强调害怕、担心、危险、怀疑、惊慌等情绪。”
“为什么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变化？”
“啊。问得好。一个具有批判性的问题。在许多方面１９８９年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年：苏联潜艇在挪威沉没；埃克斯·森瓦迪兹油轮事件；萨尔曼·拉希蒂被判处死刑；简·方达、迈克·泰森以及布鲁斯·斯普林司廷的离婚；美国新教圣公会雇用了一个女主教；波兰认可罢工联合会；航天者号飞越海王星；旧金山大地震把公路夷为平地；俄国、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在进行核试验。这一年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切地说，危机这个词开始广泛使用是在１９８９年秋天。与柏林墙的倒塌时间如此巧合似乎让人不敢相信。柏林墙的倒塌是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九日。”
霍夫曼再次陷入了沉默，意味深长地望着埃文斯。有点洋洋自得。
埃文斯说：“对不起，教授。我还是弄不明白。”
“我们也不明白。开始我们也认为这种联系非常牵强，但事实就是如此。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苏维埃帝国的解体，以及长达半个世纪的西方冷战的结束。”
又是一阵沉默。又是得意洋洋的眼神。
“对不起，”埃文斯最后说道，“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他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彼得，我要说的是，社会控制的概念。每个主权国家都需要对其国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使其有序、理性和温顺。让他们开车时要走在路的右边——或者左边，看情况而定。还让他们纳税。当然，我们知道社会控制的最好办法是恐吓。”
“恐吓？”埃文斯说。
“没错。五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