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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在伦敦教过几年书，但却十足的无知和守旧。劳伦斯曾开导过她，然而她没有勇气，她仍用“维多利亚中期的的道德标准，来判断一切。与她说话和游玩，没有趣味。”她对他讲她喜欢他，可劳伦斯认为她既虚伪又浅薄，因为她把爱的主要内容看作能给人满足和欣赏的肉体体验。她不真正热爱生活，因为一碰到生活中的其它问题，她就陷入病态的多愁善感之中，劳伦斯为不能改变她而感到万分沮丧。再如有夫之妇，比劳伦斯大15岁的艾丽丝·戴克斯和海伦·科克，与她们的关系最终使劳伦斯感到自己只不过是“填补了一个情鬼的位置”，她们不像杰茜那样处心积虑地缠住劳伦斯，不想与他结婚，因为她们有自己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准则。劳伦斯在她们眼里虽有魅力，但他不是她们所崇敬的天才，她们不了解他的抱负，更不愿与他一起为他的目标而共同奋斗。在与她们的交往中。劳伦斯极度孤独和痛苦，他甚至一度认为她们连杰茜都不如。杰茜还会静静地听他讲：“如果一个人具有一种多于其他人的特长，我认为这种特长应该被人分享，你说呢？”对他这种对自己的才能的认识的婉转表露，杰茜能心领神会地表示同意，并实实在地支持过他的创作，于是他自欺欺人地又转向杰茜，向她求爱，自然，还是失败在等待着他。《儿子与情人》中，保罗讨厌米丽安，追求有夫之妇的女工克拉拉，他那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转，被孤独、绝望、痛苦所缠绕的情形令人想起劳伦斯的这番经历。
劳伦斯在失去母亲之后，头脑一度处于混乱之中，他有时觉得在他生活中心的坚定的光辉熄灭了，精神支柱倒塌了。他实在太爱他的母亲。但是，就他与母亲的深厚、细腻的爱和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很难有一个女性可以媲美，从而成为他的可意之人。劳伦斯在给路易莎的信中曾赞美自己的母亲说：“她是我的第一位伟大的爱人。她是一位出色的、罕见的女性——你知道，她像太阳一样强烈、坚定、慷慨。她能像白色鞭子一样迅疾，像细雨一样温柔，像我们脚下不变的大地一样坚实。”
《儿子和情人》自然有当时盛行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内容，以及英国从古老英格兰式的农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度时期的社会土壤，但是，如果说不一般的母爱和初恋与不一般的《儿子和情人》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这恐怕不算夸张。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保罗的情形一样，复杂的母爱造成了青少年时期劳伦斯在性爱上的极为矛盾，迷惑和丑曲的心态。劳伦斯在当时还接触过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他开始认为自己有天才，意识到自我的伟大价值，变成了一个和他们一样喜怒无常的阴郁型天才，当然更有意义的相同之处是，他的内心也更加丰富，敏感，更加激烈，开始注意人做为全体的伟大性质和做为个人应根除的卑劣习性。在 《儿子和情人》之前，劳伦斯已出版《白孔雀》和《逾矩的罪人》两部长篇小说，引起过注意，但是，当他奉献出他早期创作的珍品《儿子和情人》时，劳伦斯才以其心理探索的开拓和成功以及日趋娴熟的技巧真正登上了英国现代小说的舞台。
在人间＊
劳伦斯自小瘦弱，长了细长的身材。1908年，劳伦斯完成了在诺丁汉大学的学习，以数学、历史学、地理学、法文、植物学等的优异成绩被授予教师资格证明书。随后，他在伦敦的克莱顿戴维森路学校谋得了一个工作。大学生活结束的时候，劳伦斯并不感到留恋，只是对于必须离家走上社会自谋生计而感到忧虑，全然不像他笔下的厄秀拉 （《虹》中的女主人公）毕业后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像牢房一样的家。在母亲温暖而坚实的翅膀下长大的劳伦斯正费力而迟缓地步入成年。对自己的体形他开始感到羞愧。他不再喜欢那种文弱细长的身材。为了使自己变得富有男子气，他去哈格斯农场与钱伯斯家的男孩子们一起收割庄稼，有剩余的力气就练习哑铃。他很想把自己练成一个体格健壮，满手老茧、嗓音粗亮、常常大汉淋漓的男子汉。他最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在1915年出版的《虹》中的布兰文一家的男子汉，尤其是厄秀拉的父亲，都是这种样子的劳动能手。