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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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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正是我们人类自以为有了一些小技能之后,面对河流山川所经历的教训。8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过,筑坝这种事,决策人要有两种本领,一是懂水利工程,知道造坝条件、水流条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坝修成之后对环境的作用。只有两方面都懂得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划对江河大动干戈的工程。基于此,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修造TVA的时候,不再倚重只会修坝的工程专家萨凡奇,而启用了以前曾经在俄亥俄迈阿密河作防洪、灌溉等综合流域规划的摩根(Ather E Morgan)。摩根又邀了一位爱荷华大学的教授伍德沃德(S。M。Woodward),他们都是科学家。那时候,研究水文地理的人对水电工程师不满意,说他们常犯错误; 而具体作工程的人也对科学家不满,说他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时还没有一个人两方面都学。  

我是1934年到美国的,以一名有了两年实践经验的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身份,先在康乃尔大学,后到爱荷华大学和伊力诺伊工程学院,攻读天文、气象、地貌,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看清楚该不该建坝和在哪里建。水利工程师并不一定要成为水文地理专家,但有了这个基础,问题就看得大、看得全面了。也就是说,任何工程都有总体的考虑和具体的实施,必须先有前者才能谈的上干下面的。  

问: 但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也启用了不少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他们的学养难道对工程的技术关键没有起到作用?   

答:不应该让科学家“下放”到技术层面来判断具体的工程问题,应该让工程技术人员知道如何使用科学界的研究成果。让一名水文地貌科学家去决定一个水利工程的坝址,是过于难为他了;但要求一名水利工程师懂得必须的水文地貌,不算苛求。科学家应该在自己的范畴里,按照自己的理论走向,对自然界最根本的问题和运行规律提出见解。至于应用,是工程师领悟了他的理论之后,就具体操作找出办法。我过去当右派的时候有一句出名的“言论”,讲的就是这二者的关系。毛泽东40年代不是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吗,说光背诵条文没有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50年代,针对一批不学无术者,在这一“教导”之下,把“实际”搬出来为自己理论上的无知作挡箭牌,我说,“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35年过去了,对长江泥沙的见解和估算,还是这个问题。  

问: 长江三峡段有那么多峡谷,坝址偏偏选在三斗坪,不会仅仅为了将来2公里长的大坝的雄伟壮观吧?  

答:任何水利工程,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都希望坝体越短越好,否则为什么常在峡谷筑坝呢——这叫做充分利用峡谷效用。现在,在三斗坪筑坝,象是把峡谷效用倒着用:坝前只有500到1000米,坝倒有2000米长,2公里的坝拖着一条600公里的长辫子。这种水库,从来没有见过。之所以选在这里,长办不愿明讲,其实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三峡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岗岩。但他们忘记了,岩基之上还有30多米深的石子,施工的时候须全部掏掉,凭空增加对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大坝,不经济之极。再加上百万移民。一个工程,光移民就占总预算的1/3,没听说过。我算了一下,几个因素加起来,在这里建坝发电的成本是同样功能的电站的7倍! 真可谓荒谬设计第一,不经济第一。 你看乌江电站,窄窄的河道上一个拱坝,洪水从上面泛过去,电厂在坝的肚子里,三个功能合一。还有北京的官厅水库,坝体只有100米宽,上边一个大肚子。当然这个大肚子现在已经淤掉了一半,防洪效益差不多全都失掉了,但它已经效命40年了。  

问:如果按照现在通过的175米方案,开始蓄水后多久上游就会出事?  

答:就淤塞而言,长江和黄河不同。目前黄河的淤头已经越过长安到了咸阳,只有遇到上游陡处,爬不上去了才会停止。长江的冲刷段是陡的,本来淤积上不去。但是,当水流变缓,卵石停在重庆,就象是在那里新修了一个坝,淤积于是成为可能。除非你把重庆段河床放低,让它象广阔无际的大海一样,但这谁能办到? 当然这淤积向上爬爬不远,爬到平衡坡降与陡坡相交时,就会停止。但已经抬高了江津、合川洪水位,使那里泛滥频繁。应该说损害不了四川1/5的面积,但就这1/5,已经了不得了。  

最严重的问题是,从蓄水开始,不出10年,重庆港就会堵塞。为了上游航运,只有炸掉大坝。但两边高峡,炸掉的东西从哪儿走? 只有运到平坦的地方去扔,这花费就太大了。东边土地淹没、西边河川江津破坏、沟通外界的航运交通堵塞,平白受这么大的损失,四川人不闹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运动,正是地方利益受到损害,才诱发了辛亥革命。  

问:但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三峡工程有可能中止么? 可行性方案作了那么些年,准备工作也作了不少,这时候停止,是不是意味着以前的努力全部白费?     

