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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证明给他们看的，玛莎想。早晚有一天他会让他们瞧瞧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贾斯汀早已打开了别人送的生日礼物，绝大多数是书，这些书玛莎看不了三页就会昏昏欲睡。《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1926—1984），他深受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提出的新理论挑战了人们传统的对监狱、警察、保险、精神病患看护、同性恋权利、福利等的论断。》是他最近痴迷的东西，玛莎还发现了一些翻得破破烂烂的精装书。贾斯汀和玛莎一样不喜欢平装本。他喜欢用两只手紧握着书，仿佛知识是从他的指间而不是从眼睛里流入。
“有些事你应该知道，”玛莎说，并示意贾斯汀下楼到沙发这儿来坐在她的身边。这样一来如果贾斯汀的胳膊开始挣扎玛莎能够抓得住，如果他要逃跑，玛莎也可以用胳膊肘圈住他的膝盖。然后玛莎把事情告诉了他，没有过多的前言，只简单解释说是因为遗传（玛莎知道他听得懂）以及亨廷顿病（这个病夺走了他外婆的生命，也许某一天也会夺走他妈妈的生命），并在最后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事儿而难过，因为如果自己自然受孕生出一个小孩就不会有他了，而他才是自己的宝贝，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人。
贾斯汀想知道过程是怎样的：在哪儿发生的，怎样发生的，还有谁知道？基斯医生知道吗？他问及捐献者的情况，玛莎解释说那人已经死了，生前住在东部，是一个好小伙，很年轻时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但他的死给予了别人三件非常重要的礼物——“他把眼睛赠给一个盲人，把肝脏赠给一个肝病患者，还把一个单独的血细胞给了你父亲和我，使我们拥有了你。”
贾斯汀感觉到了玛莎的紧张，但他使玛莎冷静了下来。他没有难过。他为妈妈能告诉他这些而感到高兴。那爸爸知不知道妈妈今天告诉他这些呢？他知道？难怪他今天不想待在这儿。母子俩都笑了。玛莎有点想哭。“不要担心告诉我真相。”他对妈妈说。玛莎向他保证以后不会了，永远不会。
妈妈并没有说出所有真相，那时贾斯汀猜想妈妈和他一样，知道刚才的话是一个谎言。但不久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会憎恨自己错把妈妈当成了共谋犯。即使现在，虽然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对他有所隐瞒，他还是感谢她在他生日这天说了这件事——他在那些精美包装的书籍中一直搜寻的事情。
— 59 —
在纽约，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在自己背后放一个靶子。
斯蒂芬·马利克一开始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就知道出版商在利用他。在这个民主党占了大多数的小镇上，《芝加哥论坛报》长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的喉舌，他知道论坛报的社论版总是试图向郊区的保守派阵营布道，希望转化他们的政治观点。马利克还主要负责答复来自城区读者（他们是现任州长的支持者）的责问，他们批评报社的新闻部有右翼的倾向。马利克自由主义者的背景给了报社一些掩护。但马利克当然懂得，他的存在也给报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罪羊——如果有任何闪失出现的话。
一切从六月开始……
