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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彤这个人就是这样，他想说的话从不直接说出来。先叫个板，起个头放下，叫别人自己去玩味，他在那等着，等你请他说他才说。他总是能居高临下，去指导别人。不愧为搞政治的老手。
叶心钺和他在一起工作，没几天就看清了他这一套。他瞧不起这种小把戏，自有应对的办法。他心想，你来暗的，我来明的，邪不压正。我干政工是党组织分配的任务，我是军人党员，我给共产党干，不是给那个人干的，不管他地位有多高，我都不在乎。
叶心钺明知故问：“还不止这些吧……”
汪彤终于等来了叶心钺的“讨教”，便摆出一副领导的腔调说道：“当然喽！人家说你们，训练民兵操之过急，差点闹出人命来。”
叶心钺随口撂个套给他：“下边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谁管得了这些。”
汪彤终于急不可耐了，自己竟原原本本地兜了出来：“一般人怎么说我不管。我是在柳书记房子里听武权、吴魅，还有人保组副组长熊玉他们在那议论的。说谢大军没骑过马，‘不会走，就想跑’说周佩金兽大毕业，骑上马下不来，‘太窝囊’。”
叶心钺：“柳书记也是这个态度吗？”
汪彤：“柳书记，人家作为县领导怎么会直接这样说呢，可是，看得出并不满意。柳书记说：‘县
委会上，我就强调说，不要急，慢点来，要有一年的适应过程，这才过了不到三个月，就出事了——蛮干！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柳书记说话时气得脸都红了。”
叶心钺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县委会上他是说了，但县委最后的决议，还是要抓紧民兵训练，所以才叫我当这个民兵连长。县委的决定到底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到底是听县委的，还是听他柳卫东的！”
汪彤一看叶心钺真动了怒，自己又说开软话了：“你也别发火，我俩一起工作，我是政工组长，我不愿别人诋毁你。诋毁你，也就等于诋毁政工组，诋毁我。我说这些话透个风，也为你好，不想叫你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我是说干工作，不要死认真，你就不能灵活点——叫他上下左右都没话说，过得去就行了……”
叶心钺说：“你说的这种干法，我做不来！”
汪彤说：“你……当兵的出身的，都一样的倔……”
中午。
苗师傅因感冒到
医院门诊部去拿药，回到房里，见贸易公司会计薛步青正坐在他的床沿上，同谢大军说话。他就坐在靠窗的唯一一张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也想插话闲聊几句。
薛步青，是财经大学毕业生，毕业时校方原本打算分配他到“广交会”，因为他英语好，后来据说因为成份的关系，最终把他分到阿里高原。
这位大学生，因成份分配竟不如意，自然一时也入不了党。他听说谢大军也是大学生，成份虽好，至今也未入党，多少有些“同病相怜”之感。由于谢大军还多了个副组长的头衔，负责整个商业组的领导工作，自然对谢高看一眼，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也就多些。因此，常到谢大军房里来聊天。
薛步青是南方人，个子不高，一米六十五多些，白净面皮，细眉细眼。不管何时何地，对任何人，总是一副笑面待人的，温和而灵气的形像。加上他对谢大军的尊重，因而谢大军对他以礼相待，两好加一好，朋友处得好。
薛步青就和谢大军谈起昨天骑马的事。只见老薛一本正经一脸惊讶地说：“谢组长（‘长’字拖的特别长），你的马骑的好漂亮，连我的夫人都说，你这位北方人胆子好大哟！”
谢大军不好意思地摆着手，连说：“出丑！出丑！”
老薛不管他咋摆手，仍然兴味十足地往下说：“我的夫人说，你好讲义气的，救了周佩金，自己差点被马踩，很危险，你这个人真够朋友！”
谢大军先听老薛是在恭维他骑马，没在意。当听到“够朋友”一句时，倒使他高兴了，他终于反问了一句：“你也认为我够朋友？”
