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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达十年以上，使我们在苏联导弹发展的真正状态方面受了骗。
七十年代中期，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怀疑又产生了。卫星摄影侦察有了更大的改进。用复杂的方法对弹着点进行了测量，然后用这些测量数据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进行了分析，发现苏联人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比以前用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所测出的要高得多。唯一的解释是苏联故意在他们的信号里掺了假，使美国的跟踪系统受骗。
潘可夫斯基保住了他的地位，被认为是军情六处在战后最为辉煌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各部门却正式认定“大礼帽”和“费多拉”是被派来诱惑我们步入骗局的。后来发现“费多拉”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没有过关的情报是假的，甚至有些证据表明苏联在他们的导弹上装了假的第三陀螺地平仪，使导弹看上去比实际的精度要差。
这一类的发现使人们对以前的裁军协议的效力产生了怀疑，并担忧美国对苏联导弹实力进行准确估计的能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终于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国国防界日益意识到，现场视察在以后的任何谈判中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西方的国防战略家们已经开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认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计苏联导弹实力上确实过于自信。而苏联则利用了缓和时代的外衣作为掩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同时还认为潘可夫斯基在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了。
我第一次写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报告时，在此案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军情六处驻华盛顿分站站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后来在七十年代当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告诉我：
“这起案子的路还长着哩，彼得，还有许多帝王和大将正高高地骑在潘可夫斯基背上。”他说。他指的是那些因参加潘可夫斯基案而获得了许多荣誉的人。
这条路今天也许不那么长了。
第十五章
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确信，仍在军情五处内部上层活动的间谍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尔。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才能解释在调查米切尔时出现的种种不一致的情况，霍利斯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他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他拒绝批准审讯；他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等，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可归于一辙。
接着，当我们正等着西蒙兹有关米切尔的第二个报告时，突然一桩旧案落到了我们手里。安东尼·布伦特爵士，这位军情五处战时的高级官员、女王陛下藏画的鉴定官、国际美术史专家，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月里供认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为俄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此事是在一九六三年底露馅的，当时军情五处被联邦调查局告知，说美国公民迈克尔·惠特尼·斯特雷特曾告诉他们，三十年代和他在剑桥的同学布伦特曾招他为苏联工作。为此阿瑟·马丁飞去美国会晤了斯特雷特，后者肯定了这一事实，并同意要是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在英国法庭上作证。
为了考虑如何来处理布伦特案件的问题，我们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局长把这个案件视为一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在各情报部门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宠夺利当中，只有军情六处曾藏匿过被确认的叛徒，但军情五处迄今为止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事，这对于我们情报部门在白厅中的声望极为重要。特别是霍利斯，渴望着得到内阁和内政部官员青睐，深恐布伦特案件影响军情五处的地位。此外，还存在着人们对发生丑闻的恐惧。霍利斯和他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十分敏感，也非常清楚，如果布伦特事件见诸公众，则对他们自身，对军情五处，对现任的保守党政府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连串的有关安全的丑闻打击下终于辞职，普罗富莫事件曾是这些丑闻的高潮。尽管霍利斯因敌视工党而对此毫不隐讳，但当时工党在公共舆论中声望很高。霍利斯非常清楚，由于对布伦特的起诉所激起的丑闻的巨涛，将会把本来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府摧垮吞没。
阿瑟和我的动机很简单。我们想及早地插手布伦特案件，看看布伦特能否对军情五处更深的渗透提供一点线索。牵涉到斯特雷特的一场审判无论如何都不大可能在获得布伦特的合作上成功，反而会耽误——如果不是彻底破坏——这种合作的机会。豁免对布伦特的起诉，这可能是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问题上惟一值得注意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本部各方的一致同意。在检察总长的批准之后，阿瑟·马丁就去找了布伦特，后者几乎立即承认了他曾为苏联罗致人才和充当间谍。
