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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4日，黄炎培等应邀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话引起了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的深层思考，他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2．执政党必须增强执政意识，明确自己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夺取政权并借助于国家政权，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对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实行领导的问题也有过不少论述。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核心是执掌国家政权。他不止一次地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把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还是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区别大是大非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并在多种场合批驳了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极大地增强了全党的执政意识。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首要的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作用最终必须体现在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路。稍后，党的八大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正确路线。以此为出发点，毛泽东多次提出，党不但要善于领导政治、军事、文化、外交，还要善于领导经济建设。执政党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
二 牢记“两个务必”，加强执政党建设
1．执政党要牢记“两个务必”，防止和反对腐败
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会不会腐化变质，重蹈历代封建王朝、农民起义领袖的覆辙，这是毛泽东在抗战后期就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1949年，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创业不易、守业更难这个严肃的问题，谆谆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拒腐防变的方针付诸实践，领导全党成功地进行了“三反”、整党整风运动。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拒腐防变的意识，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认为，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他把整党整风作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且把整风方式推广到国家机关，把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从而使整党整风成为防治腐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这是毛泽东关于整风的理论在执政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还认为，如果一个时期某种腐败现象表现得比较突出，比较严重，还需要及时开展专项斗争，他亲自领导的“三反”运动就是一场典型的反腐败的专项斗争。毛泽东强调，反腐败必须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他亲自决定查处了新中国第一大案，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于自律。他还要求限制干部的高薪和特权，以避免干部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导致政治上的堕落。毛泽东强调，在反腐败斗争中既要充分发扬民主，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又要严格掌握政策，坚决依法办事。
2．执政党必须坚持团结统一，接受双重监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提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目标。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按照这个思路，他在同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大发展，是对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提出的更高要求。
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反对分散主义和过分的中央集权。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摆正个人与群众、个人与党、个人与党的领导集体的关系。党的八大特别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把党的民主生活提到更高的水平。毛泽东认为，要避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两种错误倾向的发生，最根本的是要在全党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
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双重监督，是保证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一直成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思考的重大问题。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鉴于高岗、饶漱石事件的教训，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着重论述了加强党内外监督的重要性，指出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除了必要的思想教育外，还要从党的制度和国家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的监督。他明确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3．执政党必须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20世纪50年代，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对干部提出了加强学习、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的要求。随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正式提出和付诸实施，毛泽东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投入了极大的精力。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将防止修正主义与防止“和平演变”联系起来，提出了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思潮，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关于讨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这次谈话精神，后来经过充实，写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主要内容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基本条件：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五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
尽管毛泽东在使用“修正主义”概念时有不准确之处，尽管他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不可避免带有那个时代“左”的烙印，但是，他把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联系起来，将防止“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内部，这是富于远见卓识的，其基本点是正确的，时至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阅读书目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2．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3．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4．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
思考与练习
1．毛泽东关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思想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它对今天的国防建设有何启示？
2．毛泽东关于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初步设想对我们今天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有何意义？
3．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方针、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什么？
4．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何在？毛泽东对于执政党建设提出了哪些重要思想？
第8章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灵魂”一词，在现代汉语的多种释义中，有比喻起指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之解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和渗透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辩证统一地共同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地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第1节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一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它们是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出发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涵盖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最主要贡献。
“实事求是”具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东汉史学家班固赞誉汉景帝的儿子刘德严谨治学态度的话。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唐代颜师古对“实事求是”所作注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做学问就必须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才能求得真实的知识、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
毛泽东汲取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1941年5月，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毛泽东这一精辟论述，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实质。1941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经过延安整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最集中的中国化表述，得到全党的确认、拥护和普遍贯彻，并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推广。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内容作了完整、科学的揭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第一项基本内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即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这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决反对照搬书本和别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来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要求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而且要求坚持彻底的辩证法。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坚持辩证法全面性的观点，即要了解事实的全面情况，而不能以事物的某个方面或个别情况作为行动的依据，更不能用片面代替全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依靠着对中国国情全面而正确的了解，全面正确地认清和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从而制定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与战略策略，逐步形成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辉煌的胜利。
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联系与发展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客观事物和客观现象在其内部矛盾的推动作用下，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和普遍联系之中。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深入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