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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仲名《凌波仙》
在中国古代剧坛上，王实甫是元代杂剧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杂剧《西厢记》自问世以来，使无数青年男女为之倾倒、痴迷，就以爱情为题材的杂剧而言，《西厢记》可以说是一座巍巍丰碑。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月和经历因资料太少，难以确定。
根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的记载，王实甫所作杂剧共14种，其中多数皆佚，全存的仅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各存曲一折的有《贩茶船》、《芙蓉亭》两种。此外，王实甫还创作过不少散曲，但流传极少。
《西厢记》的故事源于中唐诗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许多文人骚客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创作了各种戏曲形式的作品。到元统一中国后，各种流行的戏曲、讲唱，在大都、杭州等地汇聚，南北戏曲得到交流，为王实甫写《西厢记》提供了可借鉴、创新的基础。他集中了前人的成果，经重新改造加工，创造了一部五本多折的连续演出的杂剧，使《西厢记》的内容形式臻于完美，成为一出千古绝唱。
《西厢记》通过张生和崔莺莺自由恋爱，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以执着的精神，战胜相国夫人阻挠破坏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勇敢地同门阀观念决裂，要求自由择配的强烈愿望，揭露了以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的虚伪，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婚姻理想。
作品着力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这几位典型形象。莺莺是一位温柔沉静的贵族少女，她貌若天仙，既有大家闺秀的贤淑，又有贵族少女的文才。然而礼教的约束下，尤其是包办婚姻的无奈，使她内心痛苦难言。在与张生自由恋爱，并与老夫人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她显示出了一个大家闺秀的矜持和稳重，以及可贵的反抗精神和对爱情的执著。
张生的形象也极富个性。他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在对莺莺的追求过程中，显示出多方面的个性，时而单纯得至于轻信，时而机敏，时而刚强……总之，忠诚、正直、正义是他性格的核心，可笑痴呆而又可爱，卤莽直率又令人可亲，从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青年的爱情理想。
红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奴婢形象。她聪明伶俐、富有正义感，她大胆支持崔、张的爱情活动，敢于对抗相国夫人，在“拷红”戏中，她的性格的闪光点全部迸发出来。在老夫人的拷问下，一方面迫于威势，将崔、张隐情如实相告，一方面强辩力争，以老夫人的言而无信为理由，反戈相击，显示出聪明的特点和侠肝义胆。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下层人民自发的冲击礼教的精神及美好品质，因而受到后世人们的交口称赞。
《西厢记》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为明清以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王实甫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展开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情节安排曲折复杂，全剧一波三折，波澜壮阔，而又一气呵成，结构完整，剧情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舞台生命力；作者善于描绘景物，制造氛围，抒情与写景统一和谐，心理刻画与环境渲染融为一体；作者对杂剧的体制也有所革新和创造，将杂剧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唱到底的通例，改造为五本二十一折，且部分打破了一折一人唱到底的束缚，为杂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厢记》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自它问世以来，就得到戏剧家、评论家的高度赞赏。明人都穆说“北词以《西厢记》为首”（《南濠诗话》），王世贞称《西厢记》为北曲的压卷之作，王骥德认为杂剧南戏之中“法与词两善其极，唯实甫《西厢》可当之”，称为“千古绝技”（《曲律》）。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焚书》中，对《西厢记》出神入化的艺术技巧发出由衷赞叹；清代戏曲家李渔更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自由《西厢》而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闲情偶寄》）
对戏剧创作，《西厢记》也显示出超凡的影响。他开创的青年男女密约幽期，反抗家长专制，最后走向喜剧大团圆结局的模式，形成后世的一个基本套路。明清以来，以爱情为题材的戏剧受其影响，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即使爱情小说，如《红楼梦》也都不同程度地留有《西厢记》的某些印记，至于其他遍及天下的言情小说，受其才子佳人恋爱格局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
《西厢记》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自19世纪末开始，《西厢记》就被翻译成拉丁文和英文，虽然是零折翻译，但毕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迄今为止，已经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各国出现。可见，《西厢记》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用一位日本汉学家的话说，它已“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伟大文学作品了”。
