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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她用的信用卡还是我的副卡、可以花钱但是不用存钱，我没跟她要。信用卡会到期，到时候我取消副卡就是了。房子也没有要回来。我不想要了。而且要是说有私心，在这套房子上我是有私心的。我相信如果她再找一个男朋友，她没法解释这房子是哪儿来的，除非她卖掉。而且她周围的人都知道这房于是我给她买的，别人的议论已经足够折磨她了，我用不着再要回来。可能这么想比较坏吧。
唐进似乎认为自己很狡猾地笑了。
我也不能老是当傻瓜。
我说唐进你还是够傻的，卖了房子不是一大笔钱吗？他眨眨眼睛。
我觉得我这人还不算不善良，她对我毕竟也有过真心，钱，也是她应得的。
分手以后我也见过她，是在当代商城。我看见她的时候还走过去问她要不要钱。跟我一起来的人骂我“有病”，说要是有钱没地方花就替大家伙儿结帐吧。那天她的变化很大。头发烫了，还纹了眉毛。她原来是个从不打扮的女孩子，我曾经带她去首饰店，让她选她喜欢的首饰，她什么也不要。而且我喜欢长发的女孩子，她一直是直发的，她说过她不喜欢女人烫发。那天我知道我是真的“没戏”了。她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为了开始一种所谓的新生活，那么就一定是为了一个喜欢她这样的男人。
唐进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在印证他的想法我是否认同。我讲了我从什么地方听来的一个细节，一对夫妻离婚很久，有一天他们在街头偶遇，双方都是一个人，但是丈夫从一个很细小的变化知道原来的妻子已经另有伴侣，我让唐进猜是什么。他笑着摇头。我告诉他，那个曾经的妻子的一双耳朵上带着一对名贵的CHANEL耳环。她的前夫是最讨厌女人在耳朵上穿孔的。唐进想笑但是没笑出来，他没有他自己设计的那么潇洒。相反，他的表情显得很不舒服，他说“深有同感”。又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他也要给我讲一个故事，就算是我们谈话的结束。
我在你面前不胡说。这是一件真事儿。那时候我还小，十五、六岁的样子。跳伞队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有一天一个外地跳伞队出了一件事，正在训练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伞包打不开摔死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一场事故，女孩子太可怜了。结果就跟那个伞厂打官司，最后伞厂赔了一笔钱。这件事就算了结了。这些年不管我的生活怎么变化，我唯一没有离开的就是跳伞。前年，我很偶然地跟学员一起去了当年女孩子所在的那个跳伞队，大家要在箱子里放东西，人多、箱子少。我发现有一个箱子上全是灰尘，还上着锁。我让学员给撬开了，里面是一个小塑料包。我很好奇，打开一看是一个日记本。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巧，很多年的一件事会在我这儿真相大白。日记是那个死了的女孩子的。伞没有问题，她当时是因为失恋自杀的。
唐进看着自己手上的伤疤。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看见这本日记的人、但是我偷偷地把日记本烧了，这样的事情还是永远没有人明白最好。我一直在心里把这当成是一个故事，感情这种东西真的很怪，多好的人、多坏的人，都躲不过这两个字。
唐进离开报社的时候已经是华灯闪烁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心里坦然了很多，“没想到说话这么有用”。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今后的打算，他想了想说：“我现在非常想到一个真正的贫困地区去做些什么，比如投资之类的，能帮助一些人应该是很幸福的，我的父辈就是这样做的，当然他们的方式跟我不一样，咱们现在不是叫做‘和平年代’吗？我觉得等着一个女人来帮着我花钱实在是太狭隘了，我不会再犯这种傻。”
98年元旦后的一天，唐进呼我，我马上回电话，听起来他的精神很好，他说：“安姐，我明天要走了，到甘肃的一个县去考察，如果合适，我会选一个踉当地的经济条件相关的项目到那边去做，这是不是比给一个小学生捐一年的学费要棒？我给你留一个永久一些的手机号码吧，在哪儿都能找得着我，万一我犯傻，不是还有人能骂我一顿吗？”
第十二章 有时候死会成为一种解脱
——生活是一把伤人的慢刀
采访时间：1997年12月12日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姓名：左秋
性别：女
年龄：35岁
东北人，大专学历，曾在哈尔滨市
某学校任教师，结婚后调入北京，在某
公司做财务工作。
在没有成为北京人之前对北京人是
很羡慕的——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见相像
的身影，都要过去看看，也都不是他—
—我的这种婚姻跟自由恋爱的不一样，
这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我一直生活
在一种矛盾之中——我有一种伤心的感
觉，不是说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
慢慢地让你难受——我没想离开他，他
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也设想跟他离
婚——我不想离婚也有另一个原因，谁
能保证再找一个人就一定能过得好？也
许还不如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的男人都这样，把很多事情都看作是需
要——对于我这种很看重情感的人来说
，只能是一种伤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
苦都没地方去说
1997年12月12日上午9：00，我按照约定在办公室等左秋。但是她迟迟没有出现，给她的单位打电话，一个极不耐烦的男声说“不在”之后立即挂断。我想也许她改变主意了。
大约10点的时候，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你是安顿吗？”一个个子不高、微胖、脸色通红的女人已经走进来、站在门边上。她说她就是左秋。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通过电话里的声音，我猜想她一定很瘦削、脸色苍白，因为那种声音通过电话线是那么虚弱和颓唐。眼前这个左秋的脸上没有一丝不愉快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印迹，她实在是非常普通，从形象上看没有丝毫个性特点。她的红羽绒服、白羊毛衫以及梳成马尾巴的直发和描成细柳叶的眉毛，与走在北京大街上的任何一个7岁孩子的母亲没有任何不同。
