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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3年，在权与笔的护卫下，摞起来有一、二尺高的调查材料进了档案馆，几乎落到了与其他重大、生动的中国史料一样沉睡的命运……“永久的胜利者”王保京似乎已经不但笃定善终，闹得好还能以此历半个世纪而不衰的“舆论/权势”衣钵传宗接代……。但中国毕竟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村镇毕竟吹进了些许清新的风：烽火村的青年农妇武芳跳了出来——谁“劝”都不听，一心争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保京的“大内总管”王行兴说过：“大家心里有一杆秤呢！舆论在人心里呢！”，“烽火的事情并没有了结，烽火这笔帐早晚要清算”（330）；王保京自己又何尝不知，有了“农民”身份这张大牌，他用不着惧怕官场上的政治对手；但那些知跟知底的本村农民——“他给（烽火村）带来过荣誉和诸多看得见摸得着得好处，……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如果这些人起来和他作对，才是他真正的末日。”（327）
武芳正是在这时候出现了。
邓小平改革以来，报告文学曾在禁锢的新闻与媚俗的文学间，试图代底层民众发出一点声音。八九年挫折过后，虽见悸悸之下或“打死老虎”，或温软、甜腻“报告”频频出现，但这只是老的“专制/喉舌”时代的余音。《大国寡民》才是今日中国的代表之作，卢跃刚才是始于八十年代初的一小批探索者最终强壮成熟起来的代表之人。
一步步走进武芳故事的同时，《大国寡民》呈现给我们一份50年代至90年代对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媒体报道编年史”。在我们已略略知道了王保京父子的发迹“德行”之后，这份浮夸与弄虚作假、当时政策要什么就放胆呐喊什么、充斥着诸如“人民公社红花怒放”、“党旗飘飘烽火魂”、“黄土地上的三代劳模”、累计百万言的“喉舌”杰作，可称作党将传媒视为统治利器，以及营造这一利器，即抽去文化人的灵魂，将其工具化的硕果，也可以称作中国文人——如果把周扬、邓拓、胡乔木等宣传员和对他们或真或假表示折服的乖人算作是文化人的话——的奇耻大辱。所有的人都熟知毛泽东的那句话：“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如果有人对于靠“两杆子”把“老蒋”赶到了海岛，还怀着些许阿Q式的骄傲的话，这回看看当政之后五十年，由这“两杆子”造出的烽火典型和武芳案，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份编年史的学术价值，是怎么评估也不会过分的。
《大国寡民》给我们另一份沉甸甸的惊讶是，它发掘出了一封距烽火不过50公里的杨伟名等三名农民共产党员在1962年写给该党的主席毛泽东、和他之下的各级党组织的信。这封信因受到毛的亲口批评，成了严重的“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中农出身、仅读过几年私塾和数年基层工作经历的杨伟名受到的批判与整肃可以想见，具体说，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
与二战之后其他国家，包括几乎化为齑粉战争机器德国、日本相比，中国历五十年和平建设而匮乏如此，在外人眼里，似乎这时期的中国人，必是一个个怯懦糊涂、甘心供使役、受宰割。杨伟名这封以“一叶知秋”而载入史册的信，不仅让我们知道了底层中国百姓所具有的智慧、胸襟与胆识，也知道了改变了中国命运与轨道的所谓“邓小平改革”，其基本原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为底层农民条分缕析地论述；也知道如今出自当局之口那似乎天然合理的神话，如将所谓“养活十亿人口”视为自己一功、视为自身政权天然合法之依据等等，多么不堪一击：究竟谁养活了谁，谁弄得大家饿饭，恐怕已经不是下岗工人要问的问题。杨伟名和他所经历的一起：通过合法渠道，平心静气放映情况、阐述根由而遭来自最高当局的有意压制，更使人了悟专制对独立思想（包括这思想的载体，包括这载体并非“著名人士“而不过田间一介农夫）摧毁的罪恶。
