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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漂泊一生，忧民一世———杜甫
史家只载一时事迹，诗家直显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浦起龙《读杜心解》
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
———元稹
浣花溪边，风景秀丽，林塘优美，细麦轻花，一派田园风光。这里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俗称“杜甫草堂”。“背郭堂成阴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品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这就是杜甫结束了4年的颠簸生活后，对自己的安身之地所作的描述。草堂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寓所。
杜甫，字子美，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官僚家庭，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明将名儒，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而且官拜膳部员外郎。其父亲杜闲为衮州司马、奉天县令，母亲是当时著名学者崔融的女儿。在如此显赫的家庭里，杜甫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也曾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从小就下苦功读书，7岁学诗，15岁扬名。在35岁以前，他过着读书与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进仕作准备。20岁时他就结束书斋生活，开始他的漫游生活。他先后游历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天宝三年他与李白在洛阳相识，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随后在宋地他们又遇到高适，三位高才谈诗论文，携手同游，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的《望岳》和《画鹰》表现出诗人的乐观自信和青春朝气。
天宝五年，杜甫志豪气壮地来到长安，准备一展平生抱负，但是等待他的却是冷酷严峻的现实。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因此杜甫在原本象征读书人出路的科举之途上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后来几经周折他才得一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官，所谓右卫率福州曹参军。在此期间，杜甫作诗百余首，其中《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各种社会矛盾，展示了危机四伏、盛世将逝的国家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奠定了杜甫的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安史叛乱，时局剧变。杜甫携家逃难，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逃亡时期是杜甫生活经历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感受最丰富、最深刻的时期。随后，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则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让差役将自己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和炽热灼人的情感互为表里、和谐统一。他特别注重铺陈手法的运用。这首杰作正是铺陈到底，全无比兴，但是由于诗人善于将自己的褒贬与爱憎、震惊与感叹、怨愤与怜悯、悲痛与无奈，全都溶入“有吏夜捉人”这一事件中，老翁翻墙、府吏发怒、老妇哭诉等等情节的具体描写，而未加任何主观议论，因而全诗显得形象逼真，情节感人，恰如一幕精品话剧，各个人物的举止声情真切可闻、历历在目。
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6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在这卓绝千古的“三吏”“三别”中，杜甫以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以“诗史”特有的“实录”的笔墨，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百姓在经历叛军的催残后，又经受着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难；人民不满官府的凶残，却又忍受着痛苦承担起杀敌卫国的责任。漂泊西南时，杜甫仍然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悲欢，根据自己的见闻与感受，以炽热的情怀继续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而以“安史之乱”为轴心展示出更广阔、更完整的历史面貌，完成了以“诗史”补充和修正史传的千秋重任。
杜甫是盛唐后期大乱年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直面残酷的现实，客观真实地描绘了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面貌，同时在诗歌艺术方面，他转益多师，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所以他兼有各家之所长，为后世诗歌树立起了不朽的典范，因而杜甫被尊为“诗圣”。
第三部分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
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
———苏辙
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夫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元稹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五、六岁便能为诗，九岁谙识音韵；十五、六……苦节读书，二十未已，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时……以至口舌生疮，手肘成胝”。16岁时，他来到了长安，怀诗文一篇去拜谒当时的名士顾况，受到迎门礼遇。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28岁在宣城参加乡试之后，他步入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在仕进上曾一帆风顺。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35岁复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次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士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在此期间，白居易关注国事得失，关心百姓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特别在三年左拾遗任上，他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不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而且“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写有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大量讽喻诗。
元和九年，白居易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虽然后来又被召回长安，但他很快请放外任，以官为隐。