薛步青现出了开心的微笑：“当然喽！我夫人的意见，就代表我的看法，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不是随便乱说的。”
谢大军听着薛步青诚恳的表白，一脸善意友好的表情，自己深深被打动了，也立即作了一个直率的表态：“那好啦，老薛，那我就认你这俩口交个知心朋友，以后在商业业务上，对我这个外行，还请多多指教！”
薛步青：“交朋友我是求之不得的，朋友不嫌多吗。至于商业业务，咱们目前的经营方式，没有什么扩大经营的作用，增加利润更不可能，只求个供需平衡罢了，闲了我给你两本书读读，书读完了什么都明白了，用不着谁指教！”
谢大军：“那真得先谢谢你了！”
“既然是朋友，那就不用客气了！”
苗师傅好不容易才找到说话的机会：
“我们谢组长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我到
医院门诊去拿药，那些藏干同志都在大大夸奖你。”
薛步青：“他们谁在那里，说些甚么？”
“人很多。院长曲松和妇联巴宗说：‘谢大军简直不像大学生，倒像一个军人。一个从未骑过马的人，一下子骑上去，跑起来，掉下来，再骑上去，一路飞跑回来，又豁出命去救人，真是好样的！’”
谢大军：“别夸张了！”
苗师傅：“怎么是夸张？那个妇联主任兼团委书记巴宗说：这个谢大军厉害的很，心眼又好，是少有的好人！我是结婚了，否则非嫁给他不可！”
谢大军听了赶快把头扭到一边去，薛步青嘴张的老大，哈哈笑起来：“这话说的很实在！”
苗师傅边说边笑，又补充道：“她最后一句‘非嫁给他不可’话音未落，一个人推门进来问：‘你还要嫁给谁呀？’大家一看原来是巴宗的爱人扎崩，都噤不住笑起来。你们猜巴宗，怎么回答：‘嫁给谢大军呀，怎么样？’扎崩更可笑，他皱皱眉，瞪大眼睛说：‘嫁别人是坚决不行！要嫁给谢大军吗——那我也没什么话可说的了，他确实很棒啊’……”
谢大军怎么也止不住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藏干同志们很会
幽默！个个都很活泼，今天我倒成了他们开心的对象”。
薛步青笑过后感叹道：“那个巴宗很活跃，出洋相有时叫人笑得肚子痛！那是个活宝。”
晚上，黎部长来到李刚义副主任房间。
他们大约也都听到了，近两天部分人关于民兵训练的一些议论。
李刚义一脸正气，面带怒色，很不平静地对黎部长说：“我们努力贯彻上级有关战备的指示精神，认真抓紧民兵训练。干部们积极热情，精神振奋，勇跃参加。特别是几位新同志，努力克服缺氧乏力等不适应气候的困难，大胆勇敢地训练，即便是出点小差错，也是可以理解的。训练效果也是应当肯定的。可是有的人却偏不这样想，故意挑剔，看笑话。还有人甚至说风凉话，鸡蛋里挑骨头……”
黎部长：“要是在部队新兵练骑马，哪一个不得摔几回？这算个屁事！练兵首要看的是战士的精神，只有不怕死，大胆勇敢，吃苦耐劳，才能练出好兵来……我观察了几次，干部们练得不错！特别是那个谢大军，知识分子出身，看不出一点娇气，却很有魄力。学骑马，摔下来，骑上去，还不避危险勇于救助别人，这正是一个革命战士的素质。我敢说，像这种人，上了战场，不当英雄，也绝不会是孬种！那种爱说风凉话的人，自己不愿做事，也不喜欢让别人去做，多半是胆小鬼。上战场也会当逃兵，开小差！到阿里来工作，有些人就吃不了这份苦，呆不了几天就想走，还不是开小差！”
黎部长越说越气愤了：“对于一些落后舆论，全当是放屁！别理他！以前县上人也少，没那么多事情。现在人多了，事情也越来越多了，你那里一动，别人就有话说，真是奇怪得很！”
李刚义给黎部长续茶，两个人又互相点烟，冷静下来后李刚义说道：
“说来这是个风气问题。从一部分群众、一个机关中的部分人的舆论，可以看到一部分社会……说穿了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乱造舆论的歪风邪气，还远远没有肃清，没想到有个别人还把它带到山上来了。”
黎部长从床沿上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动着、思索着。一会他又坐到床边，倚靠在被子上，双手托在后边，把腿翘起来，长长地呼出一口烟。