在布伦特供认后数天的一个黄昏，霍利斯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局长办公室去。霍利斯和琼斯坐在他的办公桌的两旁，神情严肃。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站在窗前茫然地凝视着前面的格林公园。
“维克托，你好！”我说。对他事先没有同我说起而径自来到办公楼，我略略有点吃惊。
“感谢你到这里来，彼得。”他用一种冷淡的口吻回答道，一边掉转身来面对着我。他看上去非常激动不安。
“我刚刚把安东尼的事告诉了维克托。”霍利斯迅速地打断说。
维克托看上去神情颓丧，这一点也不奇怪。布伦特是他近三十年的好朋友，最初在剑桥，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又共同服务于军情五处。战后，各自的事业使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个日益变得灰暗的世界里，他们是一对奇才，彼此过从甚密。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维克托也和布伦特一样受到怀疑。他早在大学时代就同伯吉斯是好朋友。他原先曾租了本廷克街五号靠近维尔贝克街的一幢房子，在整个战时，布伦特和伯吉斯也住在那儿。对维克托的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同时对布伦特的怀疑却持续着，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考特尼·扬和他会面之后。
被告知真相后，维克托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对他的妻子特斯说这一消息。他和我都清楚，布伦特叛变的消息会给特斯带来比他更大的精神创伤。在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会见维克托之后，我就逐渐了解了特斯。她富有魅力并且具有女性的温柔。她和布伦特过从甚密，在许多方面甚至要超过维克托。她理解他性格中脆弱的一面，并能同他共享对艺术的热爱。在三十年代，她是剑桥学生中才华横溢的左翼知识分子圈子的成员，他们在伦敦举行聚会，在费拉特角度假，此时，整个世界正步履蹒跚地走向二次大战。
战争爆发后，特斯·迈耶（这是她当时的名字）加入了军情五处。在那里她同她未来的丈夫并肩英勇战斗，功绩卓著。那时，她同布伦特和伯吉斯他们一样，在本廷克街五号也有几个房间。和她同屋的帕特·罗顿·史密斯，后来成了卢埃林·戴维斯爵士夫人。特斯非常了解在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军情五处对布伦特的怀疑，但她还是竭力为他开脱。她和她丈夫维克托了解他的清白是来自切身的体验，他们认为布伦特遭人怀疑是因为他和盖伊·伯吉斯是好朋友。她觉得布伦特是个脆弱而极具天赋的人，但却因命运的拨弄和伯吉斯的叛变而被残酷地长期怀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安东尼过去常常喝得烂醉回本廷克街，有时候甚至醉得需要我帮助他上床，”她常这样说，“如果他是间谍的话，那我会知道的……”
维克托认识到，既然布伦特已经供认了，那么就有必要和特斯谈，但是他仍然害怕告诉她真情。
“这就是我请你到罗杰的办公室来的原因，”他平静地说，“我觉得由你来把这消息告诉她会好些。”
我知道他需要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好去独自地清理纷乱的思绪。
“当然可以，”我尽量温和地说，并提议让伊夫琳·麦克巴尼特陪我同去，因为特斯认识她。
几天后，伊夫琳和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去圣詹姆斯广场。我们被带进了维克托的书房。这是一个明亮的、具有十足的学者气派的房间，面对着格林公园。房间随处可见他不同凡响的个性的烙印：绘画、科学图表、乐器、各种古代和现代书籍，以及挂在墙上的他自己设计的巨大计算尺。房间里还放着一架钢琴，维克托用它来弹奏爵士音乐，技巧娴熟而富有激情。维克托此刻坐立不安。我看得出特斯已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了几分钟，维克托对她说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她，然后就轻轻地溜出了房间。
“出了什么事，彼得？”她情绪紧张地问道。
“是有关安东尼的，”我告诉她，“他终于供认了。”
“什么？你不是说他是个间谍吧？”
“不，特斯，我是这个意思。”
有一两秒钟她把手举到嘴边，好像感受到了疼痛，然后又让它缓慢地滑落到膝上。我尽我所能地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关于他如何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即继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后一两年被招募；以及他如何写出一个冗长而详尽的报告，谈论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间谍活动。特斯没有哭，她只是脸色惨白，躬着身子僵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凝视着我。像维克托一样，她是那种视友谊上的忠诚高于一切的人，而当这种友谊被背叛时，则她的心灵深处就要遭受到巨大的撞击。
“那么多年，”她轻声说道，“可我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
我这才第一次理解到，在那奇妙的、遥远的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熔铸的情感是何等地炽烈。
布伦特的供认剧烈地影响了阿瑟的行为，多年的艰辛工作，最终证实了他始终是正确的。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布伦特，尽管局里有许多人，如布伦特在战争期间的亲密朋友狄克·怀特，最初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阿瑟变得更带有身不由己的冲动，变得更难于驾驭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能闻出肉腥味的人，在追逐他寻踪已久的猎物时是那样的贪婪和迫不及待。
布伦特的供认，戏剧性地使人们对渗透问题的态度明朗起来。军清五处内部存在间谍，过去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却一下子变得那样真实。阿瑟认定，只要我们抓住这一契机，那么D 处新的工作队就能够触及到三十年代阴谋集团的核心。他觉得事情正沿着我们的轨道前进，叛逃者和认罪者正大量地迅速出现，他可以解开众多的谜中的最大的一个谜——识别今天在军情五处内部的奸细。但是正当阿瑟迫切要求加快加紧采取行动时，他却遭到D 处的新处长卡明的反对。卡明倾向于采取缓慢的和谨慎的处理方法。