白居易的名篇丽句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远传国外，日本嵯峨天皇，曾大量抄写吟诵；鸡林（新罗国）贾人出重金搜求白诗。自从有诗以来，其作品为外国人士所珍视，白居易可算是第一人。在白居易的诗歌中以其感伤诗《长恨歌》最为有名，它和此前产生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共同代表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相传长安的歌伎因为能吟咏《长恨歌》而增价。
《长恨歌》是一曲爱情毁灭的悲歌。白居易作《长恨歌》其意“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诗的主题是“长恨”。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六军不发无奈何”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后，玄宗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形成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临邛道士鸿都客”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渺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无奈。
这部文学作品最精彩的地方是把称颂爱情与讽喻贪爱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诗歌的描述一面是“卿卿我我”的爱情，一面是贪爱怠政的恶果。我们很难截然分辨出哪是体现李、杨爱情的地方，哪是体现李、杨怠政的地方，甚至一句诗、一个词语也可作两方面的理解，例如：“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我们可以认为，此乃描写李、杨爱情浓烈，也可以认为，此乃铺叙李、杨荒淫无度。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李、杨的爱情荒败了朝政，招致了“渔阳辈鼓动地来”和杨玉环的“宛转蛾眉马前死”。李隆基虽然舍不得自己昔日“爱如珍宝’的妃子死去，但面对护驾的“六军”，想救却“救不得’。如何‘以天下之王，不能庇一弱女”，这是因为“蛾眉”与“六军”的力量对比悬殊，更是因为“六军’不是如安禄山一样的邪恶势力，它代表着正义，是不容对抗、不容否定的力量。李隆基正是在一方是所爱，一方是正义的对峙的两难境地，才感到痛切心腹的“无奈何”的。这里没有单纯的善与恶的冲突，有的只是两种同样有价值的东西的交锋。
可以说，《长恨歌》中饱含的那一份无可奈何的感伤至杨妃之死已传达出来了，但作品并未就此结束，紧接着是对玄宗对杨玉环的伤心蚀骨的无尽思恋和李、杨人间天上生死不渝的深情的生动描绘。正是李、杨对爱情坚贞执着的追求和“天长地久有时尽”而分离却永无终期的深沉悲哀，使无可奈何的感伤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愈是饱含泪水不懈地追求与思恋，其分离就愈具有悲剧意义；其分离愈具有悲剧意义，使人冥冥之中感到的那一份无可奈何的心灵负荷愈沉重，感伤的心灵愈丰富。“南内凄凉”与“海上仙山”的描绘，其功能像一个放大器，把无可奈何的感伤加强了。
第三部分楚雨含情皆有托———李商隐
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沈德潜《唐诗别载集》
春天的洛阳，熏风醉人，百花盛开，到处是一派蓬勃的生机。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李商隐发现在堂兄李让山的邻居家有一个非常清新纯洁的少女———柳枝。她活泼好动，多才多艺，“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这个年轻诗人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李商隐请求和委托堂兄用一种极具诗意的方式去叩开少女渐渐觉醒的青春心扉。
在某一个春日，李让山在柳枝家南边柳树下下马，忘情地高声朗诵李商隐的《燕台诗》。《燕台诗》有《春》、《夏》、《秋》、《冬》四首。无论哪一首都是情深意切，旖旎动人的好诗，抒写着少年情怀。柳枝被如此生花妙笔打动了，她“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第二天，让山带商隐去和柳枝见面。为了避人耳目，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他们装作无意邂逅的样子，并且约好三日后相见。可是，他们并没有如约相见。一个和李商隐约好同赴京师的朋友，恶作剧地拿着他的行李先走了，致使李商隐无法按原定计划留下等待三天后和柳枝会面。柳枝的失望和悲伤可想而知。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李商隐在长安得知了柳枝的不幸遭遇：柳枝已经被镇守东都的大官夺走了。在悲愤伤心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五首小诗和序，即《柳枝词》，来纪念纯洁善良的情人。
李商隐政治上的失意潦倒，生活经历中爱而不得和得而复失的悲哀，使他常被一种感伤抑郁的情绪纠缠包裹。年轻的他虽负才名，深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又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招为女婿，可是，当时朝廷牛李党争十分激烈，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王茂元则倾向于李党，李商隐以令狐楚门人身份结亲王氏，因而被谪为“背恩、“无行”。所以在这朋党之争的夹缝中倍受压抑。死时年仅46岁。
李商隐一生写了600多首诗。《无题》诗尤其受到人们的称赞，代表了他最高的艺术成就和风格。标目“无题”或用篇首二字标题的诗，如《锦瑟》、《碧城》等，也属无题诗一类。以上此类的诗有70余首，这些大都为描写男女相爱的题材，语言精妙，意境深微，朦胧隐曲，形象优美。有的旨意难明，另有寄托。这些作品，吸引着千百万读者，为之细读玩味，赞赏不已。
其中的《锦瑟》是一首传颂千古而又是历代注家争论不休的“朦胧”诗。1000多年来，人们对这首诗的理解，各抒己见，臆测纷纭。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为令狐家名叫锦瑟的侍婢而作；有人认为是歌咏瑟声的音乐意境；有人认为是悼念亡妻的；有人认为是伤感唐室残破的。更准确的解释，此篇乃是自伤寄托之词。这首诗是李商隐罢官后退居郑州病逝之前所写的绝笔诗，作于大中十二年（858年），时年46岁，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回首一生遭遇，感伤身世，寄托情怀。诗人身世的悲怆，理想的幻灭，爱情的悲剧，人生路途的迷茫和无穷的遗恨，一并括在诗的形象之中，拨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弦。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开头两句，由锦瑟起兴，象征着自己的悲凉的一生，引起对华年往事的追忆。古瑟花纹锦绣，声调凄凉。“无端”二字写出作者内心无限的愤懑，功名未就，风月蹉跎。作者一生有两件大为伤心之事：一是卷入牛、李之争的政治旋涡不能自拨，因而导致仕途坎坷，终生潦倒；一是爱情的曲折，终生悲剧，心灰意冷。诗人自伤政治上的失败，爱情的忧思，双重苦痛，引起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颇颈二联，共用了四个典故，写华年之思的具体内容。以虚幻的形象，创造出朦胧的境界，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写自己不同侧面的身世感概。第三句用《庄子·齐物论》中庄生梦蝶的故事，呈现了一种人生的恍惚，作者用这个典故所显示的意象，说自己的一生因卷在牛、李两党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犹如幻梦，感到迷惘；第四句用《华阳国志》中蜀王望帝化为杜鹃，每到春天便悲啼不止、直至出血的故事，包含了一种苦苦追寻而又毫无结果的悲哀；李商隐借此神话传说，写此二句，是说自己一生政治生活和恋爱失意，只能借诗歌抒写出来，把自己的满腔悲债，通过望帝杜鹃之口悲啼泣血，宣泄自己难言的忧愤和痛苦。第五句用《博物志》里海中鲛人泣泪成珠的故事，借此来抒写自己人才埋没、遭时不遇的悲哀。第六句虽不知出自何典，但中唐人戴叔伦曾以“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