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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芦苇叶。面对这个地方，有一条明显向东的脚印。我们已指示他们跟随脚印继续搜索前进，有更大的困难也要寻找下去。
这一消息，当时曾经使三支搜索队的士气大振。
据当时代替彭加木担任考察队队长的陈百录告诉笔者，彭加木每天早上、晚上都有吃药的习惯，但是他见到过的彭加木的药瓶都比较小。
另外，那药瓶当时是平放着，瓶里有沙。经过仔细观察，瓶中的细沙有的黏结在一起。这表明，瓶子躺在那里有些日子了，不大像刚刚丢弃的。
正因为这样，这药瓶是否系彭加木遗弃物，无法确认。
第二搜索队继续寻找，没有发现新线索。
另外，陈百录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搜索队曾经在疏勒河故道上发现一只纽扣，还见到一丛芦苇有被刀削过的痕迹，但无法确认这是彭加木的痕迹。
搜索队二队还在八一井南面发现长达150米的脚印。不过，这是两行平行的脚印，显然是两人同行留下来的，而彭加木的独自去找水井，也就排除了是彭加木脚印的可能性。
在7月14日，一架“直…5”型直升机在沙漠中发现一个可疑物。随即降落，发现那是一把伞，有一半埋在沙中。彭加木出走时没有打伞，所以这一线索与彭加木无关。
在那些日子里，驻疆空军出动了29架次飞机，飞行时间达100小时以上。地面搜索队也在那里艰难搜寻。
虽说这次搜索找到若干线索，最后仍无功而返。
一个月过去了，仍未发现彭加木的下落。彭加木生还的可能性，已几乎没有了。现场气温太高，供水又极困难，东西两路搜索队伍，不得不撤出现场。
◆第四次搜索无功而返
在1980年8月2日结束了第三次寻找彭加木之后，照理是不会再进行新的搜寻了。因为这时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一个半月，此后即便找到彭加木，也早已经牺牲。
然而，在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20日，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行动。不论是参加的人数、出动的飞机和汽车、持续的时间，都66超过前三次。
应当说，前三次搜寻彭加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时彭加木有可能还活着，是一场抢救生命的紧急行动。然而，在彭加木失踪半年之后，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空前的大规模搜索？
内中的原因，就是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刊登了造谣新闻——彭加木外逃美国。
为了以事实驳斥香港《中报》的谣言，于是由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第四次最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行动。尽管组织者明白，即便找到彭加木，也只是遗体而已。
在我看来，香港《中报》的谣言本来就不值一驳。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一篇辟谣文章，揭穿谎言，也就足够了。然而，为了驳斥那么一个天方夜谭式的谎言，花费那么多财力、物力，是完全不必要的。如果彭加木有在天之灵，也必定会坚决反对的——因为彭加木独自往东去找水井，就是为了不动用飞机运水，以求节约资金。这样的大规模搜索，其本身就违背了彭加木精神。
新华社记者是这样报道第四次大规模寻找彭加木的情况：
1980年11月初，根据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指示，为了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要再一次寻找彭加木同志。第四次进入罗布泊的队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军区独立5团、通信兵部队、汽车56团和兰州407部队等八个单位共69人组成，配备大小越野汽车18辆。新疆分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王熙茂同志任现场总指挥。