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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认识丁力是什么人是在95年的冬天，非找他不可，因为我怀孕了。那时候他已经是“丁局长”了，来我的小屋的时间非常少，而且他不再分管我所在的报社，我们难得有机会见面。我的怀孕反应很厉害，医生警告我说如果不想要必须马上做掉，绝对不能再等。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必须征求他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很紧张也有些兴奋，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已经是他的未出世的孩子的母亲，他不在，秘书说他到协和医院看病去了。那里也是我要去的医院，我决定去找他当场决定要还是不要。
我大概是够幼稚的，坐在出租车上甚至还在设计他的表现，想象着他肯定会很高兴，即使我做手术，他也会一直陪着我，很心疼我。我们除了没有结婚证之外跟真正的夫妻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错了。这一天的一切教育了我，让我再也不相信所有的理想设计都能变成真的。我在内科的楼道里碰见了他们，他和他妻子。那女人很瘦，脸色苍白，长相应该属于比较标致的，丁力扶着她，看上去非常体贴。我们面对面。丁力到底是作官的人，反应很机敏，他就像对一个老同事一样问我是不是生病了，而且怛然地把他妻子介绍给我，那女人很大方地冲我点头，官太太的表现极其到位。丁力说最近在流行感冒，他妻子感冒了。我什么也没听清楚，只是看见他的嘴习惯性地动着、说着一些虚伪的话，脸上洋溢着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给我留下好感的那种亲和力，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必备的表情。
慧娟终于忍不住给自己点了一支烟，是我没见过的一个牌子，她说叫“夏娃”，美国货，金发男人只给她买这一种烟。烟雾镣绕在我和她之间，不知这样她能不能轻松和自然一些。
他们走了，我站在原地动不了。我总算见到他妻子了，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提起过她，但是他在我们偷情的日子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她。那些打电话、写稿子、陪客人、看文件的晚上，其实他要等的电话、要写的稿子、要陪的客人、要看的文件等等，都是这个被他娇宠的女人，连感冒都是这么隆重。我什么也不是，一个人到这里来打掉我和他的私孩子……
我发现妇产科是一个最没有隐私的地方，女人在这里跟雌性的牲口没什么不一样。那些消毒水、夹子、酒精之类的全是凉的，我的心里也是一样。医生特别和气，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做。其实我很希望她狠心一点儿，让我无地自容或者羞愧难当，那样可能我心里还会好受一些。说真话那时候我想念的人是我的前夫，这样对他不公平，而且我也没有资格去想他，但是他就是那么往我的心里钻。跟他结婚之后他一直很小心，生怕我会怀孕，我记得他说他特别怕我进妇产科，他怕我会因为害怕晕倒。
丁力来的时候已经是我做完手术的第四天了。桌子上的药和化验单他一看就明白。他居然会流眼泪，还说那句老话：“你这样让我觉得心里疼。”我忽然就无所谓了，疼和不疼，都只有自己知道，医生给我看从我身体里拽出来那块小肉的时候，我疼死过去，现在我不懂什么叫疼了。他给我买了一堆吃的，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看着我。我闭着眼睛躺着，一句话也说。他拉我的手的时候，我说了唯一的一句话：“快回家吧，你太太在感冒。”
这是丁力最后一次来我的小屋。
慧娟用力揉了几下眼睛，站起来到另一个房间去回一个电话——同一个人已经呼了她三次。我听到断断续续的英文，好像是说她今晚不在家，让对方明天早晨来这里，越早越好。回来的时候，她的表情又显得跟我们重逢之初一样的春风得意。
我是在96年春天的时候辞职的。我没有别的选择，主要是没法面对那样一个环境。我的要闻版竟然经常报有关丁力的消息，他平步青云了。他的个人生活其实就是他事业的一部分，他才不会为了我这样一个离婚女人去改变他的状态，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除了爱情什么也不要，他只要有地位就可以不要爱情。这样看起来不如宋老员外。
慧娟又一次大笑。没有凄凉，只有嘲讽。
