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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众人皆醉我独醒———范缜
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
———范缜
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正值佛教盛行。佛教认为，人的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的， 是前世积善行恶的因果报应；偏偏有一个叫范缜的提倡“无佛”。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曾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无神论者。有一次，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您不相信因果报应，可是人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的不同呢？”范缜回答说：“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落在席垫上的人，就如殿下您，罗入粪秽之中的人就是我呀。人的贵贱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哪里有什么因果。”范缜的回答使竟陵王在众多宾客面前无言以对。后来，竟陵王又特意召集了许多僧人与范缜辩论，仍不能使范缜屈服。
范缜平时穿着朴素，性格朴实直爽，勇敢而不畏权贵，常有不同于世俗的独立见解。他的主要思想保存在他的著作《神灭论》中。
《神灭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
首先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抓住了“即”与“异”的对立。“异”是指“分离”，佛教徒讲“形神相异”、“形神非一”，称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人死以后形亡而“神游”，精神（魂魄）跑到佛国或依附于别的形体，灵魂、精神就成为三世轮回的主体、因果报应的对象。所以强调形神分离，是佛教徒论证“神不灭”的主要根据。对此，范缜提出“形神相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即”，义谓“接近”，哲学上则有“结合”、“涵蕴”、“渗透”等含意。“形神相即”，就强调了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所谓“形神不二”，形神“名殊而体一”，把形神看成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同时范缜又断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肯定了精神必依附于形体而存在，随形体灭亡而灭亡，较彻底地克服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
其次，范缜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用统一的观点说明形神一元论，进一步深化了对形神关系的考察。范缜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肯定了形体是物质性的实体，神是由形体派生的作用，以为神之作用是依存于物质性的形体才能发挥。他还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阐发“形质神用”的命题。认为神用之对于形质，犹如锋利之对于刀刃；锋利依附于刀刃而存在，两者异名而体一；同样，神用离不开行质，精神只能依存于形体，而形亡必然神灭。
再次，范缜以“浮屠害政，桑门蠢俗”，揭露当朝宣扬神不灭的危害，阐明自己阐释神灭的目的和良苦用心。由于统治者对神不灭的提倡和宣传，导致“浮屠害政，桑门蠢俗，风雾惊起，驰荡不体，吾哀其弊、思拯其溺”。神不灭思想及其传播，不仅给当时封建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危害———“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而且也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磐于惰游，货禅于土木”。范缜认为通过神灭论的宣传，和对神不灭论的批判，可以使“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这无疑是范镇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巩固当朝的统治，医治当权的门阀士族的愚昧。
在这部闪光的著作里，范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佛教的要害。他的论点一传出，举国哗然，驳斥范缜的人谁也驳不倒他。据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七年范镇在当朝宰相肖子良的宾客宴会上，就信佛问题与肖子良本人及众宾客辩论，驳得众宾及肖子良哑口无言。萧衍看到硬的压不住范缜，于是打算收买他。萧衍派王融悄悄地对范缜说：“凭你的美才，何愁当不上中书郎呢？可你偏偏发表这样怪僻的议论，太可惜了！应赶快放弃它。”范缜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假使我范缜是卖论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书令、尚书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
千年前的一部《神灭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辉和坚持真理不为名利所诱的伟大人格。
第三部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
———明代王世贞《艺苑危言》
