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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想说“如果”：如果当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着的“东北民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逼迫下、在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后人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着与熏染着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18校场口
中共确曾有过的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可惜只是“历史之一瞬”。因为，不过十天之后，在毛泽东的病势稍稍缓解，能勉力扶杖参加中央的会议之后，虽然不十分明确，但显然于心不甘地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参加会的人不置可否。因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那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忍，以及大独裁者所独有的那类除了自己的目标，一切都可以不顾的寡情鲜耻之外，当时的局面和政治气氛也占着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毛泽东再固执，如果“造英雄”的局势不给他提供机会，他也只有空怀一腔激愤。
这机会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由他的夙敌：国民党中的强硬派白送给他的。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里，也和任何政党一样，大致有态度比较温和、主张民主建国、愿意与民间势力包括共产党谈判的鸽派（政学系）；和坚决反共、主张以强硬手段解决对方的鹰派（以中统系统为主）。当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与在野各党、共产党及无党派人士，就战后局势进行政治协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鹰派恐慌起来，很怕自己的党内对手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占上风。
就在政协闭幕不久，当共产党正犹豫着，打算交出军队、进入联合政府的当口，陈立夫等忽然借“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作文章，搅起一场反苏——当然同时也反共——的事端，即史称“校场口事件”。这位CC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他的指挥下，只在重庆街头打伤几个文化人，烧掉几间房子，却将美、苏、国、共数方共同艰难维护着的脆弱平衡骤然打破。，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力实在是那批街头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来，有《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在东北的苏联红军，虽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愿意帮共产党，但在实际做法上，还是很有顾忌，从而也就相当克制。“校场口事件”和这一事件之后关内的大规模反苏运动，再加上美英单方面公布了原本为秘约的《雅尔塔协议》，使得苏联的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它一反过去处处约制八路军的姿态，反过来催促中共将更多的主力部队速速调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机，将政权交给中共。
令人难于想象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头面人物——他们一个在重庆一线谈判，一个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认为在东北只要通过调停和谈判，使共产党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适可而止的时候，苏联却一再催促增兵，质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鼓励中共放手大打，答应将已在自己手里包括万挺以上的轻、重机关枪和上千门各种火炮的日本仓库过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东北。
苏联的这一态度，对抱病参加东北局势策划的毛泽东说来，不啻一剂强心针。类似“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不惜重大伤亡”等指示，一一飞向东北前线。
战争绞肉机转动起来，中国的资源损耗在血海之中。在这过程中，也曾有过毛泽东力不从心，从而重提停战、要求谈判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拒绝——这宁波人和他的湘潭敌手一样刚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赢，最后几乎全输。
剿灭“共匪”就那么义正词严么？不过两个月前，在政协会议上，燕大教授张东荪在谈到军队国家化的时候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军，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但国防军只属于民主政府，只有党军才如此有兴趣于意识形态战。这话毛是不听的，蒋当然也不听。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党军和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包括抗日战争期间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纪，还要隔着海峡打么？
19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恐怕都还有相当深的印象。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资助的中共，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廷的议和），1949年以前，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1944年，到骂不绝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变化？
应该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对美国与苏联的好恶或许尚在伯仲之间，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二强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国不可打内战，而中共原本对自己人苏联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场口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与国府交恶，对中共和已经取得党内权威的毛泽东也没有太热乎。这是因为，第一它自己在欧洲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正焦头烂额；第二它不愿意让西方和国民党觉得自己是中共的大哥；第三对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视与戒心（“农民起义头目”、“游击队长”，不能读原著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听计从）并没有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决一死战（并确认一定打赢）之后，毛泽东三次热切要求秘密赴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而三次遭到拒绝。在这期间，中共虽然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准怎么对付曾经帮同合作反蒋的资产阶级外，对自己反复蛮干过的“土地国有化”和完全没门的工业与金融管理，也想当面请教（起码探出口风），而首要中之首要，则是苏联的物资支援，特别是那三亿美圆贷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经丢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时，南京政府又摇起橄榄枝，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许（中共）革命”的埋怨（读者应该记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庆去谈判），终于于该年一月底派要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去见“中国同志”。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当坦率的意见交换之后（如米问中共，斯大林这回给他们出的破坏和谈的阴招儿是不是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问米，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静观局势发展未采取行动时，唯苏联大使馆跟随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毛泽东在两个日夜折磨他的问题上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对共产党在中国武装夺权的肯定；第二对他本人是中国革命领袖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在胸，虽比终日揣揣然（这样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从他不管形势多紧急险恶，都绝对亲自控制对“远方”的联络即可知）要好得多，但还不足以使他在战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过程中，走上“一边倒”这类成熟政治家原则上不取的地步。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时，更具体说，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间，有两个人物——两个处在对立的营垒却都不希望见到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来和司徒雷登（我们都知道他那时虽然已经不是驻华大使，但仍是桃李满“国共”的传教士教育家）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不使中美间游丝般的联络一下子断个干净，周恩来几乎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黄华进驻这前国都，还安了个“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侨事物处主任”的名目，以便与恩师正式联络；而司徒也正通过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还有一个主动请缨的陈铭枢等，努力了解新政权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和高层接触的可能。
