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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自己今天汇报的县医院大夫许贵胄收听敌台这样看似严重的政治问题，柳卫东却不大感兴趣，强调要“慎重”。对于牵涉到县领导的事，他要一再解释是“对事不对人！”既表明他有原则性，又表明他不愿意得罪人。
但是，对于丁明光等部分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柳卫东是既厌恶又鄙视，甚至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明确表态，这正是他要联系的“实际”。
当说到丁明光向银行移交金银首饰一事群众有怀疑时，柳直言不讳地说：“只要能落实一半，坐牢、枪毙他都不过分！”
汪彤既已摸清了柳卫东的底，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对策。汪彤想：“你领导要整人，就必须敢于负责任，你有令，我才行，对与错我都要和你捆在一起。我决不干那种你领导站在幕后，把我一个工作人员推到前台，演双簧那种把戏。有功是你的，错了，由下级当替罪羊，你休想！你要整丁明光，你当众下令好了！否则，我是不会冲到你领导前头去的。”
汪彤打定主意把自己摆在一个执行者或参谋助手的位置，按他的说法是“进有进路，退有退路，总不能走绝路！”
不管柳卫东怎样东拉西扯，汪彤只是像小学生们哼哼哈哈给他捧捧哏，绝口不提自己的意见。
两人相互敷衍到不耐烦的地步。柳卫东先开了口：“汪组长，有什么高见还不一下子拿出来，直等人请教你才肯说。”
汪彤貌似真诚地解释说：“柳书记！我可把听到的都给你讲了。但是，我还没做进一步的证实。就像文革初期群众贴大字报一样道听途说而已，生怕出错，才没了主意，只等你书记一句话！”
柳卫东呵呵地笑道：“汪组长！你又多虑了！我们阿里既然是‘不搞运动，正面教育’那就是说我们是在正常工作。你我不是群众组织头头，我们是一级党委领导和部门 负责人，代表党组织在工作。我们既然是有职有权的，就不要怕！你工作很谨慎，这没错！但谨慎的同时还需要魄力！前怕狼后怕虎，是永远干不成事业的！作为下级，工作中要多给上级出主意想办法。对，错有上边领导看着，天塌下来由大个子顶着，怕什么！有话尽管说，有办法只管往出拿 ，工作放手大胆干起来，出了啥错，由我给你兜着！”
汪彤的老主意到底还是管用了。他‘逼’着柳卫东向他作了一次深入的表白。他想要这位书记说的，柳卫东都满足了他。他得意地把每一字每一句都准确无误地记在他的小本本上。
汪彤显出满意而诚实地说道：
“柳书记！不是我胆小怕事，工作快二十年了，党龄十五、六年了。过去的教训是很多的。现在，我作为下级，支持领导是不遗余力的。该说的话，我敢说，该做的事我敢做，出了差错我敢承当；决不向上推。只望领导在关键时刻向上拉一把，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比不了你们县级干部，无论到哪都是独挡一面的大领导，我们一个科级，说到底是一个没过河的卒，一个‘小萝卜头’……”
柳卫东：“什么大领导！论级别我行政19级，职务副县，你行政20级，职务正科，实际我只比你高半格。你工作还不到二十年，我干二十五年多了。年龄四十五岁也比你大。要从长远看，你年青，前途更大。只要工作中再创造出一些成绩来，提拔县级还少得了你！现在山下干部们正下干校，而我们已经开始了正式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正是一次极其宝贵的机会……”
也许这正是汪彤想看到的一线希望。汪彤想不失时机地抓住柳卫东抛出来的这条能够维系上、下级关系的有形或无形的红线：
“干工作，创造成绩，作为下级随时都要做的。只希望领导随时给予关照，那就谢天谢地了！”
“没问题！我的大组长。一个领导者，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他就不佩当领导，我老柳这点知识还是有的，水涨船高吗……哈哈哈……”柳卫东说完同汪彤灵犀相通地大笑起来。接着他们两个认真地研究了他们当前想做的事情……
柳卫东以谦虚的姿态征求意见：
