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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本能和性冲动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性冲动常常被当成一种应该按其本来面目表达出来的本能。把性归为本能（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就把它与性冲动（一个发展的系统）隔离了开来，性也就不再存在于性关系里。另外，在“性是本能的一部分，所以不能与之对抗”的借口下，鼓励儿童和未成年人进行性活动，这是严重混淆了未成年时可能存在的性游戏（自古如此）和成年人的性关系。未成年人的性游戏受好奇心的驱使，与“感觉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成年人的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这样的。在儿童的性关系里，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把部分的冲动整合起来，而对于成年人而言，达到性欲高潮是重要的。如果性是怎么样人就怎么样表达它，那么就不再有欲望了。让人认为性关系是本能范畴的事物，我们就把人变成了“性障碍者”。这种把性从性关系里剔除是另一种消灭性的方法。 我们再重复一遍，冲动和本能都不能被封闭在潜意识的“绝对乐趣”里，它们都必须在现实世界里找到合适的出路。没有目的的享乐意味着心理生活的死亡，而一个在现实中找不到乐趣的人会死于沮丧和忧伤。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做了严肃而精确的研究（他常常在研究过程中修正原来的观点），他认为，在生物学的层次上，存在着“自我保存本能”（其目的是保存个体本身）和冲动（它服从于种群共同的目标）的冲突。他写道：“个体事实上有两个存在：作为他本身，他为自己而活；作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至少是不加入自己的意愿——服从群体。性冲动与自我冲动（即‘自我保存本能’）的区别正反映了个体的这一双重功能。”
弗洛伊德，《自恋癖导论》，1984，《性生活》，PUF出版社，巴黎，1976。（原文如此，1984年这一年份疑有误。——译注）
这是人类性关系固有的双重性。人有在与他人的性生活中证明自己活着的需要，也有赋予他人生命的需要。后一种需要并非只在生殖中，它处在个体与其外界环境的所有形式的关系中。这就是为什么在个体遇到危机时，性关系就会受到损害，性就变成了简单的“驱魔”工具，并最终损害个体与外界的关系。45岁的男人或50岁的女人处在性关系调整的时期，在潜意识的焦虑的控制下，他们试图以典型的年轻人的方式进行“爱情”冒险，或是与年龄上可以是他们子女辈的孩子保持一种“牧歌式的纯洁关系”。这一时期，性压抑或性放纵也都是感情生活出了问题的表现。
我们再谈一谈这个双重存在。在人类的心理世界里，有两种倾向：一种为自己，一种为他人。在潜意识里，它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且其中一个还有可能使另一个失去作用，并阻止有意识的性关系把两种倾向统一起来。但是“自我”为了在外部世界里生存，会试图使“个人的快乐”与“他人的关系”相符。
目前的榜样指明的方向表明，它们也正在努力否认潜意识的性，赞同由“自我”控制的、导向“自我保存”方向的、保护性和支持性的性关系。这是一种强迫性的、极端现实的（更换性伙伴、色情技术、集中关注身体某些特点部分，或把想像的场景在伙伴身上实施）、被认为是卫生的性关系。它被付诸实践是为了抵御消沉的焦虑和潜意识的性关系。对潜意识的性关系的否定并不总是明显的，只有当初级冲动未经思想加工而以本来面目出现，即感觉没有经过内心加工和思考时，它才是明显的。当个体无力思考时，个体会变得脆弱，他将只能“应答”自己的渴望而不知道自己实际想要的是什么。当潜意识不再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意识活动灵感的源泉时，“自我”就不再能促进关系的发展，生殖的条件就不再是良好的，人们会感到筋疲力尽，说：“我空了！”这种自我的有意识的性关系可以是“露水”式的和操作性的，它消除了与潜意识之间的联系。但是，完全潜意识的性关系也是不足取的，它比类精神分裂症也好不到哪里去。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对此体系作了解释。在这个体系里，潜意识的性是没有位置的。人们试图用一些心理分析学的词汇诸如“压抑”、“抑制潜意识幻想”来作诊断，而这些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它们确实反映了理性生活的现实，仅凭这些观念我们就可以行动了。于是在我们试图干预儿童的性生活时，似乎只需要向他们描述性就足够让他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危险的、倒退性的，是对“理性”的滥用。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一个性问题，似乎就只需要解释，只需要建议一些身体的练习，只需要“改造”一下人的意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当人们遇到那些日复一日的问题时，这些建议在短时间内的确是有效的。由于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人格上的问题，这种疗法可以带来即刻的良好结果。日常生活的烦心事，工作上的烦恼，坐车带来的疲惫，筋疲力尽工作一天后很晚才能到家，照看孩子，这些现实使夫妻不可能有频繁的性生活。但是，这些理由也可能是掩盖性压抑的面具（性压抑并不一定使个体痛苦），偏头痛、疲劳和“不想”都是礼貌的拒绝对方的方法。