事实上，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双方的后边，都有着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制约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灭资喊了几十年的“左”；美国方面是在国会很有势力的麦卡锡潮流。双方数渠道几经接触，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询、解释、预测和讨价还价，最后找到一个好借口：6月24日，请这位燕京创始人像往年那样回北平学校过生日。
这确实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华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欢迎他来北平”时候，已经是那生日之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中共意外的局面发生：本来取主动态度的美国突然踌躇不前、司徒对这个他所盼望的结果的回应也相当低调。他回答说：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但正如我们今天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已经了然的，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态度，因为在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他说的是：“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唯一的机会与中共首脑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显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使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和后来中共常常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不同，为挽回局面，黄华再一次表示诚意，说“所有铁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也可以安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所尽的最大的努力。
当时最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书身份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泾波（傅出身满族破落贵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对淀积千年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具天生感悟）。他得到黄华答复后，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立即动身。耿介的司徒骂他“小玩闹”，随即按部就班报告请示。他心里有数：会见周恩来的指示本来自美国。他没有考虑到政局的瞬息万变。如果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不是艾奇逊，而是别的有担当的势力人物，批复可能会如司徒所期待地适时到达。无奈艾奇逊不敢擅自做主，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国会去讨论，回复到达：干干脆脆的“不许可”，并命令他立返华盛顿。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这是放到谁身上都觉万分屈辱与恼火的事，何况正经历着“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拿稳了苏联不会换马、对老美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条件地向党内温和派让了一小步的毛泽东。用不着等到7月2日傅泾波将美国的这一决定正式转告黄华，毛泽东已于三天前在他载入册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决绝地为新中国外交定了向：“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美国一个月后发布了那份《中美关系白皮书》之后，由伟大领袖亲自撰写的气势恢弘的“五评”随即出台。中美关系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年后——越战。二十三年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那时连路都走不稳了，却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到机场去接。
虽然他的子女都说俄文，毛泽东终生学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坚持用西方训练的私人医生（即后来写了回忆录的李志绥）。“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他心里究竟是怎样的呢？
20专制腐败
“克林顿即将访华，中美关系将开始新篇章”，成了20世纪末中共的的口头禅。因为与头号强国老美联袂而特别感到风光，对中国首脑人物说来，这不是第一次。对史料作过稍微浏览的人可能都记得那张照片：身披黑色斗篷的蒋介石微笑着，作为四大强国领袖之一，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排坐在阳光下。当然，以人口和埋在地底下的资源，再加上上千年的灿烂文明而论，中国当仁不让。但以实际国力、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而论，老蒋当时不会不心虚吧？
其实当时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顶桂冠是罗斯福力排众议，硬送给蒋介石的。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倒不在于美丽的蒋夫人有多么大的魅力，而在于当年的这位美国总统真心诚意期望二战尽快结束，而后，一个亲美的、由稳定负责的民主政府治理的中国出现在东方。问题是，怎么统一，和统一成什么样子。
用中共当时的话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坚持着华北、华中和华南三条战线。他们已经建立起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000万居民。130万在华日、伪军中，我们正抗击着110万（占六分之五），国民党军队只对抗20万人（六分之一）”。这一数字固然带有我们相当熟悉的宣传味道，但中共作为抗日的一支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
如何迫使日军早日彻底投降，即使在美国总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将武器装备分别提供给国共双方；一是只给政府，由政府决定给不给它辖下的中共军队。前一种意见从逻辑上看本来不错，无奈当时世界正处在两大意识形态瓜分全球和恐共反共勃兴期，很少有人会对扶持共产党的军队投赞成票。罗斯福于是召回谢伟思、召回史迪威，并以蒙古、东北等利益换得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许诺，把宝押在了“国父传人”蒋介石身上。蒋这方面，当然也信誓旦旦，许诺改革开放、许诺反腐倡廉、许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
如果一切都像设想的那样，当然皆大欢喜，美国总统为中国安排的美好前景也即刻可告实现。不料事情的发展竟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没有得到美国装备、还被苏联贬为“并不是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农民”的中共，从此大发奋，不但从蒋介石手里夺走了美国礼物、还逼苏联认了错，并在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统一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获得曾经无视它并背弃它的“老大哥”在军事和工业上“慷慨”援助。不过五年，一切都与不能说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罗斯福总统当年的设想相违。
问题出在哪里？
历史本来不兴说“如果当时……”，但若“从史实求史识”（陈寅恪语）角度看，如果当时罗斯福没有顺应“把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势头，而是采纳了谢伟思和几乎全体驻华使馆外交官的建议，与中共保持交往，使中共的军事实力大到在蒋介石看来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的地步；然后由于双方力量——特别与外界交往的机会——不那么悬殊，真正的、容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民主联合政府说不定有希望诞生，中美关系不会落到五十年代初的地步，韩战越战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已经证明共产主义并不适合二十世纪的人类。但当时连一座稍稍象样的城市都没有的中共怎么就没被扼杀掉；相反，不但获得了美援、还接收了几乎全部日伪物资的国民党政府，怎么竟在顷刻间垮掉，快得连想扶它一把都没有地方下手。
没有得到美国支援的中共得到了中国。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以及使这腐败一茬茬滋生却得不到扼制的独裁政体。一个政权的独裁与腐败，不但与“主义”没有多大干系，也难于得救于外部资助。毋宁说，如果一个机体不慎而结上了独裁这样的毒瘤，营养越盛，滋长越快，直到整个彻底毁掉。
与罗斯福相比，克林顿今天面对的中国，就专制与腐败而言，与四十年前相比，有没有质的不同呢？
21解放台湾
克林顿来中国，最感失落的，想来莫过于台湾当局了。北京的觥筹交错、握手言欢倒还在其次，口口声声恪守三协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