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薄０鸦坪拥暮樗湍嗌橙坷茫鞍涯嗌吵怨狻押樗裙狻保�35＇，这，恐怕又是另一极端的浪漫主义了。
这两招都救不了急。气派相对较小的人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三门峡大坝坝体上掏些洞，如果还不奏效，再在岸上想办法，总之，千方百计把沙放下去。这一提议，获“绝大多数”同意，于是，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些纯技术用语费解，可这样理解：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堵上之后2年开始出事，4年后出了大事，但大坝已经坐那儿动不了了，炸坝又难以接受，只好加管开洞，让从正面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36＇。但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案，毫无浪漫可言。黄河长江的两位红色专家都固执地难于忘情于他们宗旨相对立的“拦泥”和“放淤”，周恩来只好决定他们分别“作规划、搞试验”。黄河这回可真是史无前例地热闹了：王化云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工程局在中段三门峡掏洞排沙；林一山在山东开渠铺沙。幸亏文革开场，上下两台戏收了锣，只剩下中段“每天掏洞不止”。＇37＇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被称为第一期改建工程。此时，当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由3080立方米/秒增至6000立方米/秒，（请读者注意，这是1957年给出的“下游安全泄量”的极限）。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看来黄河并不打算因为中国人正忙着文革而收敛自己，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地说，是期求当水位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读者应该记得这些孔是12年前黄万里坚决请求保留，而后为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死死地堵上了的）；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大功率的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用5万千瓦的小机型。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1978年底，五台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用，装机容量为5×5=25万千瓦（原设计是14？5×8=116万千瓦）。如果不把发电机组在多泥沙河流中的灾难性运行计入＇38＇，三门峡工程总算稳在了这里。那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相继去世。为三门峡工程操碎了心的总理过世前关于中国水利最后的一句话是：“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导是否属实？ ”＇39＇
事情并没有完，到了1980年代初，已是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新成立的三门峡枢纽水利管理局又面临“泄流底孔、门槽严重磨损”的难题——大量挟沙的高速水流从孔洞流过，怎么能不磨损？ 只好再修吧。“聪明勤劳的三门峡人”用“钢叠梁围堰”的办法，“对孔底进行逐个改造”，三年花费3000万（大修、更改、基建），至今尚未完成：1990年又打开了两个底孔，使315米水位的泄洪能力增至9443立方米/秒。在一般年份库区泥沙基本上达到了冲淤平衡。＇40＇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更大灾害。＇41＇ 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益：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42＇
如果读者以为此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说明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其中陕西省关中平原28？53万人，占70？6％）。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垸、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43＇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十几、二十年下来，见自己原来的家园怎么又没有水了？ 在原处由黄河泥沙新造出来的田怎么又让大兵给占了？ 他们要求返回，要求部队退还土地。
1985年5月，中央决定（中发办29号文），从部队和地方国营农场退还30万亩耕地，给返迁移民，“其中80％为低洼盐碱地和河滩荒沙地，2万亩被冲毁。15万人中，已迁9万，尚有5万特困户待研究。”
到1989年，国家再拨2亿返迁15万，不够。陕西省提出“补充报告”，需国家再补充提供3。233亿。此时，三门峡水库在陕西境内移民已达43万人。
到了这个份上，三门峡工程的任务变成：
……战略思想，我们首先要抓紧进行改建，围绕着进一步提高泄流排沙能力，使有效库容得以扩大，尽早完成打开两个底孔的任务，继续研究再打开最后两个底孔，……将来，在三门峡工程进一步改建后，终于做到库区的淹没机会和淹没程度，将与无库自然情况无大区别。＇44＇
改建后的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下游淤积和防洪怎么办？ 读者读到下面一段话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更为迫切……＇45＇
有点耳熟，是不是？ 这不是在论述三门峡，而是浪漫派们新的瞩意：三门峡工程这时已不承担下游防洪，要在其下面再建一座高库大坝，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之后还要采取其他有效措施。＇46＇
小浪底工程出台。
那么，三门峡水库怎么摆呢？ 特别考虑到当初把话说得如此满。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不但掌握了含义丰富的汉语特别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红色专家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47＇——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1959年，三门峡截流刚完成的时候，全国主管水利的李葆华曾豪迈地说：
水利建设是一项改造自然的伟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亿万人民要从自然手里夺取主动权，使自己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这个伟大的斗争，在旧中国是无法设想的。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举三面伟大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48＇
如果说，那时还不知道潼关淤积，不知道西安告急、不知道连续20年一个接一个地掏洞和移民返迁，这番给自己鼓劲的话说说倒也罢了。不料，到了1980年代末，在庆祝三门峡工程30岁生日的时候，赫然出现的是竟还是这样的定评：
