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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他什么地方都没去，依旧在上海。
为什么呢？
原来，他先是决定到“山那边”去。写信给二哥彭浙，告知不准备去美国了，因为目前祖国更需要他。
在回绝了去美国之后，彭家睦准备好行装，打算北上。正在这时，夏叔芳来信，由于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原先说好要同行北上的那个人，匆匆带领全家走了，来不及跟夏叔芳、彭家睦同行。
线，断了。彭家睦失去了北上的机会，只好仍滞留在上海。
这时“山那边”的捷报如同雪花飘来：
1948年10月14日，锦州解放。
11月2日，沈阳解放。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攻克南京。
为了保护“中央研究院”里的仪器、设备，迎接解放，彭家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保护工作。
5月27日，红旗终于飘扬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上空。彭家睦欣喜地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前来接收“中央研究院”。
这年，彭家睦24岁。在他的成长史上，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第四章 进步
◆入团
变了，彭家睦变了，彭家睦明显地变了！
本来，彭家睦孤不合群，沉默寡言。如今变成热心于社会工作，热情奔放了。
本来彭家睦对政治漠不关心，埋头科学。如今变成了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全国都变成“山那边”的“好地方”，彭家睦怎么会不热情沸扬！新中国成立后给彭家睦上政治课的第一位“教授”，便是上海市市长陈毅。
新中国成立不久，上海的原“中央研究院”便改组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彭家睦在生理生化研究所担任助理员，继续研究黄豆芽中的植酸酶问题。一天，彭家睦接到通知，说是上海分院要开大会，请首长作报告。
上海分院全体人员都到齐了，总共才二百多人。
正在这时，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中年人来到会场。他身体壮实，前额宽阔，落落大方，边走边跟熟人点头打招呼，身边只跟着一个警卫1。彭家睦一问，才知道这位中年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市长。
陈毅走上讲台，手中没有稿子，却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按照那时候的习惯，作报告的人总是站着讲，听报告的人倒是坐着听。陈毅一讲，总是三四个小时，站在那里毫无倦意。有时讲到一半，警卫1附在耳边请示什么急事，他处理了又继续演说。
彭家睦从未想到，这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讲话竟是那么风趣，那么幽默：
“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哪个赢？当然共产党赢！你不相信的话，只要找一个共产党的县长跟一个国民党的县长考一考，共产党的县长肯定比国民党的县长考得好！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县长是干实事的，大多是从普通士兵慢慢提拔上来，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国民党的县长官僚，是上边靠裙带关系派下来的，是绣花枕头稻草芯，办不了什么事儿，只会抽鸦片。”陈毅谈笑风生地说。
谈到招研究生的问题，陈毅说：“我们的炮兵打得准，三角、几何都不错，哪位数学教授有兴趣，可以招他们当研究生嘛……”
尽管上海分院的人并不多，陈毅市长的工作又那么繁忙，但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次，给大家讲形势，讲党的知识份子政策。
那时，上海分院的党员很少，整个分院只有一个党支部。在生理化学研究所，116只有两个半党员——两个正式党员，一个预备党员。他们看到彭家睦的思想在转变之中，就经常关心他，帮助他。
1950年2月6日，上海的上空突然出现了蒋介石派遣的飞机。这些飞机扔下了燃烧弹和炸弹，许多住宅化为焦土，弄得上海市民人心惶惶，这便是轰动上海的“2。6”轰炸。
为了对付敌机的袭击，各单位都组织消防队。彭家睦自告奋勇，参加了消防队，被选为队长。
彭家睦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带领队员练习爬梯、高楼救人等消防技术，总是身先士卒，抢在头里。在一次消防表演时，他顺着绳子，刷地一下便从四楼滑到地面，活像一个杂技演员，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彭家睦对消防队员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强调组织纪律性。他一吹口哨，队员们在两分钟内便戴好消防帽，穿好消防靴，从各处跑到他的跟前，排成一列整齐的横队。
在空袭时，自来水管被炸断，整座大楼就要断水了。为了在意外的情况下仍能供水，上海全市开展了水井大检查。有的水井多年不用了，井水又脏又臭。彭家睦参加了“洗井队”，一边用水泵把臭水抽走，一边下井洗刷。那是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彭家睦把棉衣一甩，把粗麻绳往腰间一勒，便下井去了。他认认真真地在井里洗呀，刷呀，出井时全身水湿，分不清楚究竟是井水还是汗水湿透了衣裳。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几次洗井，井水终于清澈干净了。
也就在这些解放初期动乱的日子里，彭家睦除了忙于消防、洗井之外，对于自己的“正业”——科学研究工作，依旧抓得很紧。在王应睐教授的指导下，他终于完成了当年与夏叔芳及另一位同学所未做完的实验，由他执笔写出了生平第一篇科学论文，《黄豆芽植酸酶的研究》，署名“彭家睦、王应睐”，最初发表于《生理学报》1954年第2期。后来，这篇论文经专家们审阅，认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又被推荐到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中国科学》上发表。这是彭家睦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迈出的扎实的第一步。