他们是大自然和人类所具有的无穷的生命力的象征。不过，劳伦斯的细长 身材从没有给人毫无生机的感觉，而是恰恰相反。不少与他有过交往的诗人、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都以生动的笔触描述过他身上那种罕见的美：厚厚的深褐色的头发，很有个性的突出的下唇，浓密的红胡须，尤其是他那显示他的生机勃勃的火焰般精神的极其明亮的蓝眼睛。劳伦斯那时而迅疾时而停顿的瘦高身影和轻快自信的步伐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当然，更有吸引力的是他思想上和信仰上有过较深的交流。劳伦斯年轻气盛，他曾对罗素《社会重建的哲学》的演讲大不以为然，他毫不留情地反复强调：“你必须考虑出一个新的国家的设想，而不要继续批评这个旧国家。”劳伦斯对罗素大讲自己的新国家的设想。民主是大敌：“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毒蛇的三只毒牙。”凭这我们就可以想见《虹》中的厄秀拉为什么冲着将去印度为英国政府工作的情人斯克列本斯基大叫大嚷地骂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所谓平等和民主，说它们“卑鄙丑恶”、“臭名昭著”。劳伦斯提出一种三层结构的设相：第一层，工人，由他们推选唯一的管理机构和当地政府；第二层，一批经过挑选的贵族；第三层，一个彻底的独裁者和一个与其相当的女独裁者。罗素指责劳伦斯实际需要的是暴君统治。劳伦斯则声称他需要的是“一个经过选举的国王，有点像裘力斯·凯撒”。威风八面的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凯撒的确有魄力，他曾所向披靡地征服过大半个欧洲，但他与现代制度如何相干？罗素对劳伦斯这种浪漫的、善良的固执简直没有办法。使他恼火的是劳伦斯还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个“不成熟的年青人”。当时罗素40岁，而劳伦斯才29岁。可是罗素喜欢劳伦斯的热情、真诚，喜欢他情感的活跃和激越。他认为劳伦斯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才，每当他发现自己的看法与劳伦斯不一致时，就也许会想到劳伦斯对人性的洞察力优越于自己，“他那种直觉的洞察力是惊人的——这使我怀着钦仰的心情渴望着他。”罗素曾这样向一位朋友坦白。罗素并非平庸之辈，但他的确像许多人一样，欣赏劳伦斯的才气，连带受到劳伦斯的空想的热情的猛烈冲击。他甚至喜欢劳伦斯的信仰：最先要做的起码的事是匡正世界。他也同意他的看法：政治不能脱离个人的心理。罗素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对由经济因素引起的社会变动和由此引发的变革的见解自然未必逊于劳伦斯。他十分痛恨劳伦斯有点狂妄、夸张的脾性，不知道正视现实，不懂得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教训。他理性上的涵养使他对劳伦斯最终产生了抵触情绪，因为每逢争论过后，他都会因为劳伦斯的尖锐、激烈、近乎失于理性的疯狂的批评弄得精疲力尽，心灰意冷，使得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蛆虫，一个毫无用处的动物。有时，他还会反省自己的能力，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中他为何如此不中用。总之，是劳伦斯使他这个同样是天才的人物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使他甚至萌发过想自杀的病态心境。为此，他渐渐地淡化了他们之间的友情，而劳伦斯仍是一如既往地充满热情地进行他的精神探索。罗素与劳伦斯都非等闲之辈，然而，毕竟有所不同。劳伦斯很清楚自己的特长和使命，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真正关心的是人自身的变革。罗素所关心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既引起劳伦斯的兴趣又令他忧虑重重，但那不是他的领域。他知道英国社会正在面临着一场变革。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敏感地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以生命价值而非金钱价值为基础的更宽容、更人道的制度。