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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彭加木感到有点不妙；他从普通门诊，一下子就“升级”到急诊；从急诊，又一下子“升级”到住院。当时，中山医院的病房相当紧张，有的病人想住院还住不进来呢。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切地问他：“医生说些什么？”
彭加木轻描淡写地说道：“她说没什么病，只是叫我住院详细检查一下。”
这真是天下奇闻：没什么病，居然要住院！彭加木住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平生破天荒地第一次住院。”
曹医生对彭加木详细地进行检查，因为“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只是初步结论，引起这种病症的原因很多，只有查明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曹医生用X光透视彭加木的胸部，接着，她又对彭加木进行多方面的化验和临床观察。不久，曹医生把诊断结果通知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托他们转告彭加木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另外，曹医生还把夏叔芳请来了，把诊断结果告诉了她，并嘱咐她必须对彭加木严格保密，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曹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呢？她经过反复检查及与别的医生共同会诊，确定彭加木患“纵膈障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就是癌。纵膈部位，是气管、食道以及大血管等器官必经的通道，是要害部位。彭加木身上的恶性肿瘤，便长在气管、食道与心脏之间，当时已经有两个拳头那么大。
正因为这样，它压迫呼吸，压迫静脉血管，造成“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曹医生如实地告诉夏叔芳，根据医学文献记载，这种病人一般只能够活半年，最多不过活两年。
曹医生劝夏叔芳给彭加木多买点好吃的东西，让他心情愉快点——他的“余年”已是屈指可数了。
夏叔芳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她家就在中山医院附近，这么一小段路竟走了好久，她的内心矛盾极了：知道丈夫病入膏肓，可是，在他的面前又要强作笑颜，不能流露丝毫悲伤之情。“纵膈障恶性肿瘤”，这真是晴天霹雳，打在她那幸福的小家庭头上。要知道她的丈夫才32岁，儿子才5岁，女儿才2岁！她，多么希望丈夫能够挣脱死神的魔爪！然而，医生的话，俨然像宣读“死刑判决书”似的，她的幻想破灭了。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上门，瘫倒在床上，热泪纵横……
◆出色的答卷
彭加木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察言观色，从医生、护士、妻子的脸色之中（尽管她们都躲躲闪闪，假装太平无事），从他所住的癌症病房，已经明白了自己患什么病。他几次三番向医生打听，医生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
一天，曹医生查病房，来到彭加木床前时，偶然看见他的枕边放着厚厚的一本书，封面上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肿瘤学”！
曹医生的脸上掠过惊讶的神色。她立即恢复常态，若无其事地劝告彭加木道：“不要胡思乱想！”
谁知彭加木却坐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曹医生说：“请如实地告诉我，我经受得起！我手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把病情告诉我，我好安排时间。另外，我知道了自己什么病，也好跟你们更好地合作进行治疗。”
曹医生曾给许许多多癌症病人看病，像这样的病人却遇到不多！曹医生深受感动，正想把真情告诉他，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因为根据一般的情况，不把真情告诉病人，不会加重病人的思想负担，有利于治疗。于是，曹医生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你的胸口，有一个硬块。”
