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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闻讯，也气呼呼的，中明他绝不向鲍氏妥协。宋美龄、孙科分坐在他两
边，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劝他。蒋介石还是说：“不行！日本、苏俄都想以中国为战
场，以中国为牺牲品，不先得到军火的保证，岂能先签互不侵犯条约？”
宋美龄和孙科还是坚持劝说：“在自由主义的列强国家断绝援助之际，而又要
扩大抗日力量，还是应该迅速与苏缔约。”
慢慢地，蒋介石板着的面孔松开了：“好吧。但要告诉签约的代表，外蒙问题
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重。”
当晚8时半，蒋介石邀鲍格莫洛夫谈话。他把上午徐漠的说法解释为一种“误会”，
并告知已令王宠惠立即签约。晚10时。
鲍格莫洛夫和王宠惠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
谈话时，留了一个活口：“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
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
则我国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当时、日本对于中苏接近极度警觉，竭力张开情报网，以图摸清苏联对中国援
助的实情。据所获情报，截止9月4日，由苏联经库伦运送中国战斗机了2架，轰炸机
54架，侦察机20架，以及多数战车、大炮、弹药。此外，日本惟恐因中苏接近而强
化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力，对此十分警戒。这一点，与蒋介石惧怕中共的力量
在抗日中得到加强倒是一致的。
话说红军改编之初，毛泽东就对蒋介石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防止中了借刀杀人
之计。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域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一个
八路军出动方案，要求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
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乎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五团、遭化一带，
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一眼看出这里面有文章。8月18日，他和张闻天电复周恩来和叶剑英：“
‘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
同一天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毛泽东的扭忧加重了：“
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
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
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此事关
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七七”事
变质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研究解决新的形势下共产
党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一
个是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
会议主要由毛泽东作报告和发言。他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
途，即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政策，坚持抗战到
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即：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
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
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他解释道：独立自主是在
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
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
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留守兵团），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的大本营。
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
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赃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现
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
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同时要估计到特别的
情况，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国共合作刚刚起步，红军尚未开赴前线的时候，毛泽东
就敏锐地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些事关中共前途和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不能不使后人
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正是：
害人之心不能有，
防人之心岂可无？
未知毛泽东的主张能否通过，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十五回
八路设伏日寇丧魂失魄 国军决战将士浴血效命
话说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
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对毛泽东提
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以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基本
取得了一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则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但由于时间紧迫。
会上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
泽东形成了共识。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
战。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
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
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
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六年后，他在检查自己抗战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说：
“（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
观念：”
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也许这才是洛川会
议对八路军作战原则发生争论且末取得一致意见的症结。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
当整个民族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人们热血沸腾，急于效命疆场之际，他只
能一般地提醒人们不要死打硬拼，而无法将保存和扩大实力以获得未来政权这个实
质一语道破。不过他后来还是认真斟酌了别的领导人的意见。在次年《论持久战》
—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
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的表述、显然更全面了。
出席洛川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
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
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
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
远瞩的。”
洛川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
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
利而斗争》。
8月22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正式委任朱德、彭德怀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9月11日改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
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
副参谋长，任粥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
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第
一二０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泅
淇；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
副主仟宋任穷，准备开赴山西前线，加入第二战区（晋绥）序列。
于是，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成为红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合作者。
