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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译报人员都是在凯尔当局长的时候从外国人流亡者团体里招来的。她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逃到英国来的。大部分人是旧时的俄罗斯贵族，她们把八楼变成了一片小小的沙皇俄国领地。白俄人坚信总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那些在革命后被没收的土地上去。对她们来说，克格勃不是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直就是过去布尔什维克的“契卡”。她们大多数人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甚至在她们的房间里也挂着宗教偶像。她们脾气古怪，在整个安全局里都是出了名的。她们把自己视若艺术家或歌剧中的女主角。一个有经验的办案官员如果要到八楼核实某一段译文，他必须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要求会招惹不快。这种紧张的气氛是无法避免的。这些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聆听着俄国外交人员那些晦涩难懂的含糊谈话和那迷宫般的阴谋策划，耗尽毕生精力，在那些毫无价值的谈话里寻找一鳞半爪的情报（行话称之为“白菜堆里找王子”）。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免不了是一件令人极其厌烦的事。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这些妇女进行听力测试。结果表明，她们当中有许多人由于年龄的原因已不适合于这种工作。我鼓励这些听力较差的人去搞电话监听材料处理，而把话筒监听和材料翻译的工作交给年轻一些的人去做。这些人当中，干得最出色的无疑是安妮·奥尔尤因，她后来跟着我在反间谍部门当助手。话筒监听记录和翻译是很困难的，因为往往是一个话筒传送好几个人的谈话信号。我决定设计一种装置来缓和这种矛盾。我到奥林匹亚电子产品展览会上买回了一台双磁头录音机。第二个磁头能使声音达到几毫秒的延迟，这样一来，声音效果更充实。其效果是模拟立体声，即使是最糟糕的磁带，也容易听清楚。我把它安装在八楼，伊芙琳·格莱斯特十分感激，成了我终生的好朋友。
这是我在科学上的第一次小小成功。可是在八楼下面，军情五处这个偌大的古董陈列室却依然无人问津。
最急需引起重视的，但又最没有决心搞技术现代化的是A 处四科。战争爆发以来，A 处四科的监视人员骤然超过应有的数目，但仍然无法对付伦敦大街上日益增加的苏联外交人员和外交随行人员。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全面考察一下监视人员的一套工作方法。
我安排一次任务，到军情五处的一个观察站去看了一下。它设在肯辛顿公园内俄国大使馆正对着的一幢房子里。观察地点选在楼上的卧室里。窗户的两边分别有一名观察员。三脚架上有一架照相机，机上装有摄远镜头，固定不变地对准下面的大街。两个观察员都只穿着衬衫，脖子上挂着双筒望远镜，看上去显得非常疲惫。此时快到他们交班的时候了，烟灰缸里的烟蒂满得快要溢了出来，桌子上散乱地摆着咖啡杯。
每一个从肯辛顿公园的大门出来的外交官，都被观察员用望远镜盯着仔细观察，一旦识别出来，观察站便用五位数字的密码通过无线电把这个人的名字向观察总部汇报。对任何一个从肯辛顿公园出来的人，无线电都用号码来代替他们的名字进行喊话。每个监视员和每辆汽车都专门负责跟踪一定的号码。一旦他负责跟踪的号码从无线电中传来，他就自动跟上这个人，不必回答无线电的呼叫。被跟踪的人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目标。
外交官走出了观察站的视线范围，并向西区走去时，无线电便断断续续地响起来，命令停在附近大街上的监视车盯上他。
那些在固定的观察站进行监视观察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干着他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他们对人的相貌的记忆力。一个哪怕离开英国多年的克格勃官员也会立即被他们认出来。为了帮助他们识别，观察站有三卷手册，记有每一个来过英国的俄国情报官员的特征，并附有照片。那些常驻大使馆的俄国情报官员的特征材料用塑料夹作为记号，这样查阅起来方便。如果你注意到有陌生的面孔出入使馆，必须立即将这个人的相貌特征拍下来，送交军情五处的研究科，进行一系列的识别工作。这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献身精神。安全局里的工作，没有哪一项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说，档案室是军情五处的中枢神经系统，那么观察员们则是军情五处的手指尖，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伸开的状态，摸清敌人的形象轮廓。
载有俄国情报人员特征的手册，是多年来细致收集的情报结晶。这些情报来自各种可能的渠道——签证上的照片、叛逃者、双重间谍。那些照片上的人，表情严峻，目光尖锐。他们大多数是克格勃或前内务人民委员会中的铁腕人物，间或也有文化水平较高，长着欧洲人模样的常驻外交官或穿军服的武官。可是很快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观察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国外交人员护照上的照片来进行工作。这些照片虽然都要送交五处，但早已是些破旧不堪的东西。俄国人有时故意贴上废弃不要的照片，使人很难把握辨认是否可靠。
我建议观察人员扩大他们的拍摄范围，可以选择系列动作进行拍摄。动作照要比一张头部照片更容易识别。克劳斯·富克斯案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富克斯在一九四九年坦白了他曾经泄漏过关于原子武器的详细情报，并开始与我们合作。军情五处想设法搞到富克斯的同谋者、原子间谍哈里·格林格拉斯的详细情况。他们拿出哈里的一张护照照片让富克斯辨认，可他完全认不出。后来又拿出一组动作照片让他看，他才认出来。
多年来，军情五处知道，监视员们进出莱肯菲尔德大楼，会被俄国反监视工作队的人跟踪并被认出，因此这些监视员的活动基地便设在摄政王公园内一幢没有标记的乔治亚式四层楼房里。中心控制室的一面墙上挂着巨幅伦敦街道地图，用来追踪监视活动的进展情况。室中央有无线电控制台，主要用来与所有观察站和流动监视队保持通讯联系。