“是肿瘤？”彭加木立即追问道。
“你别一听肿瘤就害怕。”曹医生连忙安慰道，“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大多数肿瘤都是良性的，很容易治的。你的肿瘤，经我们诊断，是良性的。”
彭加木敏锐地从曹医生那言不由衷的神色中，看出她的话是在安慰自己。
彭加木的心情是复杂的。生活，又给他出了一道严峻的考题。
彭加木想些什么呢？他自己的话，是最真实的。他曾这样写道：
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正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点事，却偏偏生了这种讨厌的病，而且我患的病是不能维持很久的，生命是有了限期的。
怎么办呢？当时，我想，既然病了，就要面对现实，怕，有什么用呢？如果在疾病面前害怕起来，意志消沉，一天到晚想着，吃不下，睡不着，那么小病也会变成大病，我想这绝不是办法。那么怎么办呢？
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马马虎虎等死吗？这种态度也是不正确的。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吃喝喝吗？不，我们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作为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是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那他就活得有意义，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我也要把工作做好。当时，我又想起了许多前辈同疾病搏斗的英雄事例，像吴运铎、高士其，这些不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吗？同时也想起了我入党时在志愿书上写下的决心：我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我想既然已经病了，就应当一不要怕，二要积极治疗，争取让体力恢复到一定程度时，就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把应该做的事情赶快做好，至少也作个交代。我想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待疾病应该有革命者气概。
我查了查医学文献资料，对疾病前途作了分析估计，得出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彻底治好，成为医学上的特例；第二种可能是病时好时发，这样也可以争取时间再到边疆去做一些工作；最后一种是最坏的估计，那就是只能延长时间。即使这样，我也要尽量争取时间，能干一天就干一天。
这，就是彭加木在生死关头，写下的一份出色的答卷！
◆病危时的诗
遵照曹医生的嘱咐，大家对彭加木实行严格的“保密”，不让他知道病情。然而，彭加木自己尽管已经猜到了患什么病，却又倒过来对大家进行“保密”，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仿佛在一出悲剧之中，却夹杂着几分喜剧的色彩：夏叔芳来探望彭加木了，坐在床头，强装笑颜，说他很快就会出院，很快就能见到孩子，（医院规定，幼儿是不许带到房中来的）。彭加木呢？脸上堆笑，说自己正在一天天好起来，很快就会回家的，一回家就给孩子们来一颗“糖衣炮弹”！他们俩有说有笑，其实，他们俩心里都明白，患癌症者生还，特别是像彭加木那样严重的病症，几乎绝无仅有！
治疗开始了。这种治疗不是一般的打针吃药，却给病人在精神上带来莫大的痛楚。
在当时，对付恶性肿瘤主要是两种治疗方法：一是注射氮芥，一是深度X光照射。
氮芥是一种具有强烈毒性的药物。用它治疗恶性肿瘤，可以说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氮芥是白色的药粉，溶解在葡萄糖溶液中，滴入静脉。在注射之后，引起很大的副作用：病人恶心，一吃东西就呕吐。打一次氮芥，要接连呕吐几天！
彭加木住的是大病房，有十五张病床。病人们打了氮芥之后，病房里充满呕吐之声。有时，一个病人吐了，引起大家恶心，产生“连锁反应”，纷纷呕吐起来。正因为这样，许多病人请求护士不要打氮芥，或者减少剂量。
然而，当护士问彭加木反应怎么样，他却笑笑说：“没什么，反应不大，一切都照常，用药剂量可别减少，继续治下去，没关系，我吃得消！”
彭加木真的“反应不大”吗？其实，他也在那里不断地呕吐。他吃了吐，吐了又坚持吃。
他把吃饭当作一项战斗任务来完成，忍着苦痛往下咽。刚咽进去又哇哇吐了出来。