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随队住在敦煌指挥部。彭加木的儿子彭海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朱相清随队前往现场帮助寻找。为了保障寻找队伍绝对安全，第四次寻找队在敦煌建立指挥所，敦煌指挥所与寻找分队保持无线电联系；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救援，由军区空指临时派出飞机担任；有关空地联络信号等也作了明确规定。队伍由14名科技人员、15名解放军战士、7名通讯话务人员、20名司机、4名测工、9名后勤联络人员共69人组成。军区和分院抽调水罐车、油罐车、电台车、物资装备车、吉普车共18辆，携带电台3部、帐篷6顶、行军锅2口、信号枪2支、信号弹4个基数和大量生活用品。
队伍从11月10日由敦煌进入罗布泊地区到12月20日撤出，前后共计41天。寻找地区以彭加木同志失踪前的宿营地——库木库都克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沿疏勒河故道，西起吐牙以西6公里，东到科什库都克，南北宽10—20公里，总共寻找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直接参加这次寻找的有1029人次，平均每人每天寻找近1平方公里。
第四次寻找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彭加木脚印消失处的东北面开始到“八一井”以西地区，寻找3天；第二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北面和西北面，即从“红八井”到“红十井”地区，寻找7天；第三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南面和西南面，即从库木库都克到吐牙以西6公里和以东10公里的地方，寻找9天；第四阶段是脚印消失处的东面和东南面，即从羊塔克库都克到科什库都克，寻找12天。
在寻找方法上，我们考虑到夏季的三次寻找，因受气候条件和油水供应等问题的限制，为了抢救活人，采取的是跑线为主，点、线结合的方法，面上没有来得及仔细寻找。这次我们拟定了拉网战术，点、线、面结合，以面为主的方法，步步为营，全面寻找。
我们把直接参加地面寻找的35人，分为四个小组，每天每组按划分地段排成一线，中间有一个人携带罗盘或手持红旗，掌握寻找方向；人与人保持50—80米的间距，齐头并进，找完一片再找第二片；遇上沙丘、芦苇包、雅丹包，绕上一圈，不留空白；遇到低凹地和流沙地，用钉耙进行扒寻；每天都在找过的地段插上小红旗作为标志，防止遗漏和重复。除用拉网方法对疏勒河谷地进行全面寻找外，对脚印消失处周围的20—30公里，加大了寻找密度，进行了重点寻找。最后阶段还组织了7人小分队，乘两部汽车，以“八一泉”为中心，沿克孜勒塔格山边沿，向东西方各寻找20多公里，找了几十条大大小小的山沟，有的大山沟汽车开进去10多公里进行寻找，也没有什么结果。寻找中遇见了两副骆驼骨架，拣到了几百年前的四个驼鞍子和清乾隆时代的铜钱、串珠、海贝、马掌和两件陈腐的民族式皮大衣。
第四次寻找，毕竟时隔5个多月，彭加木留的脚印早已模糊不清，原来的现场早已被风沙和前三次寻找时人们留下的脚印破坏得面目全非。进行搜索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到处是芦苇包和盐碱包，大小沙丘星罗棋布，还有几百个雅丹包；复杂的地形影响了人们寻找的视线。供应基地设在300公里以外的敦煌，汽车运油、水、粮、煤，往返一次要6天；不得不抽很多人搞后勤供应，直接参加寻找的人，每天平均只有35人。这一带，夏季酷热，冬季却是严寒。11月住帐篷，人们天不亮就给冻醒。12月中旬，水罐车里的水全部结冰，要做饭烧水就得钻进水罐车里敲冰化水。寻找的人白天回不来，只好在外边啃冷馍、喝凉水。寻找后期，有10多位同志病倒。12月20日，队伍撤出，一共找了41天。结果依旧：下落不明。
仅仅为了寻找一具彭加木的尸体，以求“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其实只是香港《中报》的恶意造谣报道），就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劳民伤财，根本不值得。这倒是谣言制造者所乐于看到的“轰动效果”。这第四次搜索，只能说明组织者的政治上的幼稚，说明组织者的大手大脚，置国家的财力、人力于不顾。