李刚义又接下去说道：“所以，我建议黎部长，你也是副书记，你跟周书记商量一下，由他召集开一次科以上干部学习座谈会，开展正面教育吗。由你们俩讲讲当前整个地区暨我县的形势，顺便有针对性地讲讲机关风气等问题。邪气不能泛滥，正气可鼓而不可泄。《管子·立政》篇说：‘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毛主席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嘛！压制邪气，首先必须弘扬正气，邪不压正嘛……”
黎部长点头微笑，深表赞许。
召开科以上干部会议，是高原小县常用的工作方式。政治学习，统一思想，布置工作，一揽子进行，一竿子插到底，省去了很多麻烦。
新干部到县已经有几个月了，最近一个时期，县上着重抓了民兵组织建设与骑射训练。对民兵训练与文革“正面教育”个别领导与干部有些不尽相同的看法。
周书记根据有关领导的建议，在笔记本上列出几条，有针对性地对于“文革”形势及当前工作的认识，开展一次有的放矢的“正面教育”。
小会议室在坐的是县委、县革委暨县科以上的全体干部。
周凌风带着满脸笑意对大家说：
“今天‘文革正面教育’的内容是，谈谈形势与当前工作。方法是我主持会议，我讲，大家也讲，讨论式的进行。允许有不同看法，可以争，不可以吵。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统一认识，鼓舞干劲的目的。大家看怎么样？”
“好！好！一形势、二生产；先国际，后国内。书记先讲，然后大家跟上。”妇联主任巴宗第一个表态。这位聪明能干的藏族年青的妇女主任，热情、活泼、直率带点调皮的个性，深得藏汉干部们的欢迎。每次她俏皮
幽默的插话一出口，准跟着一片开心地笑声。方才周书记的开场白，虽然是捧着笑脸说的，但笑从书记脸上发出，也总带有一种严肃的韵味。然而，经过这样一位下级（特别是女人）的插科打诨，会场上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常给人一种和谐的氛围。这正是领导者所需要的。因此，书记主任们从来不驳她的面子。
大家的笑声刚过，周书记便精神振奋地说开了！
“好，就按巴宗说的，一形势，二生产，由我先提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什么时间开始的，现在到了甚么价段？这个简单的问题我想请山上的老同志来回答。”山上的同志们是受正面教育，感受毕竟没有山下的同志们切身经历的深。
周书记似乎想在新来的干部面前，显示一下山上“正面教育”的程度。但在新干部面前，县上原来的老同志，都只笑，不肯先说话。因为他们都知道，谈文革，无论如何他们也没有新来的同志知道的多，因为他们刚刚离开那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的第一线来到这里。
大家不说话便感到拘谨。周书记终于点将：“巴宗主任，还是由你来说说吧！”
巴宗听到周书记点她的名，故作惊讶地用一个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说：
“我？”
“啊，就是你。你说说看，文革是甚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
还没说话，她先伸伸舌头，自己先嘿嘿一笑。
“说吧，说，说错了也没关系！”周书记忙鼓励她。
新来的同志们来了兴趣，想看看这位年青的藏族女干部对文革知道得究竟有多少。
“大胆地说吧，巴宗主任，知道多少说多少，别害羞……”柳卫东副书记笑眯眯地说。
“说吧！”巴宗的爱人年青的藏干人保组副组长扎崩说。
“急什么着急，你替我说”巴宗扭捏地说。扎崩瞪了她一眼算作回答。
巴宗像得到某种力量或指令似的爽快地说开了：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是一九六六年春天吧，记得我们很快当了红卫兵，在西藏民院，我们还是学生，以后参加了大串联，还去了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哎——行啦，行啦，别扯太远，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扎崩看来更干脆些。大家为这两口的对话先笑起来。
“现在吗，现在是‘斗、批、改’阶段嘛，正在进行嘛。”