他打了氮芥，稍微好一点，便在病房里进行“现身说法”，劝别的病人坚持打氮芥。他与别的病人“同病相怜”，他讲的话比医生的话作用大得多！
至于深度X光照射，也不好受。强烈的X光，能够杀死癌细胞，可是，X光是不长“眼睛”的，往往也误伤了许多正常的体细胞。每照一次，血液中的白血133球明显减少，患者感到疲倦不堪，浑身乏力。另外，在照射前要口服一种酸性的药物。这种药很酸，勉强吃了进去，才几分钟，便常常吐出来了。后来，彭加木想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几次把药吃进去，每次又同时服两片小苏打，中和了酸性，这样终于使药不吐出来。
曹医生看着他用惊人的毅力，忍受病痛，深为感动。一边用X光照射他，一边流下热泪。
彭加木躺在那里，额上渗着豆大的冷汗珠，诚挚地对曹医生说道：“一切肉体上的痛苦我都能忍受，只要把病治好，使我能多工作一些时候！”
不久彭加木发起高烧来，连续几天体温达40℃，彭加木又“升级”了。曹医生填写了“病危通知单”，护士们把彭加木送进了抢救室。
抢救室，是专门接待垂危病人的，那里由护士日夜守在旁边看护。彭加木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从大病房送进了单人病房，吵着要回去，说是这里太孤单，不如在大病房里可以跟病友人有说有笑。
护士们只瞒着他，说道：“你患了流行性感冒，要隔离，所以叫你住单间。”
不久，彭加木明白了单间的含义。这些单间是用薄板隔成的。他听见隔壁的单间里传来了痛哭之声。从人们的对话中，他知道了那里一个垂危的病人刚刚死去，知道这种单间的名称叫做“抢救室”。
彭加木发着高烧，昏昏沉沉。偶尔他侧过身来，从窗口望出去，唷，他看到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大楼！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插翅高飞，飞到那里去，飞到边疆去！
“诗言志”。平常虽然爱诗，但不大写诗的彭加木，此时此刻触动了诗兴。他在生命垂危时刻，在抢救室里，写下了这样豪情感人的诗篇：
昂藏七尺志常多，
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
岂甘俯首让沉疴！
这首诗后来发表在1964年3月6日出版的第5期上海《支部生活》半月刊。
◆祸不单行
真是“屋漏偏遇连绵雨，船漏偏遇顶头风”，就在彭加木病危的时刻，祸不单134行，家里又出了大乱子！
那时候，女儿彭荔传染了猩红热，不能上托儿所。医生要夏叔芳把女儿送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隔离。夏叔芳心里想，丈夫住抢救室，女儿再住隔离室，每天两头跑，怎么受得了？
没办法，夏叔芳只好把女儿放在家中。可是，又怕儿子彭海传上猩红热。如果让女儿单独住一个房间，她才两岁，怎么放心呢？夏叔芳只好把自己的卧室用白布隔起来，女儿住在一边，她带着五岁的儿子睡在另一边床上。
那天清晨，儿子吵着要起床。夏叔芳由于这几天累了，在迷迷糊糊之中听见儿子的喊声，便对他说：“你把床头的衣服拿过来，我帮你穿。”
儿子在床上爬着，正要伸手去取衣服，谁知他头重脚轻，摔了跤，头撞在床头柜的玻璃板上。“哇！”儿子一声大哭，惊醒了夏叔芳。她抱起儿子一看，只见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血肉模糊，头发上沾满鲜血。
夏叔芳把女儿交给老阿姨，自己背着儿子，一脚高，一脚低地朝中山医院跑去。彭海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给他缝了八针，伤口的血才算止住了。
夏叔芳一边送儿子看病，一边心中忐忑不安。她生怕碰上彭加木。万一这件事给丈夫知道了，只会加重他的病情。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夏叔芳背着儿子走出急诊室，从医院的走廊上走过时，迎面推来一辆手推车。
夏叔芳定眼一看，车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高烧未退、奄奄一息的彭加木！此时，护士们正推着他去照X光。
夏叔芳躲闪不及，彭加木已经看见她了。
夏叔芳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生怕丈夫为此担忧。
幸亏彭加木是个乐天派，他看了看儿子，只说了一句他的口头禅：“不要紧！”
夏叔芳松了口气，赶快背着儿子回家了。
到了家里，夏叔芳只觉得双腿一软，也病倒了。
此时，小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病了：
彭加木，病危。
夏叔芳，病倒。
儿子，头部缝了八针。
女儿，猩红热。
也就在这个时候，医院来人通知，彭加木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请家属安排后事！