假如说我最后到他的办公室要我的家门钥匙是为了报复他，那就算是吧。我跟他的秘书说我是什么报纸的驻京记者，我叫Julia，他们马上就答应了。我按照约定来到他的办公室，秘书把我送到他的面前，他吃了一惊。但是他的确老练，等秘书出去了才皱着眉头责备我。他像批评小孩子一样说我：“你太任性了，怎么能到这儿来找我？回去等我，下了班我就过来。我已经没那个心情跟他纠缠了，我和我自己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我爱的人就是这么一副嘴脸，从他的脸上我找到了害怕和恐慌。我告诉他我只是来要回我的钥匙，我又要搬家了，而且我会按照我说过的那样“一生为你守口如瓶”。我真的很悲哀，我要求的那种关系注定是不可能存在的，也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小政客所能给予的，我忽然就想逗他一下，我说：“你不会以为我是来威胁你的吧？你爱人的感冒好一点儿了吗？”他不说话，愣在我面前。我发现他有些见老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我伸出手来想摸摸他的脸，他躲开了，非常本能。那一刹那我几乎可以说是彻底死心了，那些夜晚。蓝色的丰田车、一语双关的问答以及每次都投入的做爱，全都变得没有了一点光彩。我还是伸着手。他从抽屉的最里面摸出我的小屋钥匙，我用力抓住它，握在手心里，真的是握着我的前世今生。
我离开丁力的办公室之后到了我原来住的地方，就是我和林枫的家，也是我和丁力做秘密情人的时候每次告别的地方。从形式上和感情上，我都是了然一身。我很希望能碰上林枫，但是没有那么巧。
慧娟在讲述她的经历时总是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觉得她很傻，我都没有回答。这时她又问到这个问题。我摇摇头，反问她：“你后悔吗？”她笑着吐出一口烟：“人只会为了说谎后悔，我这么真实，有什么可后悔的呢？”问她是否爱这个同居的金发青年，她闭上眼睛慢慢他说：“爱和不爱，又怎么样呢？我们是最好的搭档，任何方面，足够了。爱情对于我来说太奢侈，还不如一张绿卡实惠。”
她打开音响，于是那首曾经让她泣不成声的歌充满了房间：“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你是我眼中唯一的身影＼你是我梦里永远的故事＼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我不敢问她，那个反复出现的“你”，究竟是谁。
第二章 就算是偷来的辛福也要拥有它
最纯洁的良心债
采访时间：1997年4月
采访地点：建国门外日坛公园
姓 名：刘荔
性 别：女
年 龄：29岁
四川人，北京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曾就职于北京某国营公司，现为某跨国公司北京公司职员。我几乎从来就没好好看过我自己——我们这么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从我开始有希望了——我遇到了我一辈子最不应该遇到的人——那是我一辈子最羞耻、最见不得人的日子——那种很深很深的自卑紧紧地抓着我不放——越是我爱的人我越是对不起他——这是最好的结局。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如果什么都知道了还会对我好吗——这种事情是不能去试的。
认识刘荔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情，那是1997年4月阳光十分明媚的一天。我因为感冒到北京东大桥一带的一家药店买药。等着交款的当儿，我看见一个披着一头又长又直的黑发的女孩子站在买避孕工具的柜台前面，久久地不开口也不离去。
女孩迟疑了半晌，指着一只不太大的方盒子：“要这个。”
售货员没有像以往一样先开票，而是把包装非常普通的那盒东西摆在了柜台上，女孩一愣，之后马上迅速地用手中的小皮包盖在药盒上。就在这极短的时间里，我惊异地发现药盒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字：“还我处女膜”。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第六感觉告诉我，眼前这个眼神凄然的女孩子一定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她默默地交钱、默默地在售货员明显的蔑视的注视下把药盒收进皮包、默默地转身走出药店。我本能地追了出去。春季的阳光在上午11点的时候穿过刚刚泛起绿色的大杨树，晃得人一时目眩。我尽可能平稳地叫她：“小姐！”她停下来，没有回头。我走上前，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看见她满脸都是眼泪。我递上了我的名片说：“想和你做个朋友，你觉得难过的时候，如果愿意聊天，可以呼我。”女孩子接过名片看也不看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凝视她的背影。