不要以为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性，于是这种过度色情化会鼓励夫妻纵欲。情况恰恰相反，大量的色情使性非性化了。因为在想像里“好”的东西，一旦付诸实践，便十分危险。色情的“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不容忽视的——取消了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使纯粹想像的世界色情化。在这个世界里，面孔是不存在的（色情电话），甚至连声音也是不存在的（色情传真）。如果说与他人的关系非性化了，那么想像却越来越色情化，它把每个人都封闭在强迫性的性孤独里。这种过度色情引起了压抑和其他性疾病。咨询性学专家的人数增加了，人们认为心理障碍是很小的，只是与周围的生活环境有关，他们希望通过几次与医生的会面就解决问题；但是，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出现性危机时，是人格出现了问题，这需要进行心理治疗，仅仅是咨询性学家是不够的。性问题是一种症状，尤其当没有发现生理和器官上的问题时更是如此，治疗不能仅仅从性方面入手。
G。兹旺（G。Zwang）和A。罗米安（A。Romien），《性治疗概要》，Maloine出版社，巴黎，1989。G。兹旺，《性病理学》，Maloine出版社，巴黎，1990。J。韦恩博格（J。Waynberg），《关于性关系的定见》，Hachette出版社，巴黎，1988。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8）
以“自我心理”的名义仅仅局限于性的治疗往往是走进了死胡同。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没有考虑人格的整体，所以他们的理论在面对我们现在的主观问题和感情问题时，是不足以成为长期有效的疗法的。有趣的是，去咨询他们的主要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学者，这似乎是在肯定眼下的感觉心理大行其道的现象。我们的时代想“感觉”，想“体会”，仿佛是想以此抵抗工业社会的进攻。
生物能量理论也属于这一理论流派。它用一个神秘的“能量”概念把潜意识“退化”成意识，却没有明确指出“能量”这个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根据该理论，意识可以使人找回最初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比受心理引导的行为更真实，它称这种情况为“最初的呐喊”。事实上，它所描述的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的情况，而婴儿的人格是呈分裂状态的。在1960年代，“生殖能量”和“最初的呐喊”是描绘人类关系时最常用的概念，但是，后来它们失败了，需要找到别的东西。于是在1980年代初，占星术甚至巫术又开始大行其道。这也并非现代才有的现象，每次人类社会出现哲学、宗教意识危机时，我们就会发现不理性的、崇拜神秘主义的群众出现。至于性关系，它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潮流。
害怕重新处于混乱的状态，害怕潜意识里性的未分化，这些都促使个体去做一些“看得见”的举动，以证明自己有控制能力——尽管这种控制有明显的“人造”痕迹。希望有大量的性经验和频繁更换性伙伴，既不是肉欲性质的，也不是感情性质的，仅仅是个体想感到“还活着”，于是用这种死亡性的性关系来安慰自己。性关系也因此变成了发泄而不是对他人的爱。
如果在摄取性自我确认（把一个流行的关于性关系的观点变成自己的）时，个体吸取了各式各样的低估性关系或生殖的分裂性元素，那么，“自我”是有可能使整合性关系的心理工作失败的。今天，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在喊“要赢”，但矛盾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却好像并没有赢：什么“无能”、“懒鬼”、“笨蛋”之类的词汇随处可闻，反映出一个被个人主义“侵犯”了的社会。 在一个自恋的社会里，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与生殖有关，而与追求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想得到幸福，想充分发展，想保持年轻时的活力。于是，主观性关系以保存本能为榜样发挥作用，而对那些不能忍受“心理思考、社会思考、哲学思考、道德思考不仅可以运用于‘成功’和‘财富’，也可以运用于‘失败’和‘错误’”这一事实的人来说，这种主观性关系会引起防卫性反应。他们不能容忍我们向他们展示性关系真正的那一面，尼可尔·雅梅（NicoleJeammet），《必要的恨》，PUF出版社，巴黎，1989。又见波米埃（GérardPommier），《性秩序》，Aubier出版社，巴黎，1989。
这一面与人们的直接感受并无联系。人可以十分真诚地相信错误，但是，真诚并不代表正确。应当承认，容忍精神本身也并非美德，它也常常掩盖流行的坏动机和保守主义。借口每个人都想控制自己，有些人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经过“科学思考”的。如果确实有辨别、质疑、选择、承担的能力，那么这种思考无疑是一笔财富。但是，这种所谓的影响人行为的科学思考，最终导向以“对自己好或不好”为惟一的判断标准。这种“个人全能”的推理是儿童式的，属于神秘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如今，在广播里或电视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随便什么话，而他的话却被他人当做事实。当媒体传播内心独白和自言自语时，除了告诉人已知的一些知识外，没法带来别的什么好处了——关于性关系尤其如此。现代性关系常常被导向个体的自我保存，而剔除更多“关系”层面的东西。如果性关系倾向于自我保存本能，它就不再对思考敏感，不再考虑他人的存在。过于屈从于“享乐原则”，性关系就有可能威胁到心理平衡，从而导致性关系与性的永久性分离；相反，如果性关系成功地把“保存个体”和“服务于种群目的”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它就可以扮演“联系”的角色。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却消除两者之一，于是缩小了主要作用在于维持平衡的性活动的范畴。