夏叔芳的心，碎了。小家庭的命运，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特别的病号
就在这时，党和同志们伸出温暖的手，竭尽全力抢救彭加木。
打从彭加木住院的第一天，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领导和同志们就非常关心彭加木的病情。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党支部书记和所领导冯德培、王应睐，多次到中山医院看望彭加木。党支部指派了一位熟悉医学的党员，经常去中山医院，同医生保持密切联系。还有的同事查阅了国外医学文献，查出治疗癌症的新药。冯德培教授亲自写信给国际友人，托买这种新药。
党支部领导知道彭加木病重，便赶到医院，同医生商议抢救办法。
彭加木的邻居们，大部分都是生物化学所或者植物生理所的同事，自动到彭加木家里帮忙照料。
经过医生和护士昼夜精心护理，彭加木的热度退下来了。曹医生高兴地告诉生物化学研究所，彭加木离开了抢救室，重新回到大病房。
紧张的气氛，总算暂时得到缓和。
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彭加木又持续高烧不退，在40℃以上。彭加木再度被送进抢救室。
彭加木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当他第二次从抢救室回到大病房，尽管他筋疲力尽，却用微弱的声音笑着说道：
“我死不了！上帝说我现在去报到，还太早！”
彭加木又开始接受氮芥和X光深度照射，双管齐下。他坦然地说：“来吧！什么厉害的都来，没关系！”
不久，冯德培教授收到国外寄来的新药，立即送到中山医院。这样，“三管齐下”进行治疗。
经过几个月的生死搏斗，彭加木奇迹般活了下来。渐渐的，他的病情略微好转。
彭加木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他的枕头下边、床头柜里，塞满各种科学书籍。有一次，曹医生准备给他打针，彭加木正埋头看书。曹医生用蒸馏水冲稀针药，不小心，把药水撒在他的书上。彭加木赶紧用挂在枕头边的毛巾擦去书上的药水，小心翼翼把书放好。曹医生见他那种爱书如宝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充满敬意，连声道歉。他呢？还是用那句口头禅答复道：“不要紧！”在病床上，彭加木看了不少科学书籍，也向医生、护士借看了许多关于肿瘤病的书籍。他总以为，病人应该懂得疾病的知识，这样才能“知己知彼”，打主动战。有时，彭加木还看起英文版的莎士比亚的剧本。他的外文不错，在大学里学习了英文、俄文。后来，又自修了法文、日文和德文。他一边看外文版的文艺书，一边从中学习外文。他知道，外文要经常用，不用就会荒疏。在病床上，他所想的总是出院后的工作。
彭加木也喜欢跟医生、护士、病友们聊天。不过，他的“山海经”，那“山”总离不了天山，那“海”总离不了海南岛。他开口闭口“乌鲁木齐”，一位俏皮的年轻病友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乌鲁木齐”！彭加木干脆把家里的新疆照片、画册拿来，一边给病友们看，一边说：“到了新疆，才会真正感到我们祖国的伟大！”
正说着，一位护士问他：“老彭，你在新疆是干什么的？”
彭加木抓了抓头皮，诙谐地答道：“我是抓小虫的！”
顿时病房里充满了爽朗的笑声。
彭加木跟病友交上了朋友。有个中学生来住院，害怕打针，彭加木就鼓励他要勇敢些；有的病人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心灰意懒，彭加木就讲笑话给他听，鼓励他顽强地跟病魔斗；有位农村来的病人不愿意输氧气，彭加木就耐心地把其中的科学道理讲给他听……彭加木渐渐能下床走动了。这时他成了“半个护士”。哪个病友要喝水，如果护士不在，他就代劳；夜里，护士给病人打针，怕开灯影响别的病人睡眠，彭加木就手持手电筒，给护士照亮。彭加木天天看报。看到什么好消息，就读了起来，使大家都知道。报上有什么好的小说，他也常念给病友们听。不过，这时他发觉自己的视力差了，记忆力也差了。
经过四五个月的精心治疗，彭加木居然战胜了“不治之症”。那纵膈障恶性肿瘤，已明显地萎缩了。经医生们会诊，同意他出院，回家休养。
彭加木的诗兴又发了，哼成了这么几句：
冬去春来物候新，
百花齐放草如茵。
鬼病缠绵今欲去，
抬头西望逐飞尘。
医生、护士们都称誉彭加木是“特别的病号”、“硬汉”、“从头到脚没有一根软骨头”。曹医生在总结为什么能治好彭加木的病的时候，深有所感地说道：“我看，除了药物的作用之外，必须考虑精神的作用。彭加木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积极配合医生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