1950年，25岁的彭家睦光荣地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一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朴素的婚礼
人们常说：“爱情是闲人的正业，也是忙人的闲情。”彭家睦是个忙人，他忙于社会工作，忙于科学研究，也忙里偷闲，谈情说爱。
不过，他对待爱情是非常质朴的。
那时候，夏叔芳在南京，他在上海，他们之间的“两地书”颇为频繁。
彭家睦常常在星期六坐夜车到南京，夏叔芳则到车站去接他。星期天，他们上玄武湖划船，度过愉快的一天。当天晚上，他又会坐夜车返回上海。星期一上午八点，彭家睦准时出现在生理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里。
从上海到南京，那时候要坐八九个小时的火车。去一次南京，彭家睦要来回花十几个小时。
夏叔芳担心他太累，彭家睦却笑笑说：“我一上车，就睡着了。在睡觉中坐车，不觉得累！”
有的时候，彭家睦并不事先通知，而是喜欢突然出现在夏叔芳面前。当看到夏叔芳满脸惊讶的神色时，他像个天真的孩子似的哈哈大笑起来，仿佛这时他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人。
恋人之间总是要互赠一点最心爱的礼物，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彭家睦早就想送夏叔芳一样东西，但是一直对夏叔芳“保密”。一天，他突然骑着一辆天蓝色的崭新自行车来到夏叔芳面前，当夏叔芳正在为这位堂堂男子汉干吗买一辆女式车而感到奇怪时，彭家睦却笑着说：“这是送给你的。”
从此，彭家睦在星期天来到南京，便改变了度假的方式：夏叔芳骑着那辆漂亮的新车，彭家睦从夏叔芳的亲友那里临时借一辆自行车，他们骑车旅行，几乎游遍了南京城！
彭家睦也真是一位怪人：他在星期六、星期天坐了两趟夜车，星期天又奔波了一天，居然毫无倦色。当时，他的恋爱还属于“保密阶段”，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星期天去南京。当他星期一出现在实验室里时，王应睐教授像平常一样跟他谈论科研问题，压根儿没有发觉面前的这位青年助手居然是刚从“南京——上海”的火车上跳下来的。
1950年秋，夏叔芳从报上看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招收科研人员的消息，便把自己的履历表以及过去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成绩单寄去了。这位“书虫”的成绩单是出色的。没多久，她便把好消息告诉彭家睦——她被录用了！不久，夏叔芳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报到，与她的哥哥夏镇澳在一起工作。
从此，彭家睦再也用不着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像穿梭似的奔忙了。不过，到了星期天，他依旧是忙——与夏叔芳一起骑着自行车，游历上海城。
彭家睦与夏叔芳经过四年同窗，经过毕业之后的相处，他们之间的爱情从“保密阶段”转为公开，终于在1951年结婚了。
那时候，组织上在科学院宿舍大楼中腾出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房子，作为他们的新房。新房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个小圆桌，两把椅子，仅此而已。这些家具都是公家借的。
举行婚礼的那天，倒很热闹。两个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好友们都来了，开了个联欢会。大家一边吃糖，一边喝茶，即席发表各种热情洋溢的祝词，祝贺这对志同道合的新婚夫妇在科学的攀登之路上互相帮助，携手并进。
照理，结婚有三天婚假。可是，当时工作正忙，到了第二天，彭家睦就上班去了。
1952年，彭家睦结婚的第二年，有了一个男孩。彭家睦给儿子取名“彭海”，用以表达他对浩渺无垠的大海的向往。他，喜欢游泳，喜欢搏风击浪，喜欢茫茫海疆。另外，取名“彭海”，也是纪念儿子是在上海诞生。
◆入党的时刻
结婚以后，彭家睦更加忙碌。
他一直忙于科学研究工作。从1952年14日开始，他从事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原胶原的研究。原胶原是存在于动物结缔组织中的一种蛋白质。这项研究对于全面了解胶原组织以及生物纤维结构与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他常常整天在实验室里埋头宰兔子，刮兔毛。把兔毛刮净之后，再从兔皮中提取原胶原。他花了四年多时间，研究发表于1966年的《中国科学》杂志。这篇论文对当时国际上关于原胶原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发表后，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彭家睦忙于各种社会工作。当美帝国主义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的时候，彭家睦义愤填膺，向上级打了报告，坚决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8军。组织上考虑到他是专业科研人员，祖国的科学事业更加需要他，况且他结婚不久，妻子刚刚分娩，因此没有批准他的申请。然而，彭家睦那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那不畏险阻，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战斗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家睦被选为青年团和工会的干部。他很热心于这些工作，常找青年人谈心，发展了好几个青年团员。职工生活有困难，他一听说，就连夜进行家庭访问，然后向工会反映，帮助解决困难。当上海轰轰烈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彭家睦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负责查账组的工作。他像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一样，认认真真地查账。有一次，为了查核一笔账，彭家睦耐心地查阅了几十本单据，直到查明了结果，他才像得到了准确的科学数据似的，脸上浮现了笑容。
彭家睦忙于家务，有了家庭，自然就会有家务。夏叔芳在怀孕时，得了心脏病，心律不齐，彭家睦便挑起了家务重担。从买菜到买米、洗尿布、抱孩子、擦地板，他样样都干。这么一来，在星期天，他很少出去“漫游”了，匆匆做完家务之后，还常常要到实验室里刮兔毛。
彭家睦尽管忙碌，但是心里很愉快，他感到如今生活是那么美好，忙碌是正常的，不忙才是怪事。