但他只知道这一点。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的社会步骤，在这方面罗素或别人懂得比他多。劳伦斯给自己的任务是了解人内心的感情，并帮助人意识到新情感的产生。他坚信文明人之所以备受折磨，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连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感情。感情是生命能量的一种形式，不能把握住就会被它毁灭。所以，尽管劳伦斯对当时政治和经济的看法简单而幼稚，却也着实以他的坦诚和执着冲击了一些精通世情的聪明人。可见，理想不会因为它实际上的不存在而剥夺人们对它的美好之处的渴望和仰慕。
狂热的劳伦斯还有一个叫“瑞奈宁”的计划。“瑞奈宁”一词的意思是“翠绿、新鲜和茂盛。”引自一首希伯来歌曲的曲名。1815年1月，劳伦斯在一封信中说明了这项计划：“我想把20来个精英聚集在一块儿，离开正在打仗的悲惨世界，寻打一小块殖民地。在那里，就生活必需品而言，除了一种共产主义和某种庄重体面的生活外，无需要钱。”但是，这个计划不出 1年就化为乌有了。英国小说家、诗人奥尔德斯·赫胥黎是劳伦斯的忠实朋友，是劳伦斯努力争取纳入他的“瑞奈宁”计划中的“20来个精英”之一。计划落空时，赫胥黎好像解脱了一般，但他不是很给面子地说：“这项计划最好还是像过去那样保留着一番构想、一种希望。”当然，他说这话也未必不是诚心诚意的。
正是在这种怀着乌托邦式的理想的情绪中，劳伦斯完成了标志着他艺术创新的著作《虹》。小说在1915年9月问世。毫无疑问，这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小说，但是，它立刻就遭到批评家们的否定和斥责。《虹》被说成充满了“令人厌恶的阳物崇拜”，是“对生命的邪恶否定”。一位检查官以治安长官的名义对出版商提出起诉。法官声称这部小说“十足的黄色”。最后的结果是，被告对该书的出版表示遗憾，法官宣判出版了的《虹》应毁掉；被告应付罚金10英镑10先令镑。
《虹》蒙受不公正的查禁使劳伦斯百般烦恼和不解。出版商不但为了避免罚款设法推卸责任，把坏名声转嫁给了未出席法庭的作者，而且还要劳伦斯将300镑稿酬退还给他们。当时，英国已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劳伦斯按规定前往市政府大厅等候招兵，白白等了两个小时以后，他不耐烦地走掉了。他认为这是一种降格的境遇，何况他内心厌恶战争。1915年底的伦敦在劳伦斯心里崩溃了，真诚与正直开始贬值，新闻和公众之声充斥着好战者狂热的仇恨和清教主义，被劳伦斯形容为“卑鄙低劣”，“得意忘形”。他计划离开道德瓦解、混乱肮脏、虚伪、喧闹的英国，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1916年初，他又放弃了这一希望，但他表示要同老相识们分手，隐居起来，他只求独自一人继续从事他“悉悉的艺术”。不久，他病倒了，卧床多日。医生说病根是神经紧张。随着春天的来临，劳伦斯的身体好转起来，他开始写 《恋爱中的女人》。尽管劳伦斯对此书的出版不抱希望，也毫无把经贡献给像他那个时代的人们那样“腐败的人类”的企望，但是，他认为，一部艺术作品就是一种信仰的实践，“我写作是为了那些我没有看见的见证人”。
1916年初，劳伦斯说要一人独处，要进入“新世界的一年”，他自己说：“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别人，只有新生的人：我自己和弗丽达。”可见事实是他要2人独处。弗丽达是劳伦斯创作《虹》以及《恋爱中的女人》这两部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巨著的至始至终的陪伴者。西方评论普遍认为，“没有弗丽达就没有后来的劳伦斯”。所谓“后来的劳伦斯”，是以《儿子和情人》为分水岭的。劳伦斯本人就把1913年《儿子和情人》的出版称之为“我青年时代的结束”。
弗丽达的故事得从头说起。
1912年春天里的一个下午，劳伦斯和杰茜的姐夫比尔静静地躺在田野上。突然，劳伦斯大声说：“比尔，我喜欢感情奔放的女人。他把“热情奔放”说得重重的。
这时期， 《儿子和情人》的创作已经接近尾声，杰茜和他的母亲正在从他的生活中渐渐隐去，一种全新的生活似乎在等待他。
1912年3月，劳伦斯偶遇弗丽达·冯·里希特霍芬，他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他们相识不到1个半月，便双双抛弃一切，离家出走，奔往欧洲大陆，开始了从此将伴随劳伦斯一生的漂泊生涯。