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的呼机上出现了一个叫作“刘荔”的陌生名字。我回电话，对方是一个很温存的声音：“我看过你编辑的版面和你写的文章，我想跟你聊天。你记得那天在××药店吗？”我的眼前马上浮现出那个秀气的女孩子。
我们相约在日坛公园。她穿了一套红色的西装和短裙，头发是烫过的，脸部化妆很精致、严谨。我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她说：“我上个星期结婚了。可是有些话我必须找一个人说出来，不然，我一辈子都会不安的。”她说她叫刘荔，现在是一家外国商社驻京办事处的职员。
整整一个下午，刘荔保持着身子挺直。目光低垂、音调低沉的同一状态，直到夕阳西沉。
我19岁那年是我们家乡唯一的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的人。我们家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小得不能再小了，也穷，那种穷说出来让人没法相信，北京的好多小保姆、嫁到北方农村的媳妇儿还有到广东干洗头妹之类的女孩子，都出自我们那儿。我上学的时候家里特别困难，有了吃的就没有穿的，我上学那么好几年，几乎都没吃到过肉，过年也不例外。我们家是卖了猪送我到北京读书，那几头猪就是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北京上大学的四年，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最多的时候是60块钱，少的时候还不到30，也有时候干脆这一个月就没有钱。最窘的时候吃的是白饭就咸菜，四年的时间我只买了一件衣服．就是一件灰色卡其布面的老式棉袄，因为北京太冷了，我没有衣服过冬。
刘荔的手平放在腿上，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纤细的。镶着蓝宝石的戒指。她如果走在大街上，应该算是那种衣着非常得体、生活很有品位的女人，清贫并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迹。
我是我们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全部精力都在功课上。我离开家乡的时候，老师和家里人都嘱咐过我，我们跟人家城里人不一样，人家从小没受过什么苦，上学不费劲，分配有人帮忙，这些我一条也不占，除了靠刻苦给自己谋一个出路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你可能不了解农村，我每年的学费都在我家养的那几头猪身上，卖了猪才能给我寄钱来。大学里的女孩子谈朋友的很多，而且正好是刚刚开始爱打扮的年龄，同学之间也悄悄地比谁漂亮，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机会。上大学四年，我没有自己的镜子，每天早晨梳头的时候是就着别的同学的镜子，所以我几乎从来就没好好看过我自己，更不用说什么好看不好看了。
毕业的时候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考研究生，清苦但是可以留在北京，另一条就是争取一个留京的名额，后一种不是很有把握，因为除了要有好成绩之外还必须要有门路，我是不可能有任何门路的。所以我一方面准备研究生考试，一方面参加各种招聘会。我大概还算幸运，北京的一家外贸公司来学校挑毕业生，先看成绩单，选中了我，然后被选中的人参加面试。来招聘的是公司的人事处长，姓刘，他对我非常好，问了我家里的情况之后就决定要我了，这样我就成了北京人，你是本地人吧？
我在刘荔的注视下点头。她释然地一笑。
所以你不会理解我们这些被你们叫做“外地人”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人进了大城市，就算是这个家庭在城里有了一个根据地，从此就可以开始向城市移民的过程了，不管是到城里打工也好还是干什么别的，反正比待在农村一辈子要强得多。我当时也很兴奋，我们这么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从我开始有希望了。我有时候经常会想，假如我没有后来的遭遇，是不是会在那家公司，跟一个差不多的人结婚、生孩子，然后就那么过一辈子？我也不知道。进北京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是同时也改变了我一贯看人的眼光，我变得谁也不相信了。