如果没有烽火党支部副书记王行兴那多达数十本、时间覆盖近40年的日记，对王保京现象的揭露恐怕会显得比较概念、笼统。出乎常人的想象之外，这名看来似乎属于典型为虎作伥的“大内总管”，竟然廉耻尚存；对“坏事作尽”必遭报应，也还心怀畏惧。当然，要是没有陪着“农民科学家”读大学的经历，不知这崇拜权势的乡下孩子王行兴，会不会有延续数十年的内心挣扎；在对主子鞍前马后伺候着的时候，能不能不忘时刻“留个心眼儿”。“王行兴日记”或许给我们些许信心：一是为知识所打开的心灵之扉是合不上的；再有就是，联想到已出版的李姓御医手记，今天那些在不同档次上伺候着的角儿——他们真是多如过江之鲫、抓起钱来也从不手软——或许还有谁也心怀怵惕，并给后人留下证词。
在该书的后半部，王保京终于遇上了一个对头。《大国寡民》给出了一名看起来与武芳案没有多大干系的人物郭裕禄：一样的劳模、农民企业家和省委委员，只不过有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差”—— 新劳模郭裕禄出在改革时代。应该说，这名王保京的刹星与他没有现实利害冲突，这相隔不过十五里的两个村庄的头面人物的差异，是生活在中共特别的政治体制下的农民为求生存（当然也包括求发达）的两种选择：
他是那种典型的“乡村英雄”，没有任何外援，竭尽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身潜能，靠着朴素农民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在城乡二元差距、农村政策扭曲、农民受挤压的情况下，图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他信奉的原则是“只干不说”……
这样的人、这样的乡村，直到八十年代、在“改革的大气候”下，才真正活起来、富裕起来。
其实，不同品格导致不同命运，并非从王、郭二人开始：
五十年代选择合作化道路时，出现了金光耀所代表的“农民”和和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金光耀被淘汰，王保京独领风骚二十年；六十年代选择人民公社集体化，还是分田单干，出现了以杨伟名所代表的“农民”和王保京所代表的“农民”的分野，杨伟名被淘汰；七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场大吵架，郭裕禄和王保京分野。（364）
这回谁将被淘汰？
更有趣的是，在他所践足的思想与政治领域，又赶上了改革时代，具有足够的实力与智慧农民郭裕禄不再“只干不说”：既然给了他一个党内职务，就算谁都不说，他也得说，“一开（替王保京谋权谋利的）常委会，郭裕禄就把它搞砸”，锋芒所向，直指王保京为代表的、披挂着那个刚刚过去（甚至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代的全部特色的恶风习、恶势力。王保京和他的“关系网”（包括为他笼络又靠他邀功的笔杆子们）当然饶不了他，诬告、暗算等等不一而足。到了1996年底，省委书记出面和稀泥；八个月后，这位将烽火总结为“一个好班子、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的书记卸任，新一任书记到任。
正可谓层层战犹酣。
随着法制与公平竞争的确立，到了下个世纪，王保京们恐怕已经不是资产规模达二亿五千万的郭裕禄的对手。这是这本书真正的光明的尾巴——况且不是硬加上去的——也是有着无数弊病的邓小平改革最立得住脚的地方。
到《大国寡民》结稿时，作者被诉的“政治毁容”案裁定终止审理；烽火村硫酸毁容案进入了司法复查却查而不力。武芳呢？她好吗？当地村民说的是，“武芳是前世为烽火预备下的，事情没办完，她不会死”。（54）o
＇1＇ 武芳经抢救后大片颅骨烧伤外露，左眼失明，右眼几乎失明，右耳烧成一个“焦核”，乳房烧毁、右手残疾（《大国寡民》48页）
＇2＇ 据《大国寡民》给出的数据，烽火从1958到1995年，国家无偿 “输血”现金、实物（静态）＇2＇，至少250万人民币；至于向财政、银行、信用社的借款贷款逾期不还的，至1997年，已累计2540万元。（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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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秧歌》在大陆