一个只导向生殖的性关系失去了“在爱情关系中关注自我”这一功能；相反，一个只指向性和快感的性关系，它去除的不仅是可能存在的孩子，而且去除了自己和伴侣的生殖能力。今天大多数性关系都与生殖无关确系事实，这让年轻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孩子是从性关系之外来的。“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怀上孩子。”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这样说。在和一位朋友发生关系怀上孩子之后，她想流产，因为她所处的情况让她很不安。人们在赋予爱情关系以不孕性质之后，出现了许多“兄弟姐妹之情”式的关系，而这样的伴侣在面临结婚生孩子这样的现实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垮了。他们往往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分手，或是——就像我们今天常看到的——在婚期前的几个礼拜把一切都取消。在与他人的关系里，“不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关系变得缺乏质量，既然性上的分离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自我保存本能和性冲动之间存在着对立，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掉两者之一。比如，让避孕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得出“从此往后性生活就应该与繁衍后代分离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分离只是现在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现象，认为它就是“应该的”，是回避问题的做法。但是，应当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把已经分离的东西重新合在一起是不容易的。
避孕的性
如果说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后果数量巨大，那造成它的原因也不少。许多年以来，人口统计学家用数字向我们表明人口未更新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将不能像以前那样保证良好的社会福利，因为就业的人口成为了少数，他们是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负担全社会的福利的。但是，人口统计学家传达的信息，经过政府的转达，并不能在公众中引起什么反应。的确，面对我们社会所赋予儿童和性关系的形象，确实很难让家庭产生要第三个孩子的意愿。
儿童不再被视做群体的未来，也就是说，不再被视做我们所属的这个人类群体命运的肩负者。爱情抹杀了这个现实，人们认为孩子仅仅是有关两人爱情历史意义的一个“物件”。孩子被视为对爱情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个元素，他（她）的用处仅仅在于使两人生活得更好。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孩子，父母双方更加意识到要加强他们之间的爱情联系，而不是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家庭。人们考虑的是怀孕可以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却不愿衡量一下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对他人有什么益处。
然而，创造一个生命绝不仅仅是为了自恋地让自己感觉到“已经从无能中解放出来”，它还是一个社会行为。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拒绝承认“为人父母”有助于让性和性关系获得其社会意义；而事实上，赋予一个孩子以生命，这表明个体将肩负起对自己所属的这个人类群体的未来和团结的责任。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今天的人看来有些怪异，那是因为在今天的两人世界里，我们赋予孩子的更多的是心理而不是群体的功用，人们希望通过孩子实现自我，而不是希望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带来一个新的成员。这种自恋的希望往往注定要失败，给人带来最痛苦的失落。 把孩子的出生“私有化”是现代个人主义和性关系非社会化这两种潮流的一部分。
受孕被从性关系里剔除了，与此同时，死亡成了新的禁忌，人们不再谈论它。在现代社会里，自然死亡被藏了起来，被遗忘了。死亡不再把逝去者依次加入人类历史纽带，不再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长长的大家族的后来者，死亡的功用变成了“孤立”和“分开”。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把每个人社会化，让他属于人类大家庭的。于是，“死亡”被从人类的经验中剔除。在工业社会里，是对永生的幻想导致了这个荒唐的观念。死亡被看成了一个值得遗憾的意外，这掩盖了死亡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性关系和死亡使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