监视科科长吉姆·斯卡登的办公室就在这幢楼里的某一层楼上。斯卡登过去是个警察，一向衣冠整洁，喜欢抽烟斗。战争期间，他是军情五处的审讯员。战后初期，他曾是几起重大案件的主要审讯员。尤其是在克劳斯·富克斯案件中，他担任了该案件的首席审讯员。斯卡登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评价甚高，人们很喜欢在他手下干工作。他的气质很像工会里的工人代表。他认为观察监视工作人员的工作很艰辛，需要保护他们不受莱肯菲尔德大楼里那些贪婪的办案官员的剥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不假。我进安全局时，大约有一百多个监视员，军情五处的活动，对他们的要求都是无止境的。很快我就感到，斯卡登并没有正视在伦敦街道上进行监视活动的现代实际情况。很明显，俄国人采取了大量的反监视手段，使他们的人不被跟踪。我观察了监视系统好几个星期，怀疑我们的监视员用目前的技术能否有机会跟踪任何人而不被很快发现。
当我第一次向斯卡登提出要全面地改进监视系统时，他一口拒绝了。军情五处的各部门就像封建领地一样，斯卡登认为我这样做冒犯了他的权势和威望。不过，他后来还是同意让温特博恩和我开始对现有的监视技术的效果进行测试。我们把一个监视队分为两个小组，把军情五处的一个陌生官员的照片交给第一组，让他们去跟踪照片上的人。我们把第一组执行任务的大概范围告诉给第二组，叫他们去找第一组，并辨认出他们跟踪的那个人。这样的试验，我们做了三次，每一次都是第二组的辨认结果正确。我们把第三次试验拍成电影，在监视总部放给全体人员观看，至少使大家不再怀疑，我们的监视工作在反监视活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建议斯卡登首先应雇用一批妇女。大量的监视工作需要长时间地坐在小酒店、咖啡馆或公园里等待或监视对方会晤。一男一女行动要比单独一个男人或两个男人更不致引人注意。斯卡登对这个计划竭力反对，他害怕男男女女搅在一起会发生奸情。这对他队伍的风纪是有害而无益的。
“妻子们会不愉快的。”他严厉地说。
休·温特博恩在一旁嘲笑说：
“即使他们在一起接吻拥抱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有利于掩护他们自己。”
斯卡登并没有被这话逗乐。我们要求他改进的另一个方面是希望随时随地对监视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我发现监视员交班回来以后，其工作情况，任务执行情况均无人过问，有时一个通宵下来甚至一个星期下来都没有人管。我向斯卡登指出，战时经验已经多次证明，要使自己掌握的情况正确，必须随时检查工作情况。如果耽搁了，就回忆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用推理去思索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我的孩子们每天在街上辛辛苦苦地干了八个小时以后，哪里愿意回来后花那么多时间来回答什么问题。到时候他们自己会写一份书面报告的。”斯卡登咆哮着。他终于还是同意了让每一班轮值人员提前十五分钟回到大院。后来我们经常为此而闹分歧。
流动监视车队的问题又不同。有一天我跟着他们在外面跑了一圈，以便了解工作情况。军情五处的小车都是很不起眼的，但都在安全局的巴达西车库里装上了优质发动机。每隔三个月，所有的小车都要重新油漆一遍，以免被人认出来。每辆车有好几块牌照，每星期都要更换。
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跟踪俄国外交官员的车辆令人感到是一种幼童般的乐趣。监视车可以在单行道上来回奔驰，每个人都带有警察证件，闯了红灯，可以免罚。我乘坐的这辆车的驾驶员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起这样一个情景：有一年冬天，他在摩尔大街上跟踪去白金汉宫的俄国车子，那俄国人在兜圈子时突然来了个急煞车，双方的车子都滑到一堆去了。双方的人都从车子里出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指责对方。流动监视车跟踪的一个诀窍是要尽可能地不走单行道。其最终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总部的无线电控制。他们必须能够预告俄国车辆可能活动的路线，以便后备车队继续追踪。
流动监视车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相当简单。每一辆车里有三个人，由于车子在室外或大街的角落里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些流动监视车就像发了炎的大拇指一样，非常引人注目。温特博恩和我又作了一次实地调查。我们去了一个正在进行监视活动的地区，只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把每辆车都找到了。有一辆车特别容易找，虽然最近装上新牌照，但驾驶员竟忘了更换下那块旧的。我建议斯卡登减少车内的载人数目，但他却以道地的英国佬作风教训我，说车里必须要有三个人。
“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看地图，还有一个人要操作无线电。”他的话似乎很有说服力，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一切的不合理。
有—个环节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也是我最感到忧虑的环节——通讯系统，它从来就是情报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监视员每天要同观察站、流动监视车和总部通话数百次，可这些讯号很容易被发现，首先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登记波长。俄国人只要探测到没有登记的波长的呼号，就可以识别出监视通讯。在国外，军情六处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糟的。长期以来，识别英国大使馆里军情六处的人员的最好方法就是检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过总机的外线。后来，军情五处引进了一个复杂的译码系统，专门把监视通讯电文译成密码。我当即指出，这样做也是徒劳。因为监视通讯信号混在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里，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都不是密码信号。可是他们似乎还不明白，俄国人的大多数情报都是从通讯本身而不是从通讯内容中搜索到的。他们对通讯进行分析后，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动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进行，再反复与他们自己掌握的记录进行核实，最后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情报。