刘荔的话有些没有头绪，但是可以猜想的是那所谓“遭遇”绝对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经历，而且一定和她买的那盒药有关。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只有200多块钱，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笔很大的钱，我给家里寄了一些之后，在一个星期六上街给自己买了一套天蓝色的套装，在今天听起来那价钱简直太便宜了，便宜得你都不敢买。那天我站在宿舍的镜子前面第一次找到了一种自信的感觉，衣服尽管便宜，但是那种颜色和从来没有想到会穿在我身上的款式，让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蛮说得过去的年轻女孩子。
就是在这个公司我遇到了我一辈子最不应该遇到的人。我的部门经理姓黄，45岁，他对我特别好。
刘荔苦笑一下。
当然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所谓好的背后是那么丑陋的东西。他不怎么回家，每天在办公室里耽搁到很晚。我的宿舍窗户正好面对他的办公室的窗户，有时候我准备睡了还看见他那边亮着灯。我觉得这个人很敬业。而且我也听说他和他爱人的关系非常不好。
做贸易经常会有一些应酬，黄经理每次都带我一起去。他说是为了让我尽快熟悉业务，同时也省得我老是吃单位食堂的饭，我很感激他。所以对这个人我不设防，而且那个时候我这种人也根本不懂得应该对人设防，对领导也不例外。我就认为他和刘处长一样是出于对我的帮助和爱护。
刘荔的叙述开始变得艰难，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堵在她的喉咙口一样，她的声音有些粗重，喘气也不太均匀了。
那时候我老是跟他一块儿出去，吃饭的时候他教我喝酒，说女业务员没有一个不能喝的，都比男人还能喝，只有这样才能签到生意。我全都相信他。
刘荔开始沉默，那种沉默让我觉得无比压抑。不用听她叙述我已经猜出了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她的双腿夹得很紧，肩膀微微颤抖。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的长发上遮住了她的眼帘，我看不清她是否含着眼泪。
92年秋天，大概是9月份吧……我跟他出去陪一个客户吃饭，那是个广东人，上来就要了一瓶XO，我们都喝得挺多……我也不明白我怎么就那么傻，可能我骨子里就是一个农民，居然把喝酒当成工作……他说他送我回宿舍，我就答应了。
尽管有头发遮着，我还是看见了大颗的泪珠滚在她的脸上。
那天晚上他没走，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那样了……我可能反抗了，因为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的衬衫撕了一个大口子。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的枕头边上放着几张100元的钱。我是一点儿、一点儿把那些钱撕碎了的……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完了。
我们的谈话被刘荔巨大的抽泣声切断。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只好坐在一旁等着她自己平静下来。这样过了大约五六分钟，刘荔从皮包里抽出一条绣花的小手绢，轻轻地擦眼泪。
从那天开始，他就经常到我的宿舍来，我不干，他就骂我，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一日为妓、终身为娼，死了都不是什么干净人。那是我一辈子最羞耻、最见不得人的日子，有时候他在我身上的时候还在骂我，有时候他又说他离了婚就娶我……我觉得我就连一个畜牲都不如……可是我真的不敢说。我想到我一辈子做农民的父母，想到我那么千辛万苦地才进了北京……我害怕失去已经有的这种稳定和体面……其实我过的日子一点儿也不体面……
11月份我去深圳出差，回来以后，我发现同事们看我的眼光全变了。刘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到这个公司以后有什么感想？”我不知从何说起。他的眼神很怪，好像受了什么伤害似的。他说：“刘荔，你可不能让我们大家和你的家里人对你失望。”我还是不明白。他终于告诉我了。黄经理的爱人到单位来闹了一场，说有人勾引她的丈夫，她知道是谁。黄经理说了是我，他说我一个人孤身在北京没有任何依靠，就用这种方式把他当成了依靠，主要是为了在单位站稳脚跟。他说他知道自己错了，被一个农家女孩的欲望给利用了。他还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要求组织给他改过的机会。这样公司上上下下都同情他，这个人毁掉了我的一生，但是他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