“ 要不要先召开一次常委会，把‘正面学习教育’中群众反映出来的问题，统一一下看法，拿出个初步的处理意见？”
汪彤却摇手道：
“千万先不要拿到常委会上去，因为问题还未抓牢靠，如果发生争论，不能通过一致决议，反而会影响下面的工作。不如由我们先干起来，把舆论造出去，群众一发动起来，根据落实的情况，以政工组名义报到县委，到时候你作为一把手，进、退都有余地。”
柳卫东觉得汪彤在工作中处处能为领导着想，打心眼里高兴，连连不自主地点头。然后豁达地说道：“你想的很周到，这样更稳妥方便些！今后领导小组学习，你是副组长，就由你主持会议，想怎么干你灵活掌握就是了！”
汪彤：“你是书记、又是组长，学习会议，只有你主持才能服众。你唱白脸，我们唱红脸，从中协助配合就是了。书记讲理论原则大框框，我们说具体的，以实际内容来印证你的话。有虚有实讨论起来，就会很活跃，甚至有争论，这样造成声势，县机关政治生活局面很快就会改变……”
柳卫东：“那样会不会乱套？”
汪彤：“乱一点，才显得生动活泼。学习会上只怕没人发言，所以应该让人说话，哪怕有争论，只要不吵架就行！有你书记坐镇，没人敢吵。至于说法、观点，想说什么随他说去，最后处理问题，还不是组织上一句话！”
经过充分酝酿，“正面教育，联系实际”的学习活动，终于按着柳卫东和汪彤的设想开展起来了。
科级以上干部像往常一样，积极主动地来到会议室。副书记柳卫东，由于是副书记主持工作，行使一把手的职权，那架子是足足的。他一改以往总是来得早早的习惯，变为准时到会，甚至一分不差。
李刚义副主任先看看自己的表，然后笑着打招呼：
“柳书记！你现在是‘正点到达’啊！”
“在山下长时间形成的习惯，山上也要慢慢养成啊！”柳卫东不急不缓，有板有眼地回答着。坐下后便主动搭讪道：“黎部长，西饶副主任，你俩来得早啊。”
黎部长头也没抬，不快地说：“是啊，周书记让你主持工作，下山前再三嘱咐要支持、帮助你，我们老同志好歹也得带个头吗！”
“那我得先谢谢你！”柳卫东轻轻抱拳……
黎部长：“不用谢我！咱们县委领导团结一致，带领全县同志搞好工作，做到不出问题就行了！”
“黎部长！这县上的工作本该由你来主持的。但你却让给了我，你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有了你的支持，有了大家的团结，我相信工作上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可要多多帮助啊！”
“你们两位大‘崩不啦’（大头人）就不要太谦虚了！再客气连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妇女主任兼团委副书记巴宗一开口，在坐的十个有九个必定笑起来。
柳卫东正好下台阶。话刚落，柳卫东紧接着便说话了：“同志们！‘正面教育，联系实际’的学习活动，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干部们中间有些什么反映意见希望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能实事求是地讲一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说，咱们是学习，是‘正面教育’不是搞运动。还是按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并且保证‘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杠子’的三不政策。所以，大家尽管打消顾虑，随便讲就行了……”
室内静悄悄的，柳卫东书记已经讲过了开场白，政策原则一清二楚，言辞有力掷地有声。可是，就是没人发言“打头炮”。
柳卫东有些坐不住了，不时偷眼看看汪彤。
汪彤假装不见。他想吊吊柳卫东的胃口。或者向人表示自己的老练。他既不发言也不附合一句动员的话，只稳坐那，慢条斯理地喝茶。黎部长先笑了笑，然后掏出烟，先抽出一只，拿在手上。随后把烟盒放在李刚义旁边，看了他一眼。
李刚义也随便拿起了烟盒，像自己的一样，抽出一只，原样放回黎部长面前。随手，啪一下打着打火机，点上烟，两人猛吸了几口。
黎部长开口道：
“同志们！我们已多次说明，阿里不搞运动。方才柳书记又再次给大家讲明了，现在是‘正面教育，联系实际’的学习活动，绝不搞群众运动，所以大家尽可以不必担心！”