戴 晴
土改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简称，在中国，这无疑是现代化最主要的命题，不但与“土里刨食”的平头百姓丝丝相牵，也与夺权而后掌权的共产党的命运紧紧纠结在一起。
大陆生活在城里的人与土改本没有直接干系，原可以不知道。无奈共产党看重政治宣传，看重“亿万人民同心同德”。于是，报章杂志、电影歌舞轮番轰炸之外，还有无孔不入的系统与部门传达，终于把“这场伟大的运动”弄到无人不知的地步。但正因为是宣传，也可以说，反而没有人知道土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是农业大国，毛泽东就是靠土改起家的。没有1920年代末他和他的同志们手执土枪梭标“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1＇，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红色政权”的得以生存。当然接下来土地政策在共产党手里一直变来变去，细细揣摩其脉络，似乎主要取决于在当时的局势下，“红色政权”是只须赤贫者效命即可（富裕者抢了过后杀掉就算了）； 还是须拉上地主富农们一同效力（如抗击日寇）。邓小平70年代末归位之后，所烧起的三把漂亮大火之一，也是土地政策——还农民以对其所耕种的土地的有限使用权——以此奠定了他垂暮之年的霸主地位。
这些都是主题以外的话，这里说的，是共产党大范围掌权之始，即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那场最著名的土改。
那可是一场火热的运动，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劲头空前高涨”＇2＇。这话从那时就说，一直说到了今天——当然先是党报说，于是大家也就跟着说。但是，有没有人不说，或者说出一番别的景象、别的道理呢？
不知是意图拉拢还是吓唬，抑或是有恃无恐，当然也可能出于极为天真的骄傲，当政的党似乎没有想将土改遮掩。只看当时留在大陆代表“言论、思想与良知”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徒有其名的政客——民主人士们，几乎无一遗漏地被送下乡参加（或称见习）土改，就是明证。他们回来也都真诚而得体地以此题材创作，无法创作的，就具名写下心得与感受，于是土改也由此民主地定了调。无由恭逢其盛的我们这一代，也即到了文革才登上舞台抒发豪情的这一茬子人，虽说得以如此张扬地发挥着土改余威，但除了油画《一件血衣》或群雕《收租院》，对土改实毫无认识。
直到1996年——伟大的土改运动之后大约半个世纪——我才从新近出版的两本薄薄的小书里，见到一丝土改之端倪。这是两位同为本世纪20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在中国成吨的土改报导、土改文学里，她们的叙述只可称沧海一粟，但仅这寥寥数言的描述，已使我震秫不已。这就是过世不久的张爱玲和尚辗转于病榻的韦君宜。
在中国，直到80年代中，50岁以下的人里，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张爱玲。然而，1989年之后，与相当一部分或被冷落、或被封存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一道，张爱玲悄然流布。这当然首先得益于读者目睹坦克而后的信念崩溃，甚于任何时期的思想控制也出了大力。
就是在这时，我才第一次读张爱玲。
这位还没有长大就已经成熟老到得让人发怵的前辈作家令我倾倒。这，在我刚一碰《金锁记》、碰《姑姑语录》等散文，就知道了。但这边出版的多是选本，各式各样，就算把1990年的《草炉饼》、把《张爱玲苏青对谈》都收了进去的“文集”，也未将作品收全。但我一不是专家，二对张爱玲还没有迷到只言片字都要找来捉摸一番的地步，对“全集”也就没有过什么渴望。加之这边的研究者，包括被认为相当非官方、且对张怀着亲切的念想的人士，都无一例外地贬抑她到了香港之后的作品，说是“坏作品”，是“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更有甚者，一名为她作传的人竟指称它们“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是命题作文”（？！）＇3＇。但《秧歌》和《赤地之恋》最终还是在她所述故事的发生地出现了——出现于大陆那场突然暴出的短暂的张爱玲热的当口。