第四部分曲状元———马致远
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
———贾仲明《凌波仙》
马致远（约公元1250—1323年），其名不详，致远为字，号东篱。生卒年不详，只知其晚于关汉卿、白朴，而早于散曲家张可久。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务官，生平事迹不详。从他的散曲作品中，约略可以知道，他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看透了人生的宠辱，遂有退隐林泉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加入过“书会”，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家”之一。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他的作品见于着录的有15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突出了昭君出塞是在匈奴武力协迫下进行的构想，把王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的关系写成了爱情关系。在故事的结局处理上，他写王昭君未入匈奴境内而投江自杀，从而表现出昭君对祖国和故土的情感和眷恋。剧中把王昭君出塞的目的描述成为了汉室江山而和蕃，并借王昭君之口表现出她勇于承担大任的无私品质，赋予了王昭君以新的形像，歌颂了那种在民族矛盾中保持崇高气节的精神。
《汉宫秋》一改史书中昭君和亲的史实，将和亲故事放在了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历史背景下，使故事笼罩在浓重的悲剧气氛中。这种改变，反映了作为失意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者，对蒙古统治的怨愤，借昭君故事来抒发誓不与元统治者合作的民族情绪。从这个思想内容来看，《汉宫秋》杂剧的产生和流传，是元灭金、灭宋的历史转折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民族矛盾在戏曲舞台上的集中反映，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倾向。第四折写汉元帝在秋夜雁声中对昭君的思念，也渗入了作者对民族矛盾中许多人家破人亡的感慨。决定于作者的历史和阶级局限，他不可能理解历史上王昭君出塞和亲的积极意义，对汉元帝过于同情和美化，感伤情调也较浓。
《汉宫秋》曲词清丽潇洒，音律和谐华美，剧情婉转复杂，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文学艺术成就很高，取得了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第三折通过深秋的萧瑟和深宫的冷落衬托离情别绪。第四折借长空孤雁的悲鸣，抒发元帝对王嫱（昭君）的怀念，都写得很动人。大段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荐福碑》也是马致远的早期剧作，写落魄书生张镐时运不济，一再倒霉，甚至荐福寺长老让他拓印庙中碑文，卖钱作进京赶考的盘缠，半夜里都会有雷电把碑文击毁。后时来运转，在范仲淹资助下考取状元，飞黄腾达。剧本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贤愚不分、是非颠倒的丑恶现像，间接地表白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他在剧本中借主人公之口，讽刺和诅咒当时社会：“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
《青衫泪》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
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这些剧作宣扬人生如梦，要人们正心诚意，修心养性，归隐山林，弃绝欲念，学仙修道。《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富贵功名不足凭，要人们一空“人”“我”是非，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剧中主张回避现实矛盾，反对人们为争取自身的现实利益而斗争，这是一种懦弱的悲观厌世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剧中也对社会现状提出了批判，对以功名事业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包涵着重视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虽然作者未能找到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途径。
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此相关联，马致远的剧作，写实的能力并不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戏剧冲突通常缺乏紧张性，而自我表现的成分却很多。马致远大多数杂剧的戏剧效果并不是很强。前人对他的杂剧评价很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所抒发的人生情绪容易引起旧时代文人的共鸣，再就是语言艺术的高超。
马致远同时是撰写散曲的高手，是元代散曲大家，今存散曲约130多首，他的写景作如《秋思》，如诗如画，余韵无穷。他的叹世之作也能挥洒淋漓地表达情性，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看做是“豪放”派的主将，他虽也有清婉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他的语言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创造了曲的独特意境。
马致远的艺术才能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元代后期的周德清尊马致远为四大家之一，明代的朱权更将马致远列于元曲家之首。总的来说，马致远擅长悲剧性的抒情，情调凄凉、悲愤，曲词老健、宏丽，是一位独具艺术特色的杂剧作家。
第四部分墙头马上道白朴
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
———李调元