我苦口婆心地到处游说，呼吁集中精力，设法追查俄国人是否在系统地监视我们的监视通讯。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任何接收装置都会发生辐射，这种辐射在短距离内是能够被测出来的。我通过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这一正常途径，提出了我的计划。可是等了数月之后，政府通讯总部才给了我一个所谓经过“慎重考虑”的答复：进行这种试验，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两年以后，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判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失误！
与此同时，我一直忧心忡忡。如果监视通讯系统环节如此薄弱，监视手段又像我所说的那样落后，那么军情五处不得不设想一下，它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已前功尽弃，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监视工作被俄国人发现了，那么究竟是些什么活动被发现，有多少活动被发现了呢？
第六章
在冷战的战壕里，A 处二科是军情五处的前沿阵地，温特博恩和我则是突击队员。温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战友。他在加入军情五处之前，曾在陆军服过役，到过中国、日本、锡兰和缅甸。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曾经想当陆军元帅，可是没有成功。他拟定的行动计划总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尽管往往很复杂，但总是贯彻执行着军事上的精确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参加行动的目的不仅为了收集情报，而且为了从中获得一点乐趣。我们的确获得了乐趣。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奉国家之命所进行的窃听和盗窃活动遍及整个伦敦，而白厅里那些自命不凡、头戴礼帽的官员对此却佯装不知。
温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对默契的搭档。我们都坚信，军情五处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迫切需要现代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着重于出主意，他则帮助我从建议中剔除那些不切实际之处，选出那些合理的意见，并策划如何使它们付诸实施。
我第一次和温特博恩搭档时，他正为A 处二科刚刚完成的任务而沾沾自喜。这个任务的代号是“党务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温特博恩式的行动——彻底性与好运气的完美结合。F 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专家从英国共产党内部了解到，全体秘密党员的档案都存放在一个住在梅费尔的富有党员的公寓里。于是A 处二科奉命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潜入该公寓里去复制档案。
公寓被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包括目测、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不久，军情五处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公寓里的主妇打电话给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个小时。她告诉他，她把钥匙放在草垫下面。莱肯菲尔德大楼监听到这只电话后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出现在公寓周围，用塑胶印制了这把钥匙的模型。
我们趁公寓的主人周末到湖滨区度假时，作了细致的安排。温特博恩派了一队监视员去监视公寓的主人，以防他们决定提前回来。我们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设置了许多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准备翻拍档案。A 处二科的一队工作组开进了公寓，撬开了装有党员档案的文件柜的锁。每个柜子的所有抽屉装着的东西都用波拉罗依德照相机拍了照片。每份档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并在公寓里就进行了编号，以便用后放回原处。然后档案被成捆地载到莱肯菲尔德大楼，按着先后顺序进行复制。总计起来，那个周末共复制了五万五千多份档案，从而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关于英国共产党的一大堆情报。
“党务行动”使军情五处全部掌握了英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每份档案里都有一张声明，由申请人亲笔书写，说明自己为什么希望入党。此外，还有完整的个人详细情况，包括入党时的详细环境条件、为党所做的工作，以及党组织的联系人。“党务行动”所搜获的材料里还有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档案。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则是因为党要他们这样做。这些秘密党员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党员不是同时代的人。三十年代时的秘密党员后来多数加入了间谍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党员主要来自工党、工会运动、民政机关或其他政府部门。由于艾德礼政府实行了新的审查制度，这些党员只得转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英国共产党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