答:我的观点和很多人不一样,他们有的说早一点、晚一点,或者考虑国家经济实力,我则认为凡是淤积的河段,根本不能修坝;冲涮的河段是可以的,但必须不是航道、没有土地淹没的。长江三峡段,黄金水道,两边有50万亩农田,100多万人口,还是淤积河段,在这里修坝,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不幸的是,这番道理,就是在我们学校,向我的学生讲,也未必能被接受,因为已经作了那么久,又拿了人家的钱,总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三峡工程我以前没有想过,以为绝对不会有人蠢到会去修它。到了1986年,开始讨论了,我才在《科技导报》上谈了我的见解,正式宣布了绝对不能修的观点。自那时起,我一直希望公开辩论,把道理讲明。孙中山可以倡议,毛泽东可以作诗,我们技术人员是负有责任的,但至今没有得到过一次机会。  

三峡工程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工,坝还没有修,已经动的只是小意思。百姓作了一些迁移,高处种了一些树,造了一些桥,没有什么害处。就算将来三峡工程不修了,这一部分也不算完全损失掉。当然,早一天停,少一天损失。  

   如此民主决策  
 ——对黄顺兴的采访  
戴晴  

黄顺兴,农业及环境保护专家,1923年生,台湾樟化人。1942年毕业于日本农业高等学校畜牧专业,1964至1969年任民选县长,自1972至1980年任民选立法委员。1980年创办《生活与环境》月刊,1988年以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  

主要著作:环球之旅、历史的证言、台湾农业的前途、看大陆(1990)、走不完的路、北京见闻录(1993)。  

▲作为农业专家和环境保护学者,您1985年转道日本回来的时候,是否注意到大陆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危机?是否了解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危害?  

□几乎40年,台湾民众对大陆情况处于消息关闭和封锁状态。对大陆的情况,老实讲是不清楚的。我记得当时所得到的消息只是两个极端:一面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赤匪青面獠牙、百姓水深火热;一面是来自左倾激进青年的暗道传闻——人类理想的社会、美妙的人间天堂。没有人提到环境问题。正如当年台湾,在只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人对于环境根本没有想到,就算想到了也不敢说,不敢指出单纯追求增长的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的破坏。后来,到美国参加一个芝加哥东亚学术中心主办的环境研讨会,遇到留美台湾教授林俊义,他向我谈到大陆这方面的问题好象很严重,这是1985年7、8月间。我感到心焦,引起想亲自到大陆看看的念头。农业和环境保护原是我的本行,所以一回来,立刻看出了问题。  

▲就居住而言,大陆离您很遥远,森林消失、河流干涸,对您本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影响,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您那么关切?  

□环境问题是人类的问题,地球的问题,不仅仅属于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它是没有国境的。更何况我是中国人,大陆是我的祖国的一部分,无论离开多久,总是息息相通。  

▲记得您刚回来,喘息甫定,就开始了到各处的考察。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三峡工程的?  

□不多久吧。那时论证已经开始,人代会和政协会都在争论上还是不上的问题,我为了弄清真相,就开始收集资料。  

▲您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争光的伟大豪迈的工程?  

□正因为这种空泛的“伟大”、“豪迈”,才越发糟糕。所谓“大”,不管是非洲的阿斯旺坝,还是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工程,凡事涉地球上的大河大川,都不可轻举妄动。它们是地球的动脉,一条河川从形成、固定,到维持,要历经几亿年。中国人口如此密集,核电站也好、河流上的大坝工程也好,一旦为害,非同小可。对这类“大”动作,我原则上根本反对。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这谁都知道。但发展经济,第一,是不是非要那么多的电能?第二,有没有替代方案。第三,就算无可替代,也必须把对环境对人类的局限放在第一位考虑。三峡工程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三层考虑。  

▲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对于您迫切关注的问题,有关各个专业部门,包括人大机关、水利部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有没有提供条件,帮您进一步了解和调查研究?据说在开会前曾经有一个强调人大常委三峡工程考查团。您对三峡工程的关注人所共知,您有没有参加这次考察?  

□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决定作这样一个考察。直到他们从三峡回来,向报界发表完全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我才从电视上看到。我问几位一直关心这一工程的常委,都说并没有得到通知。我于是马上打电话问秘书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猜想你身体不好,就没有通知你。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吱吱晤晤讲不出来。后来我听说,去的人是经过挑选的,多数是外行,自然不会提出反对意见。  

▲到了开会的时候呢,即1992年那次人大,那可是将通过三峡工程《决议案》列入程序的。这回总应该协助您了解全面情况了吧?  

