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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命转变的历史特点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具有以下鲜明的历史的特点：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直接衔接的，中国没有插入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资产阶级专政阶段。
其次，共产党和人民掌握着国家政权，革命的转变是通过国家政权，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进行的，并得到广大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
再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革命转变经历的过程，它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实现的。先是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战争转向经济，在城市恢复经济，站稳脚跟，巩固政权，逐步加大社会主义革命的分量，再到提出全面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前后经历了三年的时间。由于领导正确，步骤稳妥，方法得当，在实行革命转变过程中没有引起社会动荡。
最后，正确地处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既利用它为国计民生服务，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又有利于争取和平改造，限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
历史证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此顺利和成功，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是一个发展，也是一个新贡献。
第2节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1．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张闻天、李维汉等，就对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矛盾进行过思考，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这些意见和见解被毛泽东接受，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新民主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除了上述国内矛盾，还有一种外部矛盾，即新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矛盾的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仅不可以削弱，而且必须加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必须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使其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实践证明，这些基本政策是正确的。
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52年底，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人民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旧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新的主要矛盾又出现了。这时，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放弃原来提出的设想，即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再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考。于是，他在1952年9月提出：从现在开始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随着社会主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步一步地，逐渐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再采取突变的方针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是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年12月，他又在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05页。） 至此，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完整形成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
2．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简称为“一化三改”，其基本思想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是革命性质转变的标志。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新阶段，即国家政治的上层建筑要求经济基础与之相适应，虽然暂时不消灭资产阶级和剥削，但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面。
第二，把建设与改造并举，把对所有制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并举，把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改革中保持生产力的同步发展。工业化和改造是辩证统一的，互相促进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和手段。一方面，强调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惟一正确道路；另一方面，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反对那种离开生产力空谈社会主义的做法。实践证明，这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两者只有同时进行，这才是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
第三，在建设、改造与稳定三者关系上，基本思路是以改造促建设，以建设来巩固和创造新的发展和稳定，以稳定保证改造，以建设促进发展。
这条总路线从时间上，安排10年到20年左右，并连用了两个“逐步”，表明它的基本精神是要稳妥、慎重。这是新中国在过渡时期注重在重大社会改革中，保持稳定、保持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治国思想的肇端。
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逐步变革生产关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化是主体，“三改”为两翼，这就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内涵的简要表述和通俗比喻。具体来说，一方面，集中力量新建、改建、扩建一大批大中型国营企业，扩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另一方面，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逐步改造成为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把民族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奠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坚实基础。
二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1．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则和措施，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工业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旧中国由于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专制的统治，工业水平极其低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虽然已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但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到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6。6％。对这种落后的工业状况，毛泽东有过颇为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够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使经济发展？从历史上看，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究竟走哪一条路呢？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这就回答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我们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发达的现代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和民族独立，就没有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推动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迅速地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追求。
2．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政治经济形势促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长期经受战争的创伤，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这就迫使我们在建国初期不能不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同国营经济之间，同国家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它们企业内部的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并且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在市场、原料、资金、税收等方面，冲突日益严重。私人资本的几次投机活动以及私营工商业中相当严重的“五毒”现象，得到了充分地暴露和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由此认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无政府状态，同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及其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追求的是最大最多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受剥削必然影响其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者，它们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也远远落后于国营工业企业，不能继续适应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在允许资本主义在建国初期经济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在条件成熟时就必然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建国头3年中，人民政府在工商业调整中已经积累了许多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经验，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限制中有所发展，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的良性变化，在实践上证明了调整私营工商业的正确性，证明了共产党的治国能力和治国水平。正如当时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对这一段工作作出了回顾和概括的那样：当时我们主要抓了统一财政经济和调整工商业两件大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一统一调，“只此两件，天下大定”。（《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在国民经济恢复期的最后一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已经开始造成了我们年轻的新中国完全有能力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使此前的私营工商业者由于在抗美援朝中加工订货而赚了一大笔钱，便想同国营工商业平起平坐、在利润上平分秋色的企图受到抑制。这种矛盾的斗争和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工业方面，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在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的贫下中农，由于一部分人缺乏耕畜、资金、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出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难进行下去的现象，于是，便开始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出卖土地；由于这样，一部分则上升为中农，中农的户数有了很大的增加。一部分富裕农民，也开始放高利贷或买进土地，存在兼并和雇工现象，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面对这种状况，为了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继续发展；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为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了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使用农业机械，必须及时地、趁热打铁把农民引向合作化道路。另外，随着工业的扩大和发展，对农副产品需求量的逐渐增大，对农民使用的农业技术改造能力，也在逐渐提高，工业的发展，产品的增多，必然要求扩大农村的商品市场，这些需求和要求，在当时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生产是无力解决的，无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就是阻碍农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阻碍国家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影响农民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影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威信。事实上，在土地改革以后，就在农村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这个做法可以称作是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时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也认为可以靠这种合作形式的生产协作，互帮互助，提高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
3．国际环境促使中国迅速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如果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出现少数人变成资本家，多数人丧失生产资料，发生两极分化，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所不能答应的，也是不愿看到的，正当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之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威胁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使中国与西方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正常的贸易往来都不可能开展。当时，只有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只有苏联能援助中国，给中国以帮助和支援。历史的选择，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金日成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加作战，与朝鲜人民军共同打击侵略者。当朝鲜战争结束后，远东局势有了相对缓和，但是，美国不甘心在朝鲜战场的失败，又与台湾的国民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新中国进行封锁、禁运，甚至武装颠覆，使新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威胁。面临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必须争取时间，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巩固和加强国防力量。
面对两种制度、两个阵营的对比，20世纪5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很不景气，而社会主义国家却生机勃勃，蒸蒸日上，从一个国家到一个阵营，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步成功，对中国人民客观上具有巨大的榜样、示范和鼓舞作用。这种榜样的力量，也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正确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
第3节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和经验总结
一 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对个体农业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尝试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作为经济建设的四大中心任务之一来抓。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引导中国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提出要让农民自愿参加，决不能采取强迫的原则。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重申要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领导农民和手工业者走向集体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性。随后，他明确地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党领导农民建立的生产、消费、粮食、运输、信用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互助性质的合作社组织，还不能算是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但这种可贵的实践，为建国以后党领导农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出来。
首先，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进行，对农业的改造要与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因为，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原料和农村的广阔市场，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大力支持，以及相当大一部分要通过农业税积累一定的资金。不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就难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工业原料的需要同当时主要农作物产量低的矛盾，就难以积累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的更多资金，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必须协调发展，而不能相互脱节。
其次，农业合作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个体农民势单力薄，抵御天灾人祸能力低，而且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