人保组副组长，一位憨厚的藏族青年干部扎崩说道：
“不搞运动好！在山上搞运动不合适！前两年搞运动，山下来了一群红卫兵学生到地区发动群众，原‘先遣连’的老干部被抓走了，后来又说搞错了，再发动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了……”
妇女主任兼团委副书记巴宗插话：
“扒（发）动群众，扒（发）了冻（动）不了，冻了扒不了！——真的，上面下面动作不一致。”死气沉沉的学习会，第一次爆发出开心的笑声。
汪彤觉得自己该说话了：“同志们！我说两句，不搞运动是一条原则，早已说清楚了，没有人想在阿里搞运动！我是搞政工的，谁要在这里搞运动，我第一个不答应！柳书记黎部长都反复、再三表过态，绝不搞运动。只是学习联系实际而已，或者说联系实际来学习。明确地说，这是正常的政治工作！如果连政治工作也不搞了，那还要我们政工组干什么呢？当然了，没有人会这样想，我只不过说句笑话。”
“没有人敢不要政工组！汪组长——如果谁说不要政工组，我第一个也不答应！不要政工组，就是不要政治，不要县委，不要党的领导！这还了得！！”
巴宗的话总是一语破的、一针见血，说到要害处。让人发笑，让人恼怒，又恼不得。
“文革”一晃五年过去了。那种群众性大运动（有人叫“大呼隆”）大多数人早已厌倦，甚至不仅是厌倦，而是达到了极端厌恶的程度。
但是，对“运动、群众运动”这里需要说两句，以免误解：群众运动，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当大灾大难来临之际，非动员全民而不能抗拒和面对之时，当然还是群众运动好！比如抗震、抗洪，抗一切自然的、人为灾害和损害，我们成功地开展过群众运动。如“抗日救亡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搞群众运动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群众运动”不能随意搞，以各种名目，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三天两头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不为群众所接受，最终变成了“运动群众”，招来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使人动辄得咎。汪彤先以政工组长身份向人保证说：“绝不搞运动！”同时强调不能不搞政治工作。从逻辑上讲来谁也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说话和做事往往不是一回事。说和做之间往往有相当大的距离，形成说一套，做一套，有着根本的不同。群众是不管你来哪一套，自己心中“有数数”，这个意思很简单，往往是不看人怎么说，而只看他怎么做，这叫“听其言，观其行”群众更有自己的对策：“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政工组长汪彤，任其巧舌如簧能说会道，但他犯了作人之大忌，就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致的毛病。最终也只能是弄巧成拙，自食恶果。
汪彤随后的发言中，首先讲明联系实际学习以来，有许多群众向他反映了县机关工作与生活中的大量问题。故意向柳卫东当面“请示”问能不能讲？如果允许讲，就在会上讲讲，或许对大家学习有启发。
柳卫东假装不了解情况的样子。还“谦虚”地征求黎部长的意见，问“如何？”
黎部长不屑一顾，也不加思索地朗声说：“有什么话尽管说！天塌不下来。”
爱耍小聪明的汪彤，对黎部长的话置若罔闻，他想多数人不懂他那一套。于是把事先向柳卫东汇报过的，所谓县机关在政治、经济、生活工作中存在大量“问题”和盘端了出来。当他再讲到炊事班长丁明光的事情时，那位妇联主任兼团委副书记巴宗，突然失声大叫了起来：
“啊？说是不搞运动，怎么又要搞运动了！”
在坐的科以上干部们，没有一个不好笑的——甚至包括汪组长自己。
笑过的场面，顿时又冷了出来。
柳卫东、汪彤被巴宗这种似玩笑非玩笑真真假假的
幽默给镇住了。
