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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
当事人罗汉也出来说话了。他在汉口《正报》上发表公开信辩驳说：“以这样
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之代价成交，
真可谓极廉价之高峰……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只管
造谣的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国民党曾想利用此事做点文章。
一天，国民党要员胡宗南、戴笠专程到江津拜访陈独秀，希望陈独秀为他们正
在策动的反共活动推波助澜。按照蒋介石的嘱咐，他们不仅给陈独秀带来了贵州茅
台酒及其他贵重礼物，而且带来了《大公报》剪辑，那上面有陶希圣、周佛海等国
民党人为陈独秀的“辩护启事”，目的是以此激起陈独秀对延安的怨恨，从而大骂
共产党。不料陈独秀看了报纸剪辑后，虽然对这么多人为他辩护有些感动，并称赞
了蒋介石的抗日主张，但最后却说：“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
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可见陈独秀虽然对延安
好有一些看法，虽然穷途潦倒，却不肯充当蒋介石的反共工具。也许十年前大革命
的失败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也许他的两个儿子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对他的打击太
大了吧！
另有文章记载，周恩来后来也曾在朱蕴山陪同下拜访过陈独秀。
“仲甫先生，您身居山乡，不知日后作何打算？”周恩来关切地询问。
陈独秀苦笑道：“恩来，我已疾病缠身，还能有什么打算呢？我只想找个安静的
地方，养养身体，研究研究自己早年关注过的文字学。”
“仲甫先生，恩来这次来江津，一则探望老先生。二则还想劝您去延安。那里
既可安心从事抗日工作，医疗条件也比这里好。”朱蕴山诚恳地说。
见朱蕴山已把话题点明，周恩来接着说：“仲甫先生，您多年从事党的领导工
作，又深知抗日战争的艰难希望您抛弃个人成见，以国家民族为重，向党中央写出
个人的书面检查，争取回党工作吧。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希望您去延安
工作。”
“恩来。我主张坚决抗日，也赞同为了抗战，国共两党必须进行第二次合作。
回党工作，亦为我所愿，不过这书面检查，一时从何说起呀……”停了一会儿，陈
独秀转向朱蕴山说：“时间已过去了十年以上，中央除了思来、毛泽东，我熟悉的
人不多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我这个人又比较固执，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
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仲甫先生，中央绝无勉强之意。”周恩来赶紧说，“什么时候您愿去延安，
中央都欢迎。希望您多多保重，如欲去重庆看病，可以随时找我，一定提供方便。”
“谢谢恩来，也谢谢蕴山。”陈独秀笑了。
陈独秀终于未能回到党内，中共与他联合抗日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这当然与陈
独秀不肯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条件有关，但与王明、康生的极力反对更有直接关系。
王明、康生的行径，完全是照搬苏联大反托派的做法。他们对陈独秀的造谣诬陷，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全国民众在日军的疯狂侵略面前，正强烈要求团结对敌，
一致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人人心。但由于王明、康生的造谣中伤，
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主张抗日的人打成“汉奸”，便使
很多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提供了口实，致使中
国共产党的威信蒙受了损失。
陈独秀1942年5月病逝，临死也没有离开江津。
建国后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在谈到对犯错误人的处理问题时，刘少奇说：
“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说：“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
延安。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
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正是：
此生终老荒僻地，
是非留待后人评。
未知国共关系如何发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十八回
显风骨彭德怀报收重金 顾大局周恩来出任高官
话说第二次国共合作虽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但国民党方面始终对共产
党有戒心，总是想尽办法“消融”共产党。蒋介石在其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材中就
有这样的话：现在国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战中将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现在共
产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他在抗战中消耗三分，只余二分，将来苏联再帮助共产党
一分力量，共产党也只有三分力量，国民党还可以保持优势地位，中国还可以与苏
联平等谈判；如果共产党力量在抗战中不消耗，苏联再帮助他一分，他则将有六分
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要到莫斯科请训，，那就不好。
正是出于这种畏惧情绪与戒备心理，所以国民党始终不愿与共产党对等合作，
不愿与共产党形成统一的合作机构与共同纲领，而是想方设法企图削弱与吞并共产
党。