在1980年那样的岁月，以“平息社会上的谣言风波”的名义出师，采取如此近乎“群众运动”的大规模搜索，在当时很难抵制。然而，在2006年4月，居然仍有不少媒体以“党和人民关怀科学家彭加木”的名义重提第四次搜索，而且给087予肯定与赞扬，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至于此后在彭加木失踪24年之后的2004年4月以及失踪26年之后的2006年4月，记者们两度组成“寻找彭加木”探险团，还有民间人士自发前往罗布泊寻找彭加木遗骸，那是为了纪念彭加木，另当别论。
◆彭加木在哪里？
彭加木究竟去哪里去了呢？
会被野兽伤害了吗？
那一带只有骆驼、黄羊、野兔，都不会伤人。在敦煌一带，搜索队曾发现地上有白色的狼粪，可是那离库木库都克远着呢！
会陷入沼泽地吗？在库木库都克一带，干旱缺水，就连偌大的罗布泊也干涸了，结成坚硬的盐壳，那里会有沼泽吗？搜索队在现场，从未遇到过沼泽地。况且彭加木是一个富有野外经验的人，他曾对新队员说过：“如果你陷入沼泽，切莫乱挣，越挣扎陷得越深。你应当马上卧倒，然后用游泳的姿势游出来！”
会被风沙埋掉吗？如果在沙漠里，是可能被沙漠埋起来的，因为那里常刮大风，飞沙走石。据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平均统计，罗布泊地区每年风速大于每秒10米（即三至六级）的刮风时间为150天，风速大于每秒14米（七至八级）的刮风时间为80天，而最大的风则可达每秒30米（十级）以上。以那只被彭加木活捉的小骆驼为例，捉住之后，由于没有喂奶，加上大家正忙于寻找彭加木，无心照料它，便于6月23日死去。半个月后，人们发现小骆驼已有五分之四被埋在沙中。不过，小骆驼是死于沙漠之中，而且正好处于一个沙丘的背风面，那里容易积沙。彭加木是找水井去的，他不大可能到沙漠中找水，主要是在流勒河故道中找。在疏勒河故道，是不大有风沙，不会埋人的。正因为这样，在彭加木失踪后的两天内，尽管刮过大风，但是那张塞在芦苇根部的糖纸依旧在那里。
会被坏人暗害吗？当然并不排斥这种可能。不过，那里荒无人烟，飞机在上空搜索，除能看到搜索队员之外，并未看见过还有别的人。那里干旱无水，人要去那里生活，一定要带充足的水，必须从几百里以外运水。那么，彭加木外出之后，命运究竟如何呢？
据搜索队员们估计，他牺牲了。他经过长作跋涉，已很劳累，在失踪前又接连五天没睡过安稳觉，每天只睡三至四个小时。外出时，可能半途中暑或昏倒。
如果他牺牲了，为什么搜索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呢？
据马兰驻军现场指挥周夫有对笔者说，有以下四大原因：
1。范围大，搜索面积达400平方公里左右，只能找点，不能找面；
2。地形复杂，疏勒河故道内沙丘起伏，一个个一至二米高的沙丘星罗棋布。在搜索时，每遇到一个沙丘，搜索队员要沿沙丘转一圈才行。不然的话，站在这边，看不到那边，很容易疏忽；
3。条件艰难，气温高，缺水。现场的人少了不行，多了又无力供应水与粮食；
4。飞机离地近，可以看清地面，但是搜索面积小。飞得高，搜索面积大了，但不易看清地面。动的东西易被发现，不动的东西，特别是倒在红柳之外，不易发现。
在那一带，发生过多起失踪案件，有的被救，有的死去，有的下落不明。例如：
1979年，云南第九地质队28人因汽车故障，在半途遇险，水很快喝光了。幸亏队长镇定，要全队团结，绝不可各自走散。附近驻军在三天后闻讯，立即出动飞机，终于找到。当时队员们濒于死亡，靠喝小便维持生命。空军用直升机把28人全部救回，地质队员含着热泪高呼：“解放军万岁！”
1976年7月3日，新疆地矿局第一区调大队的一辆汽车在罗布泊以北给野外运送物资时失踪。后来查明，当时发现汽车水箱漏水。这三人不知，以为水箱的水不够，便把水壶中的水都倒入水箱。水全部漏光，三人渴死。空军在七天后闻讯赶到现场，找到三人尸体（因为汽车，目标较大），从遗书中获知出事经过。
有一年，一名副班长带着一名战士出外打柴。打满了一挑，他叫战士挑着先回营地，而他还要再打一挑。入夜，副班长没回来，风沙却越刮越紧。副班长失踪的消息报告到团部，团里出动一个营去寻找，一直没有下落。出动直升机来回“耕地”三、四架次，也未找到。几年后，发现了这位副班长背的冲锋枪。
部队除了周夫有处长向我介绍的情况之外，据2006年报道，在罗布泊曾经发生过多次死亡事故：