最终大家撕破脸皮源于一则对德克森美国政治人物，曾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德克森大楼是联邦参议院大楼。联邦大楼前反克隆抗议的报道。那些抗议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倡导者——正在表示他们对《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的支持。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年纪轻轻，大有前途，名叫斯科特·哈蒙。他在文章里对抗议人群的规模做了大体估计：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左右。文章还详细描述了标语和他们所举的旗帜：“阻止来自巴西的男孩1977年的一部小说《巴西的男孩》中，有九十四个小希特勒被复制。。人类可以克隆一个身体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克隆出一个灵魂。克隆=罪过。” 同时，哈蒙引用了一小部分反对抗议者的话：“那些人不过是惧怕进步，”其中一人说道，此人名叫卡梅伦·斯特劳布，“他们是无知的。”另一个年轻人名叫丹尼·德赖弗斯，住在内珀维尔伊利诺伊州东北部城市，是芝加哥大都会区域的一部分。，他称自己就
是一个克隆人，同时也是一个天主教教徒：“我觉得（那些抗议者）是在否认我的人性，”他说，“这就像他们在说我不是人，就像我的存在是对上帝的公然不敬。”
一个居住在里格力维尔的自由专栏作家对第二则引证颇感兴趣。他的名字也叫丹尼·德赖弗斯，于是他开始着手撰写关于那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克隆人的专题故事。他想他可以把这个故事卖给《芝加哥》杂志，以前他在这上面发表过很多篇文章。
但还有个问题。他无法知道丹尼·德赖弗斯的确切地址。内珀维尔没有这个人，伊利诺伊州的其他地方也没有。他试着寻找卡梅伦·斯特劳布，心想这两人也许会是朋友，但他也找不到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
当斯蒂芬·马利克在办公桌前接收到德赖弗斯发出的电子询问邮件时，他感到背后泛起一阵寒意。他记起了那则报道，想起当初自己看过这个故事的初稿，那时他还疑惑写成这样的报道怎么通得过编辑审稿到了他的手里。初稿里没有一条来自克隆支持者的引证，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在那种规模的抗议中是说了话的。他得到的答复是哈蒙采访过一些支持者，但并不认为他们的话多么有力。“我不管，”马利克说，“无论如何这篇报道里要有另一方的观点。”于是，下一个版本里就出现了丹尼·德赖弗斯和卡梅伦·斯特劳布的话。
德赖弗斯想要看哈蒙写的关于那个故事的注记。凭借在这一行里待了二十多年的经验，马利克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
德赖弗斯的故事在《芝加哥读者》上刊登出来，其中也包括来自《芝加哥论坛报》新闻组未署名的不满者对马利克的恶劣评论。每个人都指责他试图通过在新闻故事中加入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个人意见来破坏报道者的客观意见。在那之前，斯科特·哈蒙因为编造例证而被解雇，他颇感不满，还在德赖弗斯的录音中讲了几句。“在我写文章的时候被人强加某种看法，某种自由主义观点，这让我感觉有压力，”哈蒙这样说，“可是马利克却从不曾抱怨过保守派的观点没有得到体现。”
其他人向《芝加哥读者》投诉（当然是以匿名的形式）马利克通过雇用在新闻界没有扎实背景的记者来尝试制造“多样性”，他野心勃勃的举动使得一些不合格的人在报社中得到了好职务。这说法是在隐射斯科特·哈蒙（在马利克读来是这样的），虽然哈蒙是一个拥有摄影学位的白人孩子，但他又是一个富有的广告人之子，雇用他是上面强加给马利克的。其实马利克为自己招纳入行的许多新人还是颇感自豪的。
萨莉·巴威克就是其中一个。她聪明、勤奋，是非洲裔美国人。她的文章言简意赅，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陈词滥调。如果非要挑她的刺的话，那就是她只专注于报道警界消息。在马利克看来，任何一个记者，特别是那么有前途的记者在同一个部门连续待的时间不应该超过十二个月。然而萨莉，一个原先做过私家侦探的人，用自己对警察、犯罪现场以及法庭的热情说服了他。同样，凭着聪明的管理经验，马利克坚信要让最好的记者保持愉快的工作心情。