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抗战的时机对中共十分有利，中共完全可以在抗战中发展
和壮大自己。因此，对国民党，希望通过合作达到改造这个党及由这个党领导的政
府和军队的目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刚刚形成的时候就指出：“国民党在华北失败
以后，气焰大杀，其内部如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实力派，对国民党政策表示不
满，更由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国际形势的转变，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
完全的优势。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
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
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
一个要“消融”共产党，一个要改造国民党，两党关于合作的目标相差如此之
远不能不使合作的局面蒙上一层乌云，继而双方发生矛盾，再而矛盾愈益增大。
新的风波很快就起来了。
1938年1月1了日，国民党武汉当局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了刚刚创刊的中共机关
报《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厂。中共代表团提出抗议，国民党方面答复：这显然
是地方流氓滋事。
1月24日，又到了两党关系委员会开碰头会的日子。国共双方六位大员坐在桌子
两旁，脸上已不见了前几次相聚时的笑容。
刘健群说道：“你们的诚意到底表现在何处？很显然，苏联出兵能迅速改变时
局，你们为什么一再推诿？八路军，不，八路军早不存在了，应该是十八集团军，
从不贯彻中央军令，游击游击，游而不击，究竟存的什么心？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
交待？”
两个多月前，为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重新下达了军队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
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公布后，中共方面对民对下一直延用“八路军”这个称谓。后
国民党方面提出质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答曰：华北人民已经习惯这个称呼了，
请予允许在民间保留。这一保留不大要紧，在华北，在全国，八路军便和国民党军
有了醒目的区别。
康泽接着说：“你们应该向广西派学习，把军队交给中央，军政、人事与中央
统一，重要领导人离开军队到中央工作。”
王明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则重点谈了新四军问题。新四军已经成立一个月，
但编制迟迟未下。双方争来争去，国民党方面勉强同意新四军下编四个游击支队。
此后，两党关系委员会基本停止了活动，两党关系又采取了遇事协商、随时约
见的办法，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
蒋介石这时又黑又瘦，他正陷于南京失陷和陶德曼调停失败的忧虑和惆怅之中。
陶德曼是德国驻华大使。从1937年11月开始，日本政府一面鼓动军方大举浸华，
一面委托陶德曼出面调停，诱使中国议和。12月初，蒋介石听了陶德曼转述日本条
件后，定下两项原则：一、不拒绝德国的调停，这样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
权须要保存。
但是，谁也想不到日军那么快就能攻占南京。南京陷落的当天。近卫文磨首相
就扬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大都市不守，国民政府的实体己成问题了。
12月14日，东京召开内阁会议，重新研究向德国大使提出的对华议和条件，认
为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而且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以如此轻微的条件议和，太便
宜蒋介石了，必须对战败者追加新的条件。
12月26日，蒋介石婉拒了陶德曼的求见，决定由夫人宋美龄和孔样熙代为接见。
但是。宋美龄带回来的却是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
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所提条件极为苛刻，它包括四项基本条件、四条口头说明和
九条细目。且看九条细目：
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
三、在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
四、华北在中国之主权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之共存共荣，应设立适当机构，
赋以广泛权限，尤以实现日满华经济合作为要。
五、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外蒙古相同。
六、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并对日满两国防共政策之施行予以合作。
七、在华中占据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在大上海市区域由日中协力维持治安及
发展经济。
八、日满华三国缔结有关开发资源、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信等方面必
要之协定。
九、中国应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
如此苛刻的条件，直使蒋介石渗出一身冷汗。他在日记中写道：“倭所提条件
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日本的条件不能接受，那么是否继续和日本交涉呢？蒋介石陷入难以抉择的境
地。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军损失惨重，悲观绝望的气氛笼罩着国民政府，