巴宗看没人正面出来批评她，更进一步解释说：“我并不是爱开开玩笑，觉得汪组长说的那些情况，在这样大的范围公开讲，很快便会传遍县机关，立刻就会引起震动，弄得人心惶惶，那就和搞运动没什么两样了。说实话，我现在真有一点又在重新搞运动的感觉——我真不懂得‘联系实际的正面学习’和搞运动究竟如何区别？请大家在学习中帮助我——‘言者无罪吗！’”
巴宗的发言启发了许多藏族干部。他们三三两两的不断用藏语交谈，有的人还频频点头表示肯定。这种场面，使老于世故的柳卫东也颇感意外。他不得不故作镇静地笑笑，干咳两声出来打圆场：
“巴宗同志说得好，‘言者无罪啊，言者无罪啊！’大家说，对错没关系，学习吗！”
“我说两句——”办公室副主任武权出来说话了：
“我以为学习联系实际，是绝对没问题的！我们学习只谈理论，不结合实际，那就真成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家！……所以，我劝同志们不要对联系实际太敏感，一联系点实际就说是搞运动，这样谁还敢联系实际呢？所以建议同志们，让人讲话，而且，还要让人放开去讲话，才能讲出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发现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达到机关革命化的目的。”
武权话还未说完，先停一下看看大家的反映，觉得没有人和他唱对台戏时，就又大胆地说下去：
“就拿丁明光同志的问题来说，酒后失言，还闹事打人，从拒不认错到虚假检讨，趁新来领导不熟悉情况的机会调动了工作，逃避处分，错误性质已经很严重，都是现实发生的问题，却至今得不到正确处理，影响极坏。况且，经政工组了解，丁明光过去错误很多，性质也很严重。正是因为没有严肃处理才遗患至今。当前的打人闹事问题，是一贯表现的继续。所以我提醒大家，对丁明光问题千万要有正确的认识，绝不能大惊小怪！现在处理丁明光的问题，帮助他改进错误，比姑息他，让他将来错误严重了，乃至触犯法律，再来谈帮助与教育，那就晚了……”
武权的话煞有介事地又把一些人给唬住了。特别是对那些汉语水平较低的藏干和汉干中缺少经验的年青人，确实能起到一时的镇唬作用。但对于文化水准较高或阅历较丰富的老同志，一眼便能看出，那不过是强词夺理的谬论，只是斗斗口齿的政治把戏而已，不但哄不了人，而且徒增人们的反感！
黎部长这位兼职副书记，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兵，一眼便看穿了武权那虚张声势，夸大其词的一套政治洞吓的伎俩。他是一个老军人，充满胸臆那股正气，要是在部队，他本可以一口气，批头盖脑地收拾他半个小时，但这是在地方，要注意团结，讲究方法……他终于屏住了冲到嗓子眼的火气，脸上挂着充满谋略的笑意，轻轻地，但是认真地说了一句：
“没那么严重吧……”
黎部长的话，虽然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但只少是一句顶了武权的几十句。仅仅这一句话，竟使在坐的上上下下三十多位科以上干部鸦雀无声了……对于乱发议论者，是迎头的一击！对模糊不清的认识，实为有力的启迪。
柳卫东、汪彤、武权万万没想到黎部长会来这一手，当然更不会料到黎部长的一句话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权力与威信。没有威信与群众基础的权力是不堪一击的。此刻，他们半个身子好像打了麻醉剂，供济失调，局促不安，尴尬万分。
黎部长看到这种情景，反到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了打破僵局，使气氛变宽松活跃一些，他若无其事地说：
“哈哈！怎么没人说话了？我是粗人，喜欢直来直去，说话不讲方式，学习吗，和大家一样，有不同看法可以争论，有错误也可以批评，‘言者无罪’吗！哈哈，大家随便说，说……”
“好！我说两句。”谢大军接黎部长的话说：“如果从学习角度说，对丁明光同志的事，最好慎重些！哪怕有一点不符合实际或夸张，都会引出不良的后果！”还没等谢大军把话说完，或者根本不想让他继续说下去，汪彤便急不可待地，抓住话头，插断谢大军的发言，变被动为主动，故作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