她说她非常抱歉，因为迟到了。我说交通不好，反正我也要看一些来稿，等一会儿也没关系。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要不别去了……走到报社门口我还想着要不就回去吧。不过跟你说好了……而且我也确实想找个人说说。”
我们在一间空办公室里开始谈话。跟每次与受访者谈话不同的是，左秋对她的叙述有很明显的设计，讲什么、不讲什么，她都很有分寸。其间有两次她都是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我的提问和有些像穷追不舍似的提示留下来，开始一个新的话题或者说她的生命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左秋的“口述实录”成了第一个以连载的形式出现的访谈录，而且我使用了一个总的标题，叫做《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三个瞬间》。
其实左秋的本意只是讲述她的“第一个瞬间”。
我现在在部队的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35岁。现在的工作、家庭可以说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老是有那么一种感觉，亲人和朋友都不在身边，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有一种孤独感。在这么一个大都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是能够跟你说一些心里话的人非常少。何况在今天这种商品经济的环境里人们也不太相信这种交流的方式，所以我的孤独的感觉就比较深。我的知心朋友特别少，所以我就特别怀念过去的一些朋友。我来北京快10年了，我特别想找到两个人，我知道他们就在北京，但是联系不上。我来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写一些东西，如果他们看到了，可能就会跟我联系上。这两个人都非常特殊。
实际上左秋直到结束我们的谈话也没有讲明白第二个人的情况，那是一个曾经送给她一个漂亮笔记本的女孩子，姓张。从这一点也可以猜测，她首先更希望找到的是她讲述的第一个人。
我和这个人是在哈尔滨认识的，他是北京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第二学位。当时他说他所属的单位是航天部，在当时是个保密单位。所以后来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他的详细的工作单位，我还收到过他寄来的没写工作单位的信。这样我到北京来之后问过所有跟航天部有关系的人，别人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个人。现在很多东西的保密程度已经不像原来那么严格了，过去的很多秘密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我打听这个人还是打听不到。
我认识这个人还是很戏剧性的。85年的国庆节之后，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修。那是个星期天，天已经冷了，我到哈尔滨城里去买电褥子。当时还不是很适应学校的环境，对周围也不熟悉，我是一个人上的街。等我买完东西从秋林公司出来，走到南岗（左秋把这个字念作：杠。）体育场的时候，看见好多人在看热闹。我也好奇，过去一看是一个女孩子坐在地上，头上在流血，裤脚也撕开了，地上有一些碎了的罐头瓶。第一感觉就是这儿打了一场架。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就有那种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女孩子给打成这样挺可怜的。我就过去说，我可以送她回家。我想把她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她的个头要比我大，我觉得很吃力，跟围着的人说：“谁能帮一把呀？”后来就是这个小伙子站出来帮我把她扶起来，我们送她到省医院门诊，看了急诊，我记得医生态度特别不好，以为是家庭纠纷，说“打完了还送医院干什么”。后来她的男朋友来了，让我们去作证。我说我没有看见打架，我不能作证。那个小伙子也不同意去作证。女孩子的男朋友就有点责怪我们，说我们是怕被报复。我当时觉得从良心上讲，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就不能作证。结果我们帮了别人还落了一身不是。
我们是一起离开的，一边走一边聊天儿。我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北京人。在没有成为北京人之前对北京人是很羡慕的，我就跟他说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北京，我也去过北京。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我觉得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他写来的。他说他也是偶然走到那儿，他说“如果没有你站出来我可能就会袖手旁观”，“确实是你的善良感染了我”。当时他把“袖”字写成了“神”，可能就是一，点儿笔误，我在信上给他描了一下。
左秋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衰弱，这种感觉在后来听录音带的时候尤为强烈。她的眼中有一片幽幽的神往，使整张脸都显得格外有光泽。我想，再平庸的女人在回忆青春的时候也有几分美丽动人。我问：“他是不是你的初恋？”她眯起眼睛，目光变得有些朦胧，然后点头。
出于礼貌我给他回信。我还特意把那个错字给他指出来，我说我是做教师的，对这种错字特别敏感。我们后来的第一次见面是哈尔滨搞一个演讲比赛，那时候演讲特别多。我记得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关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当时哈尔滨有个学府路，就跟北京的学院路似的。我在一个辩论赛场碰见他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球看起来很大，其实还是很小的，咱们又碰上了。”
