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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有一次,他的一名弟兄因充当警察的坐探被发现,急忙逃往国外,隐姓埋名,但最终还是在一列国际快车上,被阿利·卡庞亲手割断了喉管。
在阿利·卡庞的“事业”中,有一项特殊业务——替人教训或剪除仇人。他专门为此制定了一份“价格表”:痛打一顿——2美元;打伤双眼——4美元;打断鼻梁或击碎下巴——10美元;割掉双耳——15美元;打断一只手或一条腿——19美元;枪击大腿——25美元;捅一刀——25美元;全活(即杀死)——100美元。这是二十年代被美国警方查获的一份“价格表”,至于现在,当然早已“涨价”了。阿利·卡庞晚年居然得以善终,这在黑手党头目中实属罕见。
电影《教父》拍摄前后
六十年代末,一个名叫约瑟夫·瓦拉西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在一夜之间成了震惊西方世界的新闻人物。他为了保全性命,逃脱“我们的事业”的复仇,破坏了“奥梅塔”准则,向警方交待了黑手党的大量内幕。瓦拉西的“自首书”长达1180页,大概是由于内容牵涉到联邦调查局和某些大人物,所以一直不见公布。
但一部根据瓦拉西的部分交待编写的电影剧本却送到了著名导演艾伯特·拉迪手中,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教父》。拉迪聘请了美国名演员马龙·布兰多担任主演。正准备开拍,拉迪却接到无数恐吓信和匿名电话。拉迪明白自己惹恼了黑手党,但又舍不得放弃拍摄,就决定亲自去“拜见”真正的“教父”,纽约黑手党五大头目之一的约瑟夫·科洛姆勃。
1971年2月25日晚,纽约某大饭店的舞厅里灯火辉煌,1500多名“美意保护公民权联合会”的会员们要听取导演拉迪的“公开解释”。拉迪向这些科洛姆勃的门徒保证说,《教父》将是一部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偏见,反映当今美国社会腐败堕落的影片,绝不会指摘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只会为他们的艰苦生活讲话,而且,影片中的情节人物纯属虚构,云云。
经过拉迪的几番努力,《教父》的拍摄终于获得洛姆勃的“恩准”,但拉迪也被迫删改了剧本,去掉了“黑手党”、“我们的事业”等字眼,而且整个拍摄过程还得接受黑手党的秘密监督。科洛姆勃也表现了一点“宽宏大量”:派了一部分弟兄去充当配角,说是为了使影片中的意大利人“更像意大利人”。
最后,差点流产的《教父》终于上演,并轰动了世界。但使人们更为震惊的,却是《教父》上演没几天,现实生活中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影片中的恐怖场面,而且情节极其相似,唯一不同之处,恐怕只在于倒在血泊中的人不能再爬起来卸装而已……
1971年6月。纽约市中心某公园。美意保护公民权联合会的成员正在集会。科洛姆勃“教父”在接受人们的恭维。突然,人群中一声枪响,科洛姆勃身体一歪,鲜血迸流。他受了致命伤,几天后就一命呜呼了。
不久,报界报导说,刺杀“教父”科洛姆勃的凶手,是另一“教父”卡罗(又名查尔扎·甘比诺)的部下,名叫乔·盖洛,外号“疯子”。而老科洛姆勃一死,卡罗就成了纽约黑手党的“新教皇”。
但科洛姆勃家族的人不会善罢甘休。1972年4月6号,“疯子”乔·盖洛43大寿。他同新婚的妻子,前妻留下的女儿及亲妹妹在家中大宴宾客。宴会一直延至次日清晨。时钟刚刚敲完六点,一个不速之客突然从外面闯进,随着几声枪响,乔·盖洛及其保镖相继倒在血泊之中。三天后,盖洛进了铜棺。下葬时,他的妹妹在墓前对天发誓:“乔,我要让鲜血染红大街!”果然五天之后,纽约大街上新出现了五具黑手党分子的尸体。
1984年9月29日凌晨,意美警方联合发起了“圣迈可节闪电行动”。3000多名警察同时出动,封锁了巴勒莫的大街小巷。包括格雷科家族的家长在内的140名黑手党分子被戴上了手铐,另有70余名嫌疑犯被拘留。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警方也逮捕了28名黑手党要犯,他们将被引渡回意大利受审。这次行动触动了黑手党的根基。但是,如果认为黑手党已就此被消灭或从此一蹶不振,那就未免太天真。黑手党本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它就绝不会被彻底消灭。前面提出过的那个老黑手党分子詹蒂尔说过:“黑手党不是今天才冒出来的,也绝非明天就可以被剿灭。因为它早已盘根错节;而且,它从不原谅任何一个与它作对的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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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045
Title :瞿秋白的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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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 总第 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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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同志所治印章,古朴雅致,为朋辈所喜爱。二十年代初,《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公子高君箴。婚礼采取当时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主婚人的两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婚礼前日,郑振铎才想起他母亲还没有印章。郑与秋白同志友善,去信请他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郑老夫人是单章稍大,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郑振铎与高君箴皆为福建长乐县人,取意双关。三章均玲珑雅致,主人把玩欣赏之后,才悟出所书“贺仪五十元”之缘由。计三章共刻十二字,润格应为二十四元;急件加倍,则为四十八元;边款二元,故曰“贺仪五十元”。瞿秋白这一出人意料之趣举,给郑高二人之婚礼增添了特别的喜庆气氛,一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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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046
Title :贝多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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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 总第 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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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十一岁时,就已经显露了他的音乐天才,被认为是莫扎特第二。
一七八七年春,贝多芬到了维也纳,并且拜见了莫扎特。然而莫扎特对他评价并不太高,认为他的钢琴演奏并无超人之处。贝多芬听了莫扎特的评语非常生气,并且立刻弹奏了一支幻想曲给莫扎特听,同时又要求莫扎特给他出一个主题来演奏。于是他终于发挥了他的卓越天才。
莫扎特听完了贝多芬的演奏,连连点头说:“的确名不虚传。”并且走到聚集在隔壁房间的朋友们面前说:
“你们大家要注意这个青年,将来他一定能成为享誉世界的大音乐家。”
不久,贝多芬回到故乡波恩,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再折往维也纳,这是一七九二年的事。“可惜他的个性非常强,经常跟老师发生冲突。例如当他首次出版乐谱时,海顿就想在封面上印出海顿弟子”的字样,不料却被断然拒绝。因为他认为,自己名义上虽然是海顿的学生,实际并没有从海顿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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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047
Title :在最后的日子里
Author :高文谦
Issue : 总第 57期
Provenance :怀念周恩来
Date :