仅与弗丽达见过一面，聊过一次，劳伦斯就认定她是他见过的女人中最出色的一位，是一个“让人终生爱恋的女人”。这便是令杰茜感到彻底解脱了的那个劳伦斯写信要她严守秘密的新恋情。
弗丽达是德国人，其父亲是一个破落的德国男爵。弗丽达17岁时在德国认识了当时在英国的一所大学任讲师的欧内斯特·威克利。3年后，弗丽达嫁给了这位比她大15岁的英国人，并随他到英国当起了家庭主妇。在当时的社会和她本人的身份，这是个不小的叛逆。欧内斯特心地善良，学问渊博，受人尊敬，对弗丽达也不错。弗丽达尽量适应英国式的生活，为欧内斯特生了3个孩子。可是，1912年那个3月里的那一天，当劳伦斯应自己大学时代唯一崇拜的老师欧内斯特之邀去他家吃饭，商谈去欧洲某职任教之事，首次见到弗丽达时，一眼就看出来，她在强作欢颜。劳伦斯第二次见到弗丽达，便直截了当地说：“你对你丈夫一无所知，你不把他放在眼里。”尽管弗丽达因被人看出了内心而很不自在，甚至有些恼怒；但是，本性率真的弗丽达在心里承认，劳伦斯看穿了她虚假的漂亮外壳。这个锋芒毕露的批评家！弗丽达不禁钦佩道。
初春的树林里，田野上，劳伦斯和弗丽达一起散步、聊天，时而还和弗丽达的几个孩子一起尽情地做游戏、玩溪水、赏野花，有时竟像是忘记了弗丽达的存在。走在一旁的弗丽达深为触动，更加意识到了劳伦斯的可贵。她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那一年，劳伦斯26岁，弗丽达31岁。
对于这样的私奔，当时的社会有它当然的判定，人们认为，这类伤风败俗的丑事定没有好结果，社会舆论不能容忍这种疯疯颠颠的行为。可以想见他们承受的压力。但是，劳伦斯和弗丽达坚定地上路了。船在茫茫的英吉利海峡里颠簸，阴沉的天空笼罩着灰色的海面。他们既痛苦迷茫，又充满希望。从此以后，他们没有过固定的住处。他们过着在英国、欧洲大陆、亚洲、澳洲、美洲，时来时往，走走停停的流浪生活。尽管物质条件差 （其实他们俩都不在乎），又时常有这样那样的磨难，甚至他们俩人之间常常发生磨擦，甚至争斗，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分开。他们私奔后于 1914年正式结婚，直到1930年劳伦斯去世，他们相濡以沫，心心相印，情意日笃。
是什么把这两个背景如此不同，性格都很强烈的人连在一起呢？
与弗丽达私奔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13年，劳伦斯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姐妹俩》，这便是日后发展成为现代主义精典之作的《虹》及其姊妹篇
《恋爱中的女人》的原形。在这两部小说中，劳伦斯有力而生动地阐明了他在恋爱、婚姻以及家庭，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真正爱情上的观点，本书将做重点介绍。
1912年6月，劳伦斯在一封信中说：“我强烈地爱着弗丽达……在这之前，我从不知爱是怎么一回事。”弗丽达也是感慨万端：“在我和劳伦斯共同生活之前，我没有生活过。以前，生活是枯燥的，是无期的苦役。和他在一起……生活是完整的……。”从本质上讲，劳伦斯和弗丽达都是崇尚自然、热情澎湃、叛逆世俗、追求新奇的人，而他们两个人在相遇之前，都被紧紧地束缚着。劳伦斯当时的境况是，他辞掉了在克莱敦的工作，他不喜欢教师，于是成了一个四处闲荡的人；母亲故世，家已不再存在；与杰茜等女友的关系都已化为灰烬；《儿子与情人》已经脱稿，可是对于他，这只意味着混混沌沌的过去的结束，只意味着他最非凡的继承了前人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总之，他没有找到爱的归宿，而内心还同时涌动着艺术创新的欲望。弗丽达在遇到劳伦斯之前为自己的婚姻的失败感到很痛苦，丈夫的兴趣在书本上，她过着体面的但是虚假的生活。为寻求解脱找了一位弗洛伊德的弟子作情夫。我们已经看到，当时劳伦斯是多么急切地需要一个能够激发他男子气和超凡精力与天才的女人。弗丽达也正穷途末路。是创造一种生活的共同的强烈欲望，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俩虽然来自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社会，还有种族差异，他是英国人，严谨强硬。她是德国人，随便开朗。但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天生的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