这“热”当然是始自惊闻她离世的噩耗之后，波及了不下几十家报章、杂志和出版社。但是，不但明白标出“全集”，且真的把这两部作品也印出来并且从从容容地卖了出去的，只有两家：大连出版社和内蒙人民出版社——只是后者对原文略略作了修改，如将张爱玲秉笔直书的陈毅二字改为□□等。
《赤地之恋》讲的是城里的干部的故事，只涉及到土改；《秧歌》则完全是土改后的农村。她说的是一个距上海不远的江浙一带乡下丰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金根是一个在张的笔下相当少见的美好青年： 勤劳、诚实、果敢、好学、友爱、克制，恪守旧道德的同时勇于接受新事物，人也是健壮俊美。他是翻身农民，不但分了地还分了浮财，其生产力也被“极大地解放”着——他是劳动模范，地里的收成是“九担谷”。他的人生愿望非常简单：供养妻子，使她不致离家远赴上海帮佣。而供养的标准，就是吃上干的饭而已。（九担谷是900斤，对于金根这个三口之家，每天应有2斤半米吃了）这一愿望在书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妻在离别两年之后返家；一次是新出阁的妹妹归省。这第二回，他以自己的名义对妻要求：
“今天我要吃一顿好好的饭，不要那稀里光当的东西，”他低声向她说，“煮得硬一点，我要那米一颗颗的数得出来。”（p。104）
他的妻子漫应之，结果端上桌的“仍旧是每天吃的那种薄粥，薄得发青；绳子似的野菜切成一段段，在里面漂浮着”。她不是与小姑没有感情，她怕小姑婆家以为他们有得吃。
即使这样的饭，五岁的小女儿也总是缠着要吃；吃不上，就去偷看下乡创作电影的城里同志吃，而为此一次次挨打。最后，到了故事的高潮，农民们不但要将收成的一半交公粮、要按国家派定的价格卖余粮、要忍受低价收购的蚕丝、茶叶、麻，要自贴材料和功夫做军鞋，要交钱买飞机大炮……到了他们盼着或许能吃上一口像样的饭的新年的时候，新的摊派又来了：
农会里通过一项决议，各村都要去给四乡的军属拜年，送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绸，由秧歌队带头，吹吹打打送上门去。（p。109）
这么作的理由是：
我们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任务来完成它。这实在是一个政治任务，有政治意义的。人民解放军的家属，我们应该照顾的。没有人民解放军，你哪里来的田地？ 从前的军队专门害老百姓，现在两样了，现在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军民一家人！
但“人民的军队”距喝着稀粥的村民们实在太远了，局面于是变成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交纳得起。“农会主任和他的妻——也就是妇联主任——分别召集大会，又去挨家访问，个别说服，但仍旧毫无效力。王同志不得不一家家去催。”（p。109）。这王同志是国家政权在这个村子的代表，打出的是“爱国”、“对政府的态度”等等吓人的名头。但“劳动模范”金根仍一口咬定没钱也没粮：
“王同志”，他大声喊起来，“你出去问问大家，我们每天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米汤里连一点米花都看不见！ 饶这么着，我们的米都已经快没有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心里就像滚油煎的一样。” （p。110）
但王同志何等角色，钱最终还是被挤了出来，仅有的口粮也变作了慰问年糕。到了日子，金根挑着磨好蒸就的年糕，随着大队村民，朝村公所走去，而饿得舍不得离开年糕担子的小姑娘紧跟在父亲身后。就在那里，事情发生了： 看秤的王同志，不知是余怒未熄还是实情就是如此，刚说了句“斤两不足”，金根就嚷起来，别人也都跟着嚷——翻身农民不仅劳动“劲头”，他们的愤怒也“空前高涨”了。
接下来的是，饥饿的农民喊着“借米过年”“什么借不借，是我们自己的粮食！ ”拥到就设在村中的政府粮库。忠于职守的王同志高喊着“人民财产动不得”，在混乱中被打了一扁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