马利克听说过她的爱好。实际上，从她被雇佣的那天起，编辑会议上就有人嘲笑她的爱好。德赖弗斯甚至在那篇《芝加哥读者》的报道中对此进行了暗讽，但没点出巴威克的真实姓名。马利克认为这真是可笑，成千上万的人在玩“影子世界”，玩这个游戏却仍像见不得人似的。《芝加哥论坛报》对这一现象做了无数次报道，他记得其中一则报道写道，五个说自己不玩这个游戏的人当中有一个事实上在玩，而半数以上承认自己玩的人又对自己在游戏中花费的时间有所隐瞒。如果这不影响巴威克的工作（到现在为止他能说这从未影响过），为何要在乎巴威克在闲暇时间做什么呢？报社里有一个体育版的记者还耍蛇呢，这可比玩视频游戏古怪多了。
“斯蒂芬，你找我？”巴威克问。
马利克招手让她进来，并示意她关上门。
“怎么了？”
“我只是想提前给你个信儿，我不知道还能在这个报社待多久。”
“你要辞职？”
马利克知道她的吃惊是伪装的——巴威克明白编辑部里的人情世故。她在楼道里，在街对面的“比利羊排酒馆”里，从其他报社饶舌的同行口中已经听说了。但马利克欣赏她的这种方式。“不完全是。”
“他们要把你逼走？因为那个德赖弗斯的疯话？”
他摇头，但并不令人信服。“还没到那个时候。这事儿可能还动不了我，但我从中懂得了不少东西。明年会出另一件事，后年还会发生又一起‘德赖弗斯事件’，总有一件事会记在我的账上。他们不会在拿不准的情况下支持我。”
萨莉坐在绿色沙发上，沙发靠垫像一块乱糟糟的地毯。“你不用担心我，”她说，“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我知道，”别人听到这话也许会笑，但他没有。“这就是我想找你谈话的原因。有一天，他们可能要求你选择站在哪一边。当他们那样干时，我希望你选择自保。”
“才不会呢，” 巴威克说。“我的职业生涯都是你给的。如果不是你安排我报道凶杀案，我可能到现在还在接听电话转录讣告呢。”
“在这件事上你就听我的话吧，保住你的工作，这是一份好报刊，我会在某地重新立足。不管在哪儿，只要你感兴趣，你都会有一份工作，不管是什么。也许你会走运，也许那是一个比这个城市有着更多变态杀人案的地方。”
“希望如此。”她神情黯淡地说道。
“那剩下来的那些混账事就跟你无关了。我不希望牵扯到你。这是一个命令，反正就这么着了。”
“一个命令。啊？”
“啊——嗯。”
“话又说回来了，也许到不了那个地步。”
“是啊，”他承认道。“事情是变化的。在一切尘埃落定以前，也许你就破了‘威克恶魔’那个案子，获得了普利策奖，让我脸上有光。”他这次也没有笑。
萨莉离开的时候没做任何承诺。马利克敲击着电脑键盘检索一堆邮件，都是当巴威克坐在他办公室时收到的。萨莉在新闻事业中可以担任很多角色，马利克心想，当个专栏作家或是编辑都可以。当她第一天来到《芝加哥论坛报》时，她说想要当一名记者是因为她喜欢拥有读者但又不想人太多。马利克听到她这番话不禁笑了。她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马利克想知道她在那个电脑游戏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 60 —
在斯通大街的大房子里，戴维斯坐在前窗旁的大皮革椅上，读着一本平装版的书——《死亡时刻》，讲的是一个名叫修斯的杀人犯的故事，他的上诉都已经被驳回，行刑日期也已定下。就在午夜。他准确地知道自己将在几分几秒死去，但他承受不了知晓这一切带来的心理负担，于是通过一个囚犯花钱雇了另一个囚犯。他不知道那人的身份，但雇他在行刑前的任意一天把自己杀掉。这种死亡时间的不确定使修斯感到高兴——不再接受死亡的等待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他高兴得不再想死。所以，休斯开始试图躲避来自有限范围之内的刺杀。
这是一本无聊的书，但戴维斯却为它着迷，仅仅在几个小时内就读完了前两百页。这种天方夜谭似的小说——集科幻、惊悚、神秘于一身——曾是他十几岁时的特别爱好。那时，他每星期都要读上两三本这样的书，还总不忘随身带上一本，在闲暇时抽空翻开光亮的书皮并用一只手把书举到面前，从不浪费一分一秒。早餐时，公共汽车上，课间休息时，午餐时，在五金店打工的间隙，甚至骑自行车时他都在读。
随着年龄的增加，戴维斯为消遣而读的书越来越少，逐渐缩短的空闲时间被不同的困扰占据。在医学院时，他对用假蝇钓鱼一种垂钓方式，又称虫形毛钩钓法。着迷，他更多的是在公寓旁的公园中练习垂钓而不是去威斯康辛的溪流中。三十岁出头，戴维斯开始迷恋赛车——他用一张遗产支票还清了学生贷款并买了一辆小型宝马车——他把时间花费在赛车道上。随着安娜逐渐长大，杰姬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戴维斯把宝马卖了，开始投入到对家谱学的研究中。在那个无窗的蓝色房间中，他经常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潜心探究家族祖辈们的生死记录，试图通过了解祖辈认识自己。在寻找杀死安娜凶手的过程中，对家谱学的研究被他搁置一边，但由于害怕坐牢，他同样放弃了对杀人犯的搜寻。