87年的时候我们都毕业了，当时我们闹了一点小矛盾，谁也没留地址。这些年我觉得很歉疚，如果找到他呢，也不失为一个好朋友。那时候他跟我说过他家住在空军的一个大院里，我到了北京以后，也找不到他，那个大院也很难进去。而且已经过了十年了，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也不知道人家的个人状况，贸然地去找也不太合适，容易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这些年他也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就是找不到。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见相像的身影，都要过去看看，也都不是他。
在哈尔滨的时候他送给过我一张贺卡，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精心选一张贺卡给他，但是都是寄不出去的。我很想写一篇东西叫做《无法寄出的贺卡》，也是对友人的一种思念。
左秋还是那样一种倘佯于回忆之中的浪漫表情，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听出来。她是非常清楚他们之间的一切的，她自己陶醉其中，但是她在心里陶醉着，似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我问她：“这样听起来你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他又怎么会是你的初恋呢？”左秋的解释非常迫切。
那就是一种很纯洁、很纯洁的关系。如果能够找到这个人，我很想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而且也很想了解分手以后他的生活。当然就算找到他之后我也没有想影响他的生活。你说我这种寻找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
我没有回答左秋的问题，我说她现在的这种不能释怀其实说明了她对那个人有一种别样的、近乎于爱情的感情，虽然最终并没有一个结果。她在我的追问里承认她自己“格外依恋这个人”。
我听说南京有那种私家侦探，我想北京要是有可能我也会让人帮我找到他，找到他也不意味着要打扰他的生活，只是想对我过去的生活有一个交代，是对当年那个不圆满的结局的一个了结。当年是我太任性了。我觉得我不可能到北京来，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家庭差异很大，他的家庭要比我的优越，就是门第悬殊，而且我也有自卑感，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人呢，应当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可能我想的多了，别人也说过我的思想和年龄不相符。所以我没有呼应他。但是有很多事情我至今也非常怀恋。那时候我们的接触不算少。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哈尔滨有个中山宾馆，就在南岗的马家沟河边上，从他上学的学校后门出来就是那条小河，那是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
左秋重回她的初恋中，人多少放松了一些。
在河边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单位经常有出差的机会，我毕业回北京工作，出差到哈尔滨来的时候就住在这儿。”我说哈尔滨的宾馆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他说：“这条河边是咱们常走的地方啊。”后来我不知道他实践了这个诺言没有，但是我只要一到哈尔滨，肯定会到中山宾馆去，到那个河边走走。同事都觉得挺怪的，但是就是因为当年有他这么一句话。我想找到他，问问他对那一段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但是我也知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所以我每次想假如他已经变得很淡漠了，我也不会大失望。我只是对我自己的过去情怀的一种交代，现在好比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没有结局，我就是想找到这样一个结局。
左秋说她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谈话的，这显然和她在电话里表达的对于现有婚姻的不满有很大差别。也许她不愿意讲，也许她认为即使讲出来也无济于事，不能对她的生活有更多的实质性的改变。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她的丈夫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他是否有什么看法。我的目的在于把左秋的丈夫自然地带入我们的谈话中。她想了想，没有拒绝。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就不保留什么了。我是通过结婚的方式进的北京。我哥哥和嫂子都在北京。10年前不像现在这样有什么人才流动，必须得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我嫂子说在北京给我介绍一个对象，那样我就可以调进北京。当时是88年，我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选择吧，是靠这种介绍的方式找一个丈夫进北京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给感情找一个归宿，终归我还是克服了自己那种浪漫想法，我说：“嫂子你看着合适就给我介绍，如果我能接受我就会接受。”所以后来我嫂子就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丈夫，当然他也不是我到北京以后见的第一个人。
那时候我在外地有工作和城镇户口，也有学历。开始介绍了几个人都是水平相当的，条件也比较好，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怕我调不进来。最后介绍的这个人所在的单位有很多北京的户口指标，可以把家属调进来来。这样我们88年10月结婚，89年的4月我就正式调进来了。正因为是这样，我对今天的生活总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当时我选择他的最大因素就是能进北京，我毫不否认，我在条件好的人中间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什么学历，家在南方但是当初我只是要求人老实、本分、诚实可靠就够了。要把自己的终生托付给他，肯定不能“剜到篮里就是菜”。那时候我觉得他的品质还可以，相貌也比我要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