1949年，从重庆飞往迪化（乌鲁木齐旧称）的一架飞机，在新疆鄯善县上空失踪。九年以后，人们在罗布泊东部发现一架坠毁的飞机，据推测很可能是那架在鄯善失踪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1950年，解放军剿匪部队一警卫1骑马走失。32年后的1982年，地质队员在罗布泊南岸发现他的尸体，死因不明。
1990年，新疆哈密市七人乘一辆客货小汽车去罗布泊找水晶矿失踪，两年后地质队员在一雅丹下发现三具干尸。距死者30公里有一辆汽车，另外四人下落不明。
好几年以前，当地驻军丢失了一名副班长。他出去割芦苇，到夜晚还没有回来。四处寻找，一直没有下落。3年以后，部队执行任务时路过一片沼泽地，沼泽里站着一副人的尸骨，大部陷下去了，尸骨旁平放着一根扁担和一把小镰刀。显然，这就是那位失踪的副班长。
又有一次，部队丢失过一名战士，他受命外出打猎，再也没有回来。隔了很久，战士们出去打柴时发现了他，他已经成了一具木乃伊。
1980年6月，就在彭加木失踪的时候，在新疆吐鲁番盆地也发生一件事故：一天早晨新疆石油管理局在鄯善县的一个野外队，包括驾驶员和考察人员共三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去沙漠中调查，车行一百多公里，汽车零件损坏无法前进，他们三个人沿着来的路，步行回营地报信。但由于当时天气太热，体力不支，一位年轻的同志先倒下，再往前走十多公里，中年人倒下，最后年老的同志也倒下了。出事后，这位直升机驾驶员奉命参加寻找，很快在一条线上找到了三位同志的遗体……
1995年夏，新疆米兰农场一职工带领两人去罗布泊探宝失踪。出事地点在距楼兰17公里处，两具尸体完好，另一人下落不明。奇怪的是出事的北京吉普车完好，汽车油箱里有汽油，车上也有水，出事的原因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彭加木究竟在哪里？
彭加木失踪之谜，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如今，有人开列彭加木失踪的九种可能：
第一种：彭加木被外星人接走；
第二种：彭加木逃往美国；
第三种：彭加木被直升机接到苏联；
第四种：被与彭加木有分歧的同行人员杀害；
第五种：迷失方向找不到宿营地；
第六种：不幸陷入沼泽被吞没；
第七种：被突然坍塌的雅丹砸死；
第八种：被狼群吃掉；
第九种：芦苇丛中躲避炎热晕倒，被风沙掩埋。
在这九种可能性之中，第一、第二、第三种乃天方夜谭；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种不可信；第五种“迷失方向找不到宿营地”加上第九种“芦苇丛中躲避炎热晕倒，风沙掩埋”，可能性最大。
新疆军区朱参谋长特别着重批判了第二、第三种，即“彭加木逃往美国”、“彭加木被直升机接到苏联”，他严肃地指出：
“姑且不讲彭加木同志政治上一贯表现很好，就拿地理环境来说吧，库木库都克地处新疆腹心地带，离中蒙边境直线距离470公里，离中苏边境直线距离大约700公里，离中印边境直线距离1100多公里，中间隔着戈壁沙漠和大山，怎么走得出去？说彭加木同志可能坐间谍飞机飞走啦，那简直是神话！他没有电台，连地图也没有，怎么联络？直升机续航能力小，从国境线飞不到这个地区。运输机吧，那里一无机场，二无导航设备，怎么降落？再说，我们那么多雷达，6月17日前后都没有发现过这类目标，因此说，彭加木‘外逃’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同志们把‘彭加木外逃’的谣言当作一桩十足的笑料。”
◆反思彭加木的失误
彭加木为了节省国家资金，独自外出找水井，因此失踪于茫茫大漠。他的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永远值得世世代代敬仰。然而，彭加木的失踪，却也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
人无完人。我在采访中，也听到许多朋友为他惋惜：他曾多次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探险，他深知孤身一人独自外出的危险性。尤其是他作为科学考察队队长，明确宣布过纪律：“外出探险时必须两人以上。”为什么他违反了自己制订的科学考察纪律呢？他的失踪，他的牺牲，失误就在于独自外出。另外，他还强调过，在陌生的、容易迷失方向的地方考察，应该沿路插上路标。这一回，他往东去找水井，走的是陌生的路，没有插路标。
我不由得记起，考察队的副队长汪文先对我说的那句话充满感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