Nation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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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周恩来同志发现患有癌症。他不顾病魔缠身,坚持工作,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6月1日,做了第一次手术。八月,病情出现反复,做了第二次手术……
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1975年3月间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和无畏的。当他的侄女周秉德获知伯父得的是不治之症。急于要去医院看望他时,周恩来同她通了电话,专门谈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相约,死后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三次,外出看望人四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4月日,躺在病床上会见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5月3日,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
6月9日,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移置仪式”,并亲致悼词。为贺龙同志一连鞠躬七次。
8月26日,会见了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
9月7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四届人大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不得不为捍卫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一部分工作人员要求同他合影留念。他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XX。”
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折磨,他的体重由原来的六十五公斤下降到不足五十公斤,身体虚弱得连散步四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们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他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
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握住邓小平伸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开始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晴,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每当难以忍受的疼痛袭来的时候,周恩来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吃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人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在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月20日,周恩来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12月底,周恩来得知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我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唱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晚十一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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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048
Title :为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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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 总第 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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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洲的400多位作家,对“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
中国作家巴金的回答是:“我以文学改造我的生命、我的环境,我的精神世界。”
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回答是“为了让被侮辱的人重获自由尊严。”
法国女作家莎冈(代表作:《日安,忧愁》)的回答很简短:“因为我喜欢写。”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代表作:《百年孤独》)回答说:“我写作是要我的朋友爱我更久。”
英国作家格林(代表作:《问题的核心》、《第三个人》)回答说:“我长了个疮,熟了,我把它挤掉。写作就是这么回事。”
美国的“科幻小说纪念碑”阿西莫夫说:“我写作与呼吸是同一道理。我不这样做便会死掉。”苏联诗人库钦纳回答说:“我写作是为了在其中找到乐趣、喜悦……,蜜蜂并不问为什么要采百花之蜜。”
巴西作家索萨(代表作:《马亚萨皇帝》)以少有的老实态度说:“写作是我的职业。我不写作便收不到版税,而我便无饭可吃。”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籍的爱尔兰人贝克特(代表作:《等待戈多》)以反问的形式回答:“有什么比写作更好?”
西德作家格拉斯(代表作:《锡鼓》)的回答是:“我写作是因为我没有本事干别的。”
美国作家格尔·维达尔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是作家,我们又没有欲望。”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却始终与桂冠无缘。他说“我不能停下来不写。我一向知道我的事业就是做一个文学读者,同时做一个文学作者。”
非洲国家贝宁的首席文豪奥林比·巴赫利·喀南,用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的对白回答说:“如果你不是我的母亲,我也肯定要跑到天涯海角找到你,让你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来。”40岁的意大利作家加蒙说:“我写作是为了复仇——在我心里,这复仇是正义的、神圣的、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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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049
Title :杂感
Author :A.Rooney
Issue : 总第 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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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服想显得潇洒,犹如妄想身高180厘米。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办法。
·油漆用过之后就把罐子扔掉,不管里面还剩下多少。
·上床睡觉吧。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深夜不睡去做的。
·别把面额一分的零钱存下来。这种钱存下来也买不了什么东西。
·通常很少有正当理由需要按响你的汽车喇叭。
·把破烂的椅子用万能胶粘上,多半白费工夫。
·谈话的时候要记住,别人对你的话不像你自己那样有兴趣。
·保持沉默是个好原则,但不要因此而不发脾气。
·假如什么办法都行不通,不妨洗个热水沐浴。
·不要老是说“不知道时间到那里去了”。时间去了它一向所去的地方,而从来没有人知道是哪里。
·人越少,越开心。
·你买来解决问题的东西,很少能解决你所希望解决的问题。
·什么约会都不要早一个月就预先安排好。
·过马路先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