彭家睦的思想不断进步，成为一位党外的积极分子。1953年，彭家睦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终于端端正正写下了庄严的入党申请书。
彭家睦以非常诚恳的态度，向党组织说了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他出身于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小时候只知道勤奋读书。在大学里，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糊涂虫”，一个爱打抱不平的血气方刚的青年。是党，使他逐渐觉悟；是党，培养他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是党，使他决心把毕生献给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
党组织对他的审查是严格的。当时，在生物化学研究所，除了原来的地下党员和从外边调入的党员之外，还从未在本所发展过一个党员，而彭家睦又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何况他的四哥彭家颖又在台湾，因此对他的入党问题显得格外慎重。
党支部书记兼入党介绍人王芷涯主持了支部大会，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人们赞扬了彭家睦高度的政治热情，充沛的干劲，踏实的作风，不畏艰苦的毅力；然而，同事们也直率地指出，彭家睦有点固执、主观、急躁，有时讲话太冲，不注意工作方法。
1953年10月，王芷涯把好消息告诉彭家睦：组织上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第一个入党的党员。
◆改名
生活像一位严峻的老师，常常向人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考试。
彭家睦在入党之后，就遇上了一场“考试”。
那是在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科学院里，人人振奋，个个争做向科学进军的闯将。
正在这时，王芷涯笑盈盈地来告诉彭家睦：“科学院要我们生物化学研究所派一个人到莫斯科留学，学习一项新技术——核磁共振。经过所领导研究，认为你去很合适。请你马上准备一下，很快就要办理出国手续。”
彭家睦高兴透了。他是一个很喜欢钻研技术的人，特别是对于新技术，总想多学点。
当时能去苏联留学，真是莫大的荣幸！那时候，在中国人看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能够到“老大哥”那里留学，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极其难得的机会。再说，在当时，中国人除了前往苏联留学之外，几乎没有机会前往别的国家留学。彭家睦是中共党员，而且业务能力也不错，这才被组织上选入留学苏联的名单。
巧真巧，就在这个时候，彭家睦听到了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招兵买马”，分别组成好多个小分队，准备分赴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到边疆考察？在彭家睦的脑海中，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去留学吧，这是彭家睦盼望已久的。况且，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一旦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也许以后十年八载不一定能遇上。年纪大了，出国留学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去边疆吧，那也很重要、很需要。当然，到边疆去，要比去莫斯科艰苦得多，条件差得多。
彭家睦经过反复考虑，选择了后者——到边疆去。
为什么彭家睦到边疆去呢？他亲笔写下了这样感人肺腑的话语：
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两者之间立即作出抉择。我考虑的结果，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需要，但是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别的同志也乐于去。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彭家睦几次向王芷涯提出申请——到边疆去。
为了争取组织上批准自己的请求，彭家睦还直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信中，彭家睦写下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声的话：
……我志愿到边疆去，我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后来，彭家睦正是用他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的确“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令人不解的是，他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第一次署上了这样的名字——“彭加木”！为什么要改名呢？他笑着说：“‘家睦’，只是希望家庭和睦，着眼于小家庭，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他还咬文嚼字地解释道：“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我要在上海与边疆之间架设桥梁！”
从“家睦”到“加木”，这名字之改，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思想上的飞跃——从小家庭飞跃到了广阔天地！
1956年3月，领导上正式批准了彭加木的申请，办理了组织调动手续：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设在北京，彭加木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在迁户口时，彭加木打了改名报告，正式把“彭家睦”改为“彭加木”。从此，他一直用“彭加木”这个名字，以至如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原名“彭家睦”。
◆跳出小家庭
在给组织的报告中，彭加木多次这样写道：
到边疆工作，困难比较多。我身体健康，家庭又放得下，还是让我到边疆去吧！
彭加木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