在一九六四年初，他们两人的关系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恶化了。阿瑟对卡明毫不敬重：他觉得卡明的方法过于陈旧。阿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负责主持重建反苏联间谍工作，并由于他声誉卓著，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D 处一科。他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然而却缺乏谋略。他认为D 处的处长应该是他而不是卡明，而且他毫不掩饰地指望很快获得这个职位。在他看来，卡明正在错误地处置整个渗透问题。卡明对阿瑟这种很少隐藏的态度以及种种侵权行为深感忿恨。他还对自已被排斥在对米切尔的调查之外一事怀恨在心，并且他猜测到阿瑟对霍利斯的暗中的怀疑。很清楚，最后的摊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布伦特供认后不久，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九六四年五月，我到华盛顿访问，试图说服美国中央情报局来帮助制订我们刚起步的行动分析计划。我和主管行动分析的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想要中央情报局提供计算机帮助，以便处理由该计划所产生的每年七百万个行动的大宗资料。我对中央情报局的要求曾得到霍利斯的批准。安格尔顿全力支持，赫尔姆斯同意派出一个二十人的小组而不是一两名技术人员，并且保证这个计划所需占用的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时间。我刚一回来，阿瑟就告诉我，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被调走了，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小组预定在下个星期抵达。我不由得大发雷霆。
“关键人员刚刚熟悉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就被调走，那我们还有什么计划可言？真是见鬼！”我非常愤怒，“哈尔和我花费了整整四年时间开展这项工作，而正当它真正开始产生结果的时候，却要他调离。”
阿瑟和我同样狂躁不安。D 处一科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忿恨调走这些人，特别是在反苏联间谋的活动达到最高潮这样的紧要关头。阿瑟冲进卡明的办公室，声称卡明本应该阻止这种调动。争吵声一直传到了走廊里，数月来被抑制的积怨一下子倾泻出来。卡明指责阿瑟凌驾于D 处头上横行霸道，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潜越。阿瑟这方面也毫不隐讳他的观点，他认为D 处目前的工作简直搞得一团糟。争论的焦点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最近的米切尔案件上。卡明指责阿瑟对此案想入非非，而照他看来，这已完全是个结案，并且此案还进一步给我们的情报机构的士气造成巨大的损害。阿瑟则反驳说，就他所知，此案非但不可了结，甚至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卡明把这次争吵向霍利斯作了汇报。霍利斯立即要求写一份有关此事的详尽报告。第二天卡明把他打算呈交给霍利斯的这份报告的草稿送给阿瑟。
阿瑟对他所读到的报告大吃一惊。卡明的报告对多伊恩·迪特马斯调离行动分析计划会给中央情报局即将来访造成什么影响根本不提。报告对阿瑟进行了露骨的攻击，并最终声称，阿瑟对军情五处内部间谍的识别存有隐秘的怀疑，而又不愿意把他的怀疑告诉他的处长。
阿瑟现在已经到了和卡明公开决裂的地步了。
“一派胡言！”他在卡明的报告页边到处乱涂，在把它送回处里之前几乎改动了报告的每一行。卡明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马上把报告原封不动地送给了霍利斯，霍利斯立即责令阿瑟停职二周以整顿纪律。
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有二十位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随时可能到达，指望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阿瑟·马丁和我举行重要的谈判，但现状却是谈判桌上军情五处这一边只有我一个人。我私下去见霍利斯，尽量不带怨恨地说明问题的性质。我提醒霍利斯，和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于是他同意调回多伊恩·迪特马斯，让他再干一年。
“但是阿瑟怎么办？”我问道，希望霍利斯在这个问题上也能改变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情。”他反驳道。
“那布伦特怎么办？”我恳求说，“我们刚刚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边不管……”
“现在正该让阿瑟弄清他还不是局长，”霍利斯严厉地说，“当他坐上这把交椅时，他再去作决定好了。到那时之前，还是我说了算。”
在阿瑟回来后，我们着手认真地盘问各种细节，系统地识别每一个指使布伦特的人及他们的招募活动，对他交给俄国人的每一项情报进行核实。阿瑟定期会见布伦特，根据D 处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详尽的研究提纲来对他盘问。每一次审讯都录了音，并由D 处三科进行整理，以便检查出模糊和讹误的地方及需要进一步提问的要点。
布伦特很快就说出了他的间谍同伙利奥·朗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利奥·朗是前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约翰·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四0 年曾服务于英国财政部，后来进入了设立在布来切雷的政府密码和暗号学校，在那儿接触过“英尼格马信号”材料，尔后在一九四四年成为军情六处的官员。阿瑟告诉朗，假如他和军情五处合作，则很可能免于起诉，因此朗马上就供认了。凯恩克罗斯在罗马接受阿瑟的拜访后，也这样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之后，布伦特就再也不讲什么了。他坐着，听着阿瑟的提问，在能做的地方提供点帮助，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提供大量的细节。阿瑟和我决定一起来对付他。根据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绍是分析布伦特供词的官员，然后我来唱红脸，阿瑟来唱白脸，由我告诉布伦特我对他的供词的真实性非常怀疑。这是一种老式的审讯把戏，但在以前还确曾起过作用。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新花样：我们把会见安排在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的公寓里，它在威斯敏斯特区开克斯顿街钱德斯大院内。公寓里暗放着一个录音系统。通常，在布伦特和阿瑟会面时，阿瑟用手提录音机公开地把谈话内容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