□不但没有,还制造重重阻碍,连最基本的论证资料也不肯提供。本来,大陆几十年来上马的工程不下千百万,小至啤酒厂,大至核能发电站,也有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都不曾如此郑重“通过”,为什么偏偏把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决?这本身就有问题。到了会上,发现为达到通过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我找到秘书处,问他,你们准备的成套的力促上马的“正面材料”看到了,有没有另一方面的意见?我两面都想了解。他说台湾团有一份,只能借用,不能给你。我说:你们做正面推动性宣传,花那么大的气力,每位代表光材料就几公斤;而不同意见,只薄薄的几小册,怎么就不能发给每人一套?三峡工程的决议案要在大会上表决,不了解全面情况,怎么发表意见?也许有人愿意放弃权利,我不,我要我的一份,你想办法给我找来。我知道意见提归提,他们完全可能不理睬。所以,开会之前,我就在家中将10本负面材料复印好几份,发给希望知道全面情况的代表,如在南京天文台工作的台湾代表刘彩品等。不过到后来在会上,秘书组还是给了我一份反对方意见,说“黄老,这是特别给你的。”我说“我不要特别,了解全面情况是每个代表的基本权利。”  

▲没有文字资料,不同的声音有没有可能听到呢,比如请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到会介绍?  

□到小组来说明的,有水利部和长江办的那一夥人,当然全是促进派,哪有持不同意见的?台湾团提问的代表不多,反对意见也有,比如上海港务局副局长范增盛代表就提到,一旦三峡水坝建成后,由于生态变化,长江口一带的积砂问题会很严重;还有三峡船只过闸时间拖长等等问题。南京天文台刘彩品代表也提到了科学论证资料不足、论争不予公开和预算不符合事实等问题。我将所读过的论证资料加以综合后,加上我自己的见解,向他们提出质疑,包括工程预算570亿的问题。我诘问:为什么不计利息?若计入,总数是多少?另外,流砂疏导和淤积估算不清楚,为什么不能采纳替代方案?水库寿命、地震、战争、天灾人祸发生时的对策,以及稀有物种灭绝、历史文物淹没,这些问题,我都曾在小组会上提问。对此,他们全都推给长江办主任作答。有的根本答不出来,如预算、筹款渠道等问题;有的答非所问,只将他们的提案重复一遍了事;有的干脆明说不敢作答。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想获得大会通过吗? 但象您这样提问并且付诸实际行动的,在代表中不占多数吧?  

□是这样。在小组讨论阶段,我尽量和别的代表联系,动员起一切可能的因素,想让尽量多的代表在表决前知道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材料,大会不下发,我想,那我就个别送吧。没想到送也送不成,因为大会封锁,不同地区的代表之间不准直接交往,材料只能送到所在团的秘书处。但一到那里,就如泥牛入海,对方根本不可能收到。  

▲这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尽管邓小平说过,字体(黑)为避免犯错误,应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赵紫阳在位的时候说得更明确:字体(黑)重大的问题须经人民讨论。抽象的“人民”毕竟好糊弄,但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这时候,您对于以合法手段,使大部分代表知道实际存在的对于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吧?  

□要是从前,确实也就是这样了。但在我刚当常委的头两年,曾通过人大常委秘书局,提出过好多意见,包括在第二次常委会上提出的允许记者进入大会会场采访。那次我说:“人大号称最高权力机关,类似现代国家的国会,国会怎么可以不许记者进会采访?国会讨论的情况怎么可以不马上传播出去与大众见面?外面的意见怎么可以不迅速返回来?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能具代表性?要建立这样一个循环,媒体上的记者是少不了的。世界上无论那个国家,包括独裁的蒋介石政府都有,为什么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反而没有?”那时是赵紫阳主事,他是主张人民代表机构透明化的。万里那时也开明,意见就是由他转达的。后来,好了,从第三次,开放了记者室,挑选了五、六个吧,副总编之类。休息的时候,一个记者走到我的座位边。他问可不可以和我谈一谈。我问是不是采访,能不能报导?他说不能,虽然有几家报纸可以派员列席(不是采访),发稿还是大会统一。我说,如果这样,我没有必要和你谈,咱们只做朋友好不好。他说,我和你谈的,虽然不能公开发表,但我可以写《内参》。我问《内参》是什么,他说那可重要了,头头们看的,别人想看都看不到。我说:“我是人民,人民是最高的,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外参,而不是内参。对不起,我不接受这种采访。”  

▲您的这个建议后来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后来又有过别的建议吗?  

□那就是1989年通过的《议事规则》了。全国人大本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我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被剥夺。记得那时我一再坚持,有几位委员也明白表态赞同。那年赵紫阳还没有下台,最后终于通过了。  

▲这个《议事规则》在以后的大会上起作用了吧,比如1992年3月那次表决三峡工提案的时候。那一次,您是怎么运作的?  

□人大《议事规则》第54条规定:想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须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主席即应安排发言。临时动念者,经大会主席许可始得发言。代表第一次发言时间10分钟;第二次5分钟。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条规定是很具体的,只要代表事先登记,大会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绝,只有临时要求发言者,主席才有回旋权力。我那此既然已经决心在大会上发言,3月31日便向大会秘书处登记了。按照规定,对于能否发言,根本无需怀疑。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重要的材料赴会。  

▲在会上一切进展顺利吗?  

□那天,我看第一案、第二案已经过了,下面就是三峡工程的表决,就开始喷药——你知道我是有病的人,胸腔里装着心脏起搏器,情绪激动是很危险的,提前三分钟喷,可管半小时。果然,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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