初唐四杰都是少年有为且才华横溢。骆宾王7岁即能咏鹅为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10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16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20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由于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之下的雄杰之气，因此当官也只是卑微的小官 ，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
或者正是这种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命运，使得他们在唐初的文学创作上不为世俗所左右，能独树一帜。当时的大臣上官仪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们的创作洗涤六朝之锦丽，突破宫廷诗的束缚。闻一多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由宫廷移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由台阁移至江山塞漠。”
四杰当中，王勃居首位，他的诗感情细腻，风格清丽，似嫌柔弱，但又不缺雄豪旷达，如那首被人千古传诵的送别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以真切情感歌颂深厚友谊的同时，又向世人展示了他宽阔的胸襟。首句即见出气象壮大：高耸嵯峨的城阙被雄壮开阔的三秦之地所拱卫。借助于“风烟”的渲染，更显示出离别的惆怅和伤感。次句“与君离别意”，形成彼此的亲近感，“同是宦游人”，则是为着形成对友人规劝的情感基础，是为着安慰其“离别意”。第三联，诗意突然出现升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等之襟怀和气派！这便为尾联，规劝友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打下了雄厚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全诗文字质朴、意境开阔，具有一种充实壮健之美。另外，王勃的文章以《滕王阁序》最为著名。《滕王阁序》一文，叙述洪都之人杰地灵，描绘登上滕王阁所见之壮景，自叙身世，抒写仕途失意之悲哀，其中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尤为人称道，作者将山景、水景、市景、乡景、远景、近景、动景、静景尽收笔下，互相配合，互相映衬，显示出优美开阔之意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成为千古绝唱。
杨炯的诗风是刚健而又精辟凝炼的。在他的诗歌里，洋溢着昂扬慷慨之气，“壮而不虚，刚而能润”。其中《从军行》最为有名，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从军报国的热情和渴望：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风阙，铁绮烧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骨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诗人心情振奋，表现出生逢盛世大展鸿图的豪情壮志，诗里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在写法上，则直抒胸臆，有一股雄直劲遒之气，这已开盛唐雄浑诗风的先声。杨炯也有一些诗篇，极富俊逸抒情。它在悠然的情思中表现出一种天然的诗的情韵。如“相思明月夜，迢递白云天”，“行人断消息，春恨几徘徊？”，“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写得空灵飘洒，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韵致天然诗味无穷，绝似盛唐诗歌。因此，他在唐诗的继往开来中，其功之卓绝，实在足以彪炳千秋的。
卢照邻擅长七言歌诗体，较为出名的是《长安古意》。此诗借古喻今，描绘了初唐时期长安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诗人把笔锋从宫廷引入市井，出现了万民狂欢的情景。长安人流如潮，以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然而在歌海舞潮之中，都有生死相恋的执著。双方剖明心迹：“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种爱情形式和表述，热烈、真挚、大胆，如闻一多所说，比起“病态”的宫体诗来，“气魄”不可伦比。诗中还写了御史、廷尉等执法人员邀结一些纨绔子弟宿娼寻乐，违法犯禁的丑恶行径，也写了豪门将相相互倾轧，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批判。行文对仗精巧，句法蝉联，以赋为诗。
骆宾王擅长五律和七言歌行体。诗风刚健雄浑，气魄非凡。他的《帝京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被称为姊妹篇，两篇内容相似，共映生辉。另外骆宾王在参与反武的起义中写下了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使他名声大振。武则天读完这篇骂她的檄文，竟然感叹是宰相的失误，而使这样的贤才流落在外。这篇檄文开首便痛陈列数武则天的罪行劣迹，写得痛快淋漓，犹有义愤贯流其中。然后，极力赞美徐敬业起兵之声势和正义性，气势充畅，一泻千里。最后对朝中诸人晓以情理，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束，有雄睨一切的气概和横扫千军的力量。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程度容当商榷，但它创造了以气势、文采为载体去表现政治内容的范例。
第三部分清音悠悠响非凡———孟浩然
孟诗胜人处，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闻一多《唐诗杂论》