为什么要先开入山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山西当时处在华北抗战的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攻占平津后，
在华北未遭到严重的打击，长驱直入，凶焰正炽，山西即将成为华北的西战场。
第二，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
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
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
第三，阎锡山已经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华北步步扩
张之际，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他从反共转而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到山西，帮他组织山西救国同盟会和另建新军——山西青年
抗敌决死队。阎锡山想利用共产党的经验来保持他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这样，
山西的民众抗日运动在“七七”事变前已开展起来。平津失陷后，中共华北党组织
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形高涨，一时成为
华北抗战的中心。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9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彭德怀和徐向
前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
在日军即将闯人山西之际，阎锡山把他的旧军（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
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太同前线。但当局、彭、徐赶赴晋北时。
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
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重八路军之力，遂急请同、
彭、徐与他共商防守之计。
周恩来等一路过来，见到的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山西
境内人心惶惶。那年秋天，暴雨成灾，数万灾兵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从冀绥
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更增添了混乱气氛。阎锡
山派来迎接的军政官员都是忧心仲仲。
9月7日，周、彭、徐直抵雁门关下太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热情地
欢迎他们，并进行会谈。周恩来耐心地向阎分析抗战形势和前途，鼓励他坚持抗战。
阎锡山听后，解除了许多顾虑，有了一些信心。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请周帮
助写一个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用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了。阎锡山看后，吃惊地说：
“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并且感叹地说，“周先生的确是
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对阎锡山当时表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周恩来等表示赞赏，
希望他履行诺言，与中共长期合作，坚持抗战到底。经过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
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中总动员委员会。
对晋北抗战，阎锡山拿出了他策划的方案：以晋绥军六个军的兵力在平型关、
沙河、繁峙一线土布置一个口袋阵，要求八路军与高校滋军共同防守平型关。
周恩来同意阎锡山的计划，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
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彭德怀具体提出，以友军坚守乎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
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一二０
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表示同意。
当晚，周恩来等又赶到大同，和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晤谈。傅对中
国共产党很尊重，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
徐向前回忆说：“思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
对他很佩服。”
当时，华北的时局转瞬即变。日军兵分两路，从北面和东面以大迂回的姿态夹
攻山西。其中，北线沿平绥铁路向晋北进犯的兵力有三个师团，仍是日军主力所在。
9月13日，晋北重镇大同弃守。接着，广丘、蔚县等地相继被占。日军准备用重兵进
据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直指太原。
这时，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虽有一部分进行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实行片面抗战、
消极防御的方针，70万军队抵挡不住日军30万人的进攻，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
溃退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开赴前线后能不能扭转这种局势，已成为举国瞩
目的问题。
9月19日，一一五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之大营
镇集结待命。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
立即开会，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同思来、彭德怀关于
平型关战役的部署。22日，周恩来又随同朱德去见阎锡山，最后确定战役计划。23
日，朱德、彭德怀下令一一五师选择地形，进人伏击状态。相机出击。
24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所部三四三旅之六八
五、六八六团，在乎型关外设伏。25日晨，部队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
联队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
大批军械物资。八路军也付出重大牺牲，伤亡600余人。而阎锡山所率各军，有的惧
敌不前，有的要保存实力，纷纷撤出阵地，没有参加战斗。
自抗战以来，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至此。才真正尝到了被痛击的滋昧。英国
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
宜。平型关大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祝捷电报雪片似地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
部。这是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在一直被动应战的抗日战场上，树立
了一个主动出击挫敌的范例，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共产党、八路军的
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很高的声誉，为八路军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开
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按下不表。
再说洛川会议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山西工作了近三个月，南京的
谈判工作由博古、叶剑英继续进行。
8月30日，遭中共中央矩绝到红军中任职的康泽通知中共：已决定边区政府以国
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是日夜，刚从洛川赶回延安的毛泽
东电复时剑英：拒绝康泽的提议，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为副长官。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
动。因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有完全确认中共中央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却仍留一个
师不动，以在谈判最后阶段占据主动。中共中央提出要求：蒋必须同意发表中共宣
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政府一定要林正张副。不要国民党派任何人；南京派来的
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绝，不许进人营门一步。
9月16日，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急电朱德：“委座派军部之高参赵锦文、刘伯
龙、李放六、乔波梗，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五员已抵长安。”朱德复电：五位大员
的到来，己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
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这时战局恶化，蒋介石不得不对中共的要求一一作出让步。
派丁惟汾的事几经电报往来，便不了了之。林伯渠稳稳地当起了包括23个县、
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公布国共合
作宣言》。
第二天，蒋介石对中共宣言发表谈话：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不幸十年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