希望议和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本来一直主和的征精卫、张群等人又纷纷发表和谈
的言论，要求蒋介石停战求和。然而蒋介石明白，这时如向日本求和，时机极为不
利。等于乞降，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危及国民党的统治。
早在陶德曼提出调停之韧，国内舆论对于中日之间的交涉就颇有微调，山西的
一家大报还猛烈抨击陶德曼，说他出卖中国，是日本的帮凶。后来，虽然抗战的宣
传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但对于中日间的秘密交涉，新闻界一直十分关注，一家报纸
在头版头条竟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谁主张和谈，谁就是汉奸。”
而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活动更是极为关注，无论在报纸上，在谈话会上，
还是夜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中，都一再呼吁警惕求和势力的抬头，号召人民起来
孤立投降派。显然，如果和日本直接谈判，接受日本的条件，两党关系必然破裂，
中共决不会再像现在这样高呼“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了。
但是，如果断然拒绝中日谈判呢？陶德曼在向孔祥熙、宋美龄转述日本的苛刻
条件时，特意提醒：“日本的极端分子们批评这些条件，认为太温和了。”言外之
意，不是十分清楚吗？无疑，一旦拒绝谈判，战火将会越烧越远越烧越深，假如几
年之内全中国被占领，他除了投降又能做什么呢？要么打游击，然而他的军队能像
未、毛红军那样打游击吗？”
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下不了决心的蒋介石只好开会决定。
平时，一谈起和战问题，汪精卫等人总是慷慨激昂，攻击主战的人是唱高调，
特别对力主抗战的中共，更攻击为借刀杀人、借抗战之名图发展之实。可是在12月
27日的国防会议上，听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后，他们却一言不发。
周佛海左看看，右瞅瞅，实在憋不住了，便带头开了一炮：“我认为，在现在
的形势下，鉴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和谈是上上之策。
至于继续作战，那无异于自取毁灭，是下下之策。”
对周佛海态度鲜明的发言，徽微顿首以表赞同的有，摇头摆手大力反对的有，
更多的仍然沉默不语。
“孟潇，谈谈你的看法？”蒋介石叫起了唐生智。
“败军之将不言勇，本来作为南京失守的罪人，我无权发表意见。但是，为中
国着想，答庞日本的这些条件，进行和谈，我看那才是真正的亡国之举，绝对行不
通！”唐生智和周佛海唱起了反调。
几番争议之后，意见仍然对立。
最后，还得蒋介石出来收拾场面。他嗓音有些沙哑地说：“今日形势，除投降
外无和平可言，舍抗战外无生存可图。为国为民着想，我认为抗战比议和要好一些。
不过，我们不要放弃任何可能和谈的机会，只要不损害民族利益，纵使个人作出牺
牲也是可行的。”
转眼到了元旦。这一天，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专
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由孔祥熙升任。副院长则由熟悉对日关系的张群担
任。这次改组，对外显示抗战力量的加强，同时也为中日交涉埋下了伏笔。
元旦之夜，外交部长王宠惠无心观赏鼓乐管弦、霓裳羽衣，只顾心急如焚地等
待陶德曼。
当陶德曼把日本所谓“非正式条件”的补充说明交给王宠惠时，王宠惠的心凉
透了。这四条补充说明不仅没有从原来的条件后退，反而使日本的亡华要求更具体
化和明确化了。
王宠惠立即报告蒋介石。蒋问：“宠惠，你认为日本的补充声明如何？”
“委员长，我认为日本的条件是亡国条件，日本认为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便
可以灭亡中国。提的条件完全是讹诈，企图使我方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屈辱求和。”
蒋介石已经没有了上次的惊讶。似乎对日本的一套手法看透了。他疲惫地说：
“日本提出的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应该拒绝。不过在此不利的形势下，还
是要虚与委蛇。这样吧，对于田穗曼，不要马上作答，纵使问起，只说我方正在考
虑。”
拖延战术已定，由于北方战事吃紧，蒋介石于1月4日飞往洛阳，部署抗战事宜
去了。
日本一催再催，陶德曼一问再问，王宠惠却一拖再拖，敷衍搪塞。日本政府认
为中国政府缺乏诚意，实质是“拒绝答复”，乃于1938年1月15日决定“陶德曼工作
结束”。陶德曼的调停宣告失败。
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正及于今日。然而国
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
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
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针对近卫声明，国民政府随即发表了指斥宣言。
1月20日，国民政府召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归国。
1月28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也撤回日本。
和平的大门关闭了。
这时，蒋介石正在洛阳。为了讨论徐州会战和坚持华北问题，他电召第一、第
二战区师长以上将领赴洛阳开会。
1月15日，一列东驰的火车驶进洛阳车站，从车上下来的除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
30余人外，还有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
八路军将领身穿灰布军装，腿缠绑带，与身着黄呢制服、足蹬皮马靴的国民党将领
形成鲜明对照。军帽上虽然同样都缀着青天白日帽徽，但一望而知。他们代表着两
支不同的军队。
车站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人亲自来接。副参谋总长白祟禧走向彭德怀，
邀彭同车：白记得，这就是当年率领红军在他和李宗仁统治的区域强渡湘江、突破
第四道封锁线的红军第三军团长。
“久违，久违！”白崇禧向彭德怀伸过手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