孟浩然，襄阳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比较简单平淡，他生活的时代是开元盛世，他的大半生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和山水鸟虫结下了缘分。然而却不能说他的心境诗中冲淡平和只在山水，他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孟浩然的隐逸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的隐逸可以说是为步人仕途做准备的，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隐逸；后期则是追求人格理想、完善其道德追求的真心归隐。他前期三十多年是在努力为科举，为入仕做准备。唐代是以词章取士的。他自强不息，苦学了几十年，自认是“词赋颇亦工”了，然后才“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以求明达，抱负很大。然而现实生活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他居然名落孙山。
然而这次考试对孟浩然的打击还不算太大，而令他入仕的梦想破灭的是因为惹怒了唐玄宗。一次王维邀请孟浩然来府上做客，两人高谈阔论时，忽然外传“皇上驾到”。孟浩然不及躲避，只好藏匿于床下。等皇上进来后，王维不愿隐瞒，禀报皇上说：“诗人孟浩然在此，因嫌身份卑贱，未敢拜见陛下！”唐玄宗是个爱才之人，听后，立即召见。孟浩然连忙出来见过玄宗。三人说了一会儿诗文，玄宗问孟浩然是否有新作。于是孟浩然就诵读了一首向皇上表明入仕心迹的诗。谁知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联，竟惹怒了玄宗，玄宗责问到：“你不积极求仕，倒反过来诬说我弃你！”
自此，孟浩然对入仕心灰意冷了。此后，孟浩然就四处漫游，足迹遍布山林江海，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隐士”、“高人”。连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的“诗仙”李白，也对孟浩然青眼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赠孟浩然》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侍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浩然的山水诗清雅中透露着豪放。《唐音癸鉴》中写道：“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孟浩然的诗清幽雅淡而又不失雄浑开阔，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莫过于《望洞庭湖呈张垂相》这首诗了：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样，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美鱼情。前四句“起得洋洋称题，而气概横绝”，极力渲染洞庭湖秋高气爽、寥廓无边的清远气氛：八月秋汛，湖水为满；天水相接，混而为一；水气蒸发，雾气笼罩；湖波汹涌，似乎摇动着岳阳城。气象万千，喻示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盛唐景象。紧接着孟浩然把这种气氛推向高潮，穷形云蒸霞蔚的荆楚大地，尽相巍然屹立于洞庭湖畔的天下名楼，从中见壮阔不平之气。孟诗的豪放与那些豪放派的诗究竟不同，它寓豪放于平淡之中，或在雄阔壮丽中显出一派淡泊萧散的气韵。颈联和尾联借此壮阔之气抒己之磊落不平之情，委婉地向张丞相倾诉衷肠，抒发了自己因无官位而不阿内功舒展抱负的淡淡幽怨，表露求仕之心。《瀛奎律髓》中记载到：“予登岳阳楼，此诗书左序门壁间，右书杜诗，后人自不敢复题也。”可见这首诗的功力是多么的深，这首诗的地位是如何的高，影响如何的大。
孟浩然的田园诗把田园情趣作为他隐逸生活的调剂，借以展示其高雅情怀、隐居清寂、登临清兴和静夜相思。如《过故人庄》，这是孟浩然田园诗的代表作，历代说孟诗者必提：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这首“淡的看不见诗了”的诗里，首联写作者前往赴约：老朋友炖好了鸡，蒸熟了黄米饭，邀请我去他家做客。10个字平平实实，明白如话，淡中有味。这两句虽是写眼前之事，却暗用了一个典故。其中“鸡黍”，出典于《论语·微子》：“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论语注疏》云：“此丈人必贤人而隐者也。”颔联两句是写赴约途中所见的村庄外景，这两句诗取景简练而富有特征，“绿树”、“村边”、“青山”、“郭外”，寥寥几笔，便把田园风光作了传神的勾画。突现了环境的幽静与和谐。颈联两句写进村以后与主人进餐之事。“面场圃”与“话桑麻”，事不惊人，语不奇警。“话桑麻”出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诗中的“故人”、“田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故人”、“田家”，而是归隐或隐居意义的“故人”、“田家”。在这里它展现了一幅朴素动人的农家生活画卷，泥土的清香透过纸背，醇厚的乡情扑面而来。尾联两句是写诗人的告别之辞，表达了“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的感受。
这首小诗写的事情虽然平常，却成功地表现了农家朴素纯真的人情和美丽恬静的田园风光，表达了诗人对农家生活的由衷赞美与农民朋友的真挚友谊，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第三部分“诗佛”王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苏轼
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林成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殷А逗釉烙⒘榧贰 �
王维，字摩诘，诗画双绝。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在今山西永济），遂为蒲人。才华横溢的王维，15岁便远离家乡，在长安和东都洛阳为仕途而奔走。他不但擅长诗歌，而且音乐、绘画也十分精通，这使他能够很方便地登上仕途。相传，王维到长安昭国坊庾敬休家中做客时，看见墙上挂着一副《按乐图》，上面画着众多伶人正在奏乐。王维细看一会儿，便笑着说：“这副画上的乐工，正演奏到《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当下，有好奇的人真招来乐工演奏检验，结果与王维所说一致，乐工的手指起落，指法毫无差错。这样一来，王维受到当时上层社会达官贵人的欢迎。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