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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
懑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先生虽力持慎重，
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
之一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
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座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部长意
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追，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
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
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
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非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
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
及少数亲口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候大局定，当即入都
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
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
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
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均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
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仕候回教，并颁起
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午
蒋介石向来惯予以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并用，曾取得过许多成功。他这时又用
起了这两手，在军事方面作了部署以后，又接连发动政治攻势，分化西安内部。而
这时在西安内部，情况确实相当复杂。
西安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惟一领袖的军事集团，
多年以来一直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虽有不同派别，但都服从张学良。
除了少帅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指挥并控制全军。张学良离开西安时，虽然指
定于学忠统率东北军，但于学忠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无法起到这种作
用，实际上由王以哲和何柱国在西安主持，他们被称为元老派。东北军内还有一个
以卫队团团长孙铭九、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抗日同志会负责人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
他们都是中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地位较低，抗日要求强烈。张学良在时，他
们受到张的信任，能够通过向张提出建议来影响东北军。张学良不在，元老派就不
大把他们放在眼里。新老两派之间，对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这种思想混乱和内部
不和，严重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
杨虎城受张学良的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十七路军的力量远较东北
军为小，而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无人能帮他共同控制局势，这就使他感到十分为难。
这样，张学良被扣后，西安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这种局面，正为
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收买政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正在奉化老家休假。他和幕僚们精心研究从西安传来的信息后，于1月13
日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案：中央军进
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
主席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
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
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还携带了张学良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的信函。信中说：“商定办法二
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柬陕甘之局。关于改编政府及对图问题，
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
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在这两个方案中，接受甲案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
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东北军东开后“三位
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并说杨和十七路军有革命
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甲案对杨有利。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校国写
信，劝他们接受乙案，说乙案有利于东北军。于是，西安内部的矛盾更加明显：十
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
案；东北军少壮派则认为不管他甲案乙案，先把少帅救回来再说。
共产党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于涉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
令，只能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
他对作战胜利没有把握。周恩来根据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体方针，分析
当前局势，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为了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虎城、于
学忠通电就职。第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
受。但须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并可
伸至咸阳。第三，主要的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
全会来解决问题。
1月21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潘汉年，让他转告宋子文，中共在如下条件下接受
甲案：一、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停止“剿共”并发经费；三、容留一部红
军驻陕南，以解决粮食困难；四、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以上四条应
有蒋介石手书保证。
看来毛泽东实在不敢相信蒋介石的口头承诺了，所以才要求蒋介石立字为据。
但是，蒋介石依然措墨如金，不肯留下片言只语。他对红军最先表示同意甲案表示
满意，第二天即让宋子文代他面告潘汉年：红军若是能迅速劝告张、杨部队服从中
央，则和平解决后定当抗日，给养自然概由中央负责，何必疑心中央军继续进攻？
防地问题仍按原议，红军分成几块也不好，如陕北嫌狭，可向凉州以西发展嘛。对
马部已下达停战命令，他不服从暂无良策。至于保证书一事，何必多此一举呢，子
文转达已是证明。
毛泽东一看，这分明是权宜的应付。22日收到潘电后当即电示：请坦言告蒋，
红军所虑是继续“剿共”，这种可能存在，红军束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
以红军实数，每月至少需50万，停止打土豪则毫无办法；请蒋给我们亲笔信，写明
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意一部红军驻陕南，因为那里以前就是苏区。
蒋介石依然没有写这封信。
正在这时，西安的形势发生了不可收拾的逆转。
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和元老派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深受张
学良信任而思想偏激的少壮派把“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谈，张副司令不能回来
只有去拼命”作为行动纲领，不顾一切后果地进行战争宣传，自下而上地发动请战
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同中央军开战，认为元老派主和是有意取代张学
良而放弃营救。他们的义愤很容易引起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乃至社会群众的同情和支
持。杨虎城虽忧虑作战难以取胜，但也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来主事，又担心中央军
来后会对他报复，在这点上同少壮派有着共鸣，甚至对中共代表团产生误解，避而
不见。这样，少壮派的主张在西安一时占了上风。
环境复杂，矛盾尖锐，形势险峻。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实现对外抵
抗。周恩来苦口婆心，舌敝唇焦，一直同各方面广泛接触，宣传坚持三位一体，坚
持和平。当然，重点是做少壮派的工作。
1月27日夜，周恩来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到金家巷东楼会客厅会谈。少壮派表示：
我们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才能撤兵。应德田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讲话，陈述
他们的理由。周恩来听完后，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副司令
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张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
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
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而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
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
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
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
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
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
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
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
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然而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仍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
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你们不帮
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过
半夜。最后，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他们这才走了。
少壮派代表刚离开，周恩来还没上床，南汉宸慌慌张张跑来了，报告了杨虎城
的心事。原来这天夜里，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
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要替我打算打算。共产党主张和平，
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
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
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听后，立刻对南汉窟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
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
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三原，和在那里的洛甫、彭德怀、任
弼时、杨尚昆、左权一起开会。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
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
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位。会
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
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订。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三原会议的决定告诉杨
虎城和少壮派。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没有阻止住少壮派的幼稚举动，一场亲痛仇快的悲剧还是
猝然发生了。
正是：
未到对外抵抗日，
却是后院起火时。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部） 第十回
长安城里峰回路转 西子湖畔柳暗花明
话说1月19日，在少壮派的提议下，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切以上军官40余人举行军
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
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40多
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仍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但又无法说服群情激愤的少壮派。
第二天，他们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来，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代他统率东
北军的。31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园和周恩来5人在王以哲家中召
开最高级会议，决定是战是和。室外，少壮派实力人物旁听。于学忠、何柱国、王
以哲认为现在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将是不利的，主张和平解决。杨
虎城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
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最后让周恩来表态，他说：
“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
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
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
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会议的结果，大大出乎少壮派意料之外：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
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继续谈判，准备签字。少壮派极为恼火，认为这是王
以哲、何往国破坏的结果。
2月1日晚，他们在孙铭九家秘密聚会，决定除掉王、何等人，堵塞和谈之路。
当夜，街上便贴出“除奸”的标语，情势急剧地紧张起来。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
然下手，由卫士营一帮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于学忠、董
英斌等因事先避人新城杨虎城公馆得免予难。
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
便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要于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
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
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
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他们
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这时，西安城内弥漫着恐怖气氛，谣言蜂起，有的甚至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
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面对
险情，周恩来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立刻带着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里。这时离
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是最
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消息传出后，使东北军高
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
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要
杀孙铭九等人祭灵。眼看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就要上演，’和平解决事变的成果即
将毁于一旦。
周恩来闻讯，立即派共产党人刘澜波到渭南前线向要为王以哲报仇并进兵西安
的刘多荃师长说明真相，陈述利害，劝他偃旗息鼓。同时，周恩来考虑到少壮派在
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便冒
着袒护凶手的嫌疑，派刘鼎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到红军驻地云阳，而后转
赴天津。这样即使少壮派失去了首领，不致再肇生事端，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
失去了目标，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扩大。
然而“二二事件”所造成的损害毕竟是难以完全弥补的。少壮派那种不顾大局
的鲁莽行动，把原有的裂痕完全撕开了，从而严重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内部团结，
决定性地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和地位。“二二事件”以
后，东北军内部人心涣散，濒于分裂。渭南前线的部队自动撤到渭河以北，给中央
军让出进人西安的大路。一些高级将领在南京方面的政治攻势下进一步发生分化。
军长缀徽流等纷纷表示愿意东调，离开西北。南京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