3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新中国的治黄史上，却记载着举世瞩目的功绩。这30年，是开发黄河拼搏探索的30年，是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30年，也是治黄英雄战天斗地、取得节节胜利的30年。在世界闻名的多泥沙河流上筑起高一百多米，长七百多米的巍巍大坝，还是亘古以来的第一次。它像一座水上长城，把奔腾咆哮的黄河拦腰截断，向一条钢铁的锁链，缚住了黄河的脖子，使有史以来桀傲不驯危害人民的黄龙，乖乖听从人民使唤，为社会主义建设造福。＇49＇
这可真叫——共产党人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都不可以“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八、教训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如果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形而上”的缘故：体制、制度、决策、运作程序、哲学观及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等等，还是不“纠缠”为好；那么有形的损失呢？ 总该可以开列出来吧。
先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②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⑥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 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②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50＇
③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土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 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即使中国共产党人，起初也并不就是这样。
1951年水利部治理黄河的方针是“以整理下游河道及修护堤防为重点，包括培修大堤、加强岸护、堵支塞串、固滩整险等工事，以宣泄较1949年更大洪水标准。”＇51＇如果我们担心这只是写到正式文件里的套话，1952年，周恩来致信毛刘朱陈等党内巨头，关于治黄，也只是“滞洪、堤坝、灌溉”，所谓“积极慎重、稳步前进”。＇52＇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到了1955年，情况变了。对此，1964年，决定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53＇
为什么会“急”？ 头脑为什么会发热？ “黄河清”怎么会造成压力？ 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到底把什么放得过重而要牺牲掉其他？
先看“急”。
当时用来吓唬周恩来、邓子恢的，是“下游河道年年淤高”，“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刚从苏联回来的青年才俊沈崇刚引用的数据是“每年淤高0。17至0。23米”，这意味着4至6年就是1米，“河南黄河段可能漫溃”，所以必须“立即”修建三门峡水库解决“防洪急务”。＇54＇
这数字准确吗？
温善章1989年重新回顾时，给出如下估算：
当时，甚或是现在，下游河道高出地面的程度，尚低于明清黄河故道3～4米；洪水位超出两岸地面的高度，比长江荆江段还低4～5米。如果以明清故道的高度，作为决口改道危险的标准，现河道尚允许再淤一个时期。按当时的短期资料，下游河道每年淤积4亿吨，每淤高一米需要15年；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尚需50～60年。另外，即使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按现代堤防、埽坝的抗洪能力和抢险水平看，也不一定决口改道。＇55＇
这是说，即使按照传统思路，也没有那么急。至于就让黄河做一条地上河；或者如黄万里所一贯主张，就让它改道，以“分流淤灌”的办法治黄，就更不是非筑高坝不可了。
这是对泥沙淤积的估计。
按照当时的思路，泥沙淤积的后果是改道。当黄河真的在下游改道时，损失究竟有多大呢？ 当时说的是：
波及2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威胁着这一地区8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旦决口，将：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署，同时几年来治理海河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56＇
看温善章1989年计算：
当时提出的下游决口改道泛滥25万平方公里，是3000多年来历次决口改道范围的迭加；而那8000万人，当然也是在这个基数上算出来的了。事实上，黄河决口的泛滥面积，与决口地点有关；加上50年代黄河下游已有的防洪能力，这种损失推算，是被数倍夸大了。＇57＇
为了不发生这样的损失，必须不让它决口；而不决口的唯一办法，就是下游河道不能再抬高；用水库拦沙于是成了唯一的有效办法——这是浪漫派“水库工程必须上”的主要依据。但多大的库容量就足够了？
本来，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情况，……是不小于14000～15000立方米/秒。若据此估算，按千年洪水标准，30～35亿立米的库容就够了。但当时给出的黄河下游的安全泄量是6000～8000立方米/秒，以此推断必得一个90亿立米的大库。＇58＇
于是，必须大上，并且尽快上。什么地方足够大，上起来不但最现成，且最具戏剧性效果？ 三门峡！
但“上、快上与大上”不可能没有弊害，当时难道没有提到么，比如良田淹没，为什么不结合中国国情，将它看做是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宝贵的资源丧失呢？ 而对于只能算作幻想——事实证明也正是幻想——的以水土保持减少来沙，为什么会有那么不负责任的乐观估计？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末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和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林华在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什么？
据原水利部副部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1987年说：“三门峡工程问题，我们先后给毛主席汇报过四次，给周总理汇报过多次，给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汇报过黄河的问题”。＇59＇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他“你是怎么汇报的”；或者不加追问，对他这类红色专家们事后为自己推托责任的这一贯作法取无可奈何态度。但政府——或者说党——由于政治运动与内部清肃不断，以至造就出这样一批不负责任的只以谄上为事的浪漫家（邓时代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一错再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