白朴（公元1226年—1306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祖籍澳州（今山西曲沃），后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其父白华，曾任金朝枢密院判官，又是著名文士。白朴出生时，金王朝已经在南宋和蒙古的两面夹击下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八九年后，为蒙古所灭。白朴幼年经历颠沛流离，母亲也死于战乱中，心灵饱受创伤，长大后又曾漂流于大江南北，看到了社会凋残山河破碎的情况，心情十分沉重。蒙古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平复，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目之叹，更感到为统治者效劳的可悲。因此，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而以亡国遗民自适，以词赋为专门之业，用歌声宣泄自己胸中的郁积。
白朴出身于具有浓厚文学气氛的家庭，少年时又随著名诗人元好问学诗词古文，在传统的文人文学方面有相当好的素养。在元代，他是最早以文学世家的名士身份投身于戏剧创作的作家。历来评论元代杂剧，都称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他的剧作见于着录的有16种，完整留存的有《墙头马上》与《梧桐雨》两种。
《墙头马上》全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剧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的喜剧，有着浓重的市民色彩。《墙头马上》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合称为元人四大爱情剧。作品受白居易《新乐府·井底引银瓶》一诗的启发，剧中写裴少俊奉父命由长安去洛阳选买奇花异卉，骑马过李世杰花园，和李世杰女李千金隔墙以诗赠答。当晚私约后园，为李家乳妪撞见，二人遂私奔到长安，居裴家后花园7年，生一子一女。后被少俊父裴行俭发现，强令少俊休妻而留下子女。千金回到洛阳，父母亡故，在家守节。少俊中进士后，与李千金正式完婚。全剧结构严谨而情节变化合情合理。有些曲词本色通俗，真实生动，而且性格化。作品正面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合理要求和斗争，塑造了李千金的光辉形象。
李千金是剧中最重要和最具有个性的人物。她不但一开始就主动约裴少俊幽会，声称“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而且自始至终，都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私奔行为辩护，用泼辣的语言回击裴尚书等人对于自己的指责。在“大团圆”的庆宴上，她还这样唱道：“只一个卓王孙气量卷江湖，卓文君美貌无如。他一时窃听求凰曲，异日同乘驷马车，也是他前生福。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却沽酒当垆。”她还一再地大胆表述对于满足情欲的要求，如刚出场的唱词：“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釭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宿，梧桐枝隐凤双栖。这千金良夜，一刻春宵，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则这半床锦褥枉呼做鸳鸯被。”总之，通过李千金这一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剧本对自由的爱情、非礼的私奔、男女的情欲都作出率直坦露、毫无畏怯的肯定和赞美，比之《西厢记》更有一种勇敢的气派。这一人物形象与她的剧中身份实际是不相符的，在她身上，更多地表现出市井女子的性格和市民社会的市俗化的趣味。与这样的人物形象及思想情趣相适应，《墙头马上》的语言，以本色通俗、朴素生动为主要特点。
与《墙头马上》的世俗化倾向和本色的语言不同，白朴的另一剧作《梧桐雨》更多地表现出文人化的趣味，尤其以典雅优美、富于抒情诗特征的曲词著名。《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标目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剧中描写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杂剧前三折写李隆基自以为太平无事，宠幸杨贵妃，朝歌暮宴，无有虚日，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掌羽衣曲”的安史之乱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马嵬兵变，是通过舞台艺术形象表现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的。第四折根据《长恨歌》“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诗意，写安史叛乱平定后，李隆基从西蜀回京，退居西宫，梦见杨贵妃在长生殿设宴，请他赴席，梨园子弟正准备演出，被窗外一阵阵梧桐上的雨声惊醒。全剧以李、杨爱情为主线反映了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过程。
《梧桐雨》的抒情气氛特别浓郁，并通过大量化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意象，把语言写得非常华美。尤其是第四折，全部23支曲子几乎都是唐明皇的内心独白，写他的忆旧、伤逝、相思、愧悔、孤独、哀愁等种种心情，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其中后13支曲子，通过对秋雨梧桐的描写，反复地以凄凉萧瑟的环境与人物的心境相互映照，彼此交融，获得强烈的抒情效果。这里仅取最后一曲《黄钟煞》的末节为例：
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
在《梧桐雨》里，白朴把梧桐与杨、李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李隆基对着梧桐回忆：“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寻，又被它惊觉了。”这点明了梧桐在整个剧本艺术构思中的作用。在我国的诗文中，梧桐的形象，本身即包含着伤悼、孤独、寂寞的意蕴。白朴让梧桐作为世事变幻的见证，让雨湿寒梢、高敲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