每一次的沉迷都是消沉沮丧的特征——他现在明白了这点。快乐的人会时不时盼望一段时间的倦怠，但对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来说，无聊的时间是不能容忍的。不快乐的心里塞满了悔恨、内疚，以及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境，并且不能停止对最坏情况的设想。飞舞的渔杆、赛车的跑道和附有家庭历史的一张张名片充斥着戴维斯的大脑，为他驱散了不开心的想法和多余的顾虑。
自从和琼结婚以来，原来的压力大部分都消失了。但是他的念头中仍然存在可能发生灾祸的忧虑和下意识的畏惧感，不过只是作为紊乱无序、无法确信的空想罢了。蓝色房间中的档案箱里，旧一点的袋子里装的是跟他家庭有关的档案，稍新点的袋子里装的是关于安娜凶手的线索，已经尘封了四年多。琼曾提过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画室，以便在她退休后他们两人可以在这里一起画画。在戴维斯的生活中，现在比原来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所以他有时间享受闲适了。他珍惜这种没有限制，不用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时光。他终于可以坐在面向斯通大街的窗前，把以前四十年中没有时间阅读、情节可怕又引人入胜的书都通通读一遍。虽然对安娜的回忆一直围绕着他，但那已不再使他困扰。他也开始对自己被枪击一事感到释怀，甚至有时候会怀疑这事难道不是电视电影中才出现的。
门铃响了，但戴维斯不想应门。那也许是个可以留在门廊上的包裹快递，也许是一个他不愿参与签名，由邻居发起的请愿书；那也可能是上中学的孩子为了某个团体旅行而来卖糖果、蜡烛筹集资金。他并不反对团体旅行，但现在确实不想马上应门，他不想自己的闲适生活被打断。可是他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前，路过的人肯定会看见他的脑袋。他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三十多年，可不想被人认为是一个从不给别人开门的怪老头。于是他站起来，把书平放在茶几上。
这个男孩在六年的时间里长大不少，已不再像个小男孩了。他比戴维斯矮不到一只手的高度，长长的金色鬈发在他头上飞舞着，就像微风中随风旋转的中国风筝；皮肤上有一层细微的汗毛，胳膊上开始长肌肉了；他的手上有几条粉红色的疤痕，脖子上围了一条银色围巾；鼻子和嘴下面松散地留着一些将来某天会被刮掉的东西；脸被眼睛和发线突显出来，鼻子底部还有一个明显的红白色脓包；他穿着双色搭配的短袖衬衫，宽松的卡其裤和凉鞋——十几岁孩子惯有的随意装扮。
“穆尔医生。”他就说了这么多。
戴维斯活动了一下舌头下的分泌腺来对付嘴里的干燥，他想知道这次又是怎样一种小把戏。他想弄清楚像这样试图捉弄他的人是谁，希望他做什么。他需要知道答案，然后不让他们得逞。戴维斯扫了一眼男孩的身后，找寻他妈妈的踪影，并巡视街道上有没有她过去经常开的红色汽车。
“你想干什么，贾斯汀？你不应该在这儿。”他大声说道，万一附近有人，或是贾斯汀宽大的口袋里装了麦克风，这样他们才听得到。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贾斯汀回答，当他感觉到戴维斯的为难之后又补充道，“如果妈妈知道我在这儿，我会有大麻烦的。我逃了两节课。但我要说的事很重要。”
戴维斯知道自己正在犯错误，但他还是招呼孩子进屋，理由与所有犯错者的理由一样：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贾斯汀礼貌地停在过厅处，神情不太自在。他把重心压在右脚上，而用左脚的运动鞋在地板上画着半圆的形状。戴维斯请他进客厅并随他进去。这个男孩坐在沙发边上，膝盖紧贴着咖啡桌桌脚，就好像如果他的大腿后侧和沙发垫子挨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