李刚义副主任：“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巴宗抬起乌溜溜毛茸茸的大眼睛看着李刚义笑着背出了毛主席的一段话：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好！不错吗！”李刚义副主任带头给巴宗鼓掌。汉族干部，特别是新上山的汉族干部看到藏族青年干部讲汉语，背毛主席的语录，这样流利，从内心感到钦佩。
这回轮到她爱人扎崩同大家一起使劲为她鼓掌。
周书记对妇联主任巴宗能熟练地背诵毛主席的指示，对文化大革命的进展阶段一清二楚，既满意又高兴。像巴宗这样的一批藏族青年，是他前几年亲自从牧区基层选拔上来，送西藏咸阳民族学院学习，只是由于“文革”停课，没学到多少东西，可是回来后，他们仍坚持业余学习，十分刻苦，他们学习汉语、汉文、非常卖力。汉语讲普通话，汉文一般可达中学程度。在阿里这旧社会没有一所学校的地区，现在有了他们这一批
文化人，已经很不容易。他把这批青年称为阿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好！你这个阿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正面教育’没白学。”周书记总喜欢不失时机鼓励他们。
西饶副主任：“我们县的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还是抓的很紧的。文件一下来，我们都认真钻研，深入领会精神。先干部，后群众全面贯彻下去，让一般群众也都能了解个大概。”
柳卫东：“啊……这还是不错的！我只是想问一下文革运动的几个阶段，比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县里已经建立了，这没说的……大批判，大家也可看文件，读报纸，听广播，可像‘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不知这‘正面教育’是怎么做的？是不是也是靠读读文件、学些材料就行了？……”柳卫东说完，暗自露出了得意的微笑，眼光不时从眼镜上边扫视县领导中的其他人。
先是大家都不说话。
可是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大家只是在琢磨，不知这位新来的柳副书记葫芦里倒底卖的是甚么药。
科级干部，不知领导的意图，话有点不好说，怕说错了，不明不白地和领导闹对立。
其他几位县级干部，又都觉得刚刚工作在一起，话好说，怕有了分歧关系以后不好处。
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这县上的第一把手，周书记。周书记也明白，只是自己是一把手，一切事都不要由自己先去说，害怕给大家定框框。
周书记看着大家又有些拘谨了，作为会议主持者不得不站出来先说几句加以引导：“哎！大家不要光看我呀，方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被柳书记考问住了？是什么就说什么，一切都实事求是吗！再说学习中发言，没人抓辫子，柳书记他们是革命领导干部嘛，绝不会给谁穿小鞋的，——是吧，柳书记？”
“是，是，是——没有人穿小鞋！周书记真会开玩笑。”柳副书记不知为什么，经不住一句玩笑话，前边说话时的那种神彩飞扬劲一扫而光了，自己的脸也不知甚么时候变得红红的、胀胀的，一脸窘迫的样子，大家先是哈哈笑起来，后来见柳副书记那尴尬的表情，想笑都不敢再笑了。
短暂的冷场后，虽没人正式发言，科级干部们却在下面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了。
“我说两句，既然是学习嘛，就要发言，冷场也不好。我随便说两句，不对大家可以纠正。”政工组长汪彤笑笑神气十足地说：“首先，我觉得柳副书记提的问题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笑的！柳副书记问话的意思，我的理解是除了搞‘正面教育’除学文件外，到底还有没有个具体的内容形式，这是应该明确起来的。”
“我也想说两句，只谈对‘正面教育’的看法，或者说从字面上去理解……”谢大军冷静地说：“‘正面教育’这个提法，我们从上山就听说了。我觉得‘正面教育’和山下的群众运动的做法，从根上说就不是一回事。‘正面教育’着重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