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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然能够说动苏联与之联手对日，忧的是中苏结盟苏联会不会继续暗中支持中共。
因此，他刚一得到苏联同意讨论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醒苏方，
苏联政府必须遵守当年在《孙文越飞宣言》中所承诺的内容，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
及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共产党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他认清共、讨共到剿共。他中落骂名也
不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就是为了彻底清除这个“心腹之患”吗？怎
奈“数年剿共，末竟全功”！如今被迫联苏抗日，并不等于他准备把共产党问题搁置
一边。恰恰相反，自决定联苏之日起，他就在寻找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途径。除了
要求苏联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外，他这时已经明确提出了“
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希望通过政治的方法，佼中国共产党彻底放弃武装对
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
12月19日蒋介石听了鲍格莫洛夫一再表示“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欢
迎中国得到统一”后，他对苏联支持他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有了更多的幻想。当鲍
大使告诉他1月8日前后即可收到莫斯科有关谈判的具体指令之后，他当即表示“准
备同意中共合法化”。并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命令陈立夫迅速准备秘密绕道欧洲。
一面就近指导邓文仪与王明谈判，一面准备在邓、王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
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
商谈军事同盟间题，自然是建立在它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图统一政府的基础上的；既
然苏联赞同由南京来实现中国的统一，那么它出面说服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
不过蒋介石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他这时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
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
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
再说驻苏武官邓文仪1936年1月3日返回莫斯科，末及洗去征尘，即俯案写信给
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会面。
国共双方反目成仇已近十年，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求见王明，
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邓不肯放弃努力，随即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
原是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
也在倡导抗日反蒋，与共产党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
的部下，因此，胡秋原也就具有了当“红娘”的资格。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
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谈。谈话时间定在1月13日晚上，地点是胡秋原家里。
当年轻潇洒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
略一寒瞳，潘汉年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
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
明先生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用了
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又想到四川或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
联系。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先生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
读过。可以说，联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
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
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说：“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
护，联合抗日的原则已经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十
年前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
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无主语，但绝对不是共产党指挥
国民党。共产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
南京政府的权威。
从1月17日到23日，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四次晤谈。邓文仪的态度很积极，他除
了代表蒋介石提出在中国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条件以外，突出强调了国共两党
合作和联苏抗日的愿望。王明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方式，坚持双方平等
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不过仍旧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他同时提出，由于
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对此，
邓文仪当即表示赞成。
1月22日，邓文仪明确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
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根据双方当天商定的办法，决定中共代表团以潘汉年为代
表，由邓文仪随同，于25日从莫斯科动身前往海参崴，然后乘船经上海去南京进行
谈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即1月21日。邓文仪突然求见王明。
说蒋介石来电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团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
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
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也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
科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
邓文仪没有告诉王明究竟谁是这个神秘的“李融清”。不过、事实上他也没有
能够在柏林见到这个“李融清”，更不要说去参加由这个“李融清”在柏林主持的
对苏谈判了。20年后邓文仪回忆说，他当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就急匆匆赶往德国
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可是一连几天
也未见到这位高级代表。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之后，他才又
接通知说他可以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这位代表，“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
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
画”。
邓文仪对这次经历的疑问直到20年后都找不到答案。无独有偶，陈立夫也有大
同小异的回忆。据他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
未成熟，让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于是，他带上张冲，两个人开始了
颇为惺意的欧洲旅游。只是数日后得知邓文仪到了柏林，他才通知驻土耳其大使贺
耀祖，通知邓到布达佩斯见了一面。至于所谈，已与中苏谈判和国共谈判没有太多
关系了。
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决定中断谈判呢？这是蒋介石1月22日与鲍格莫洛夫谈话的结
果。
这一天，蒋介石再次在孔祥熙的宅邸会见鲍格莫洛夫，听取鲍大使转述莫斯科
复文的主要内容。但是，在鲍大使花了将近20分钟说明莫斯科复文内容之后，他敏
感地注意到蒋介石的反应相当冷淡。
这次会见总共进行了两个小时，除了鲍大使占用的不足10分钟以外，其他大部
分时间几乎都被蒋介石占用了。蒋介石反复强调着一个话题：苏联必须劝告中共服
从南京政府。
鲍格莫洛夫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阁下讲话中所说的任何居中调
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
眼看无法说服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转过脸去同孔祥熙商量一下，然后对鲍说：
“我认为可以依据这样的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即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
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
鲍格莫洛夫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中国红军谈判这是您的内政。”
鲍格莫洛夫的这种态度，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惧，他恍然发现
他此前对苏联态度的估计可能完全错了。
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相信与莫斯科中共代表的谈判能够取得预期的结
果，因而同意将谈判移到南京来举行。而与鲍格莫洛夫谈话后，蒋介石清楚地意识
到，苏联其实丝毫没有压迫中共向南京输诚的意思。这意味着，苏联并不准备为了
同南京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这种前景对于蒋介石宋说无论如何是可怕的。一
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
国助战之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正是出于这
种考虑，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决定停止对苏谈判。
蒋介石要鲍大使把他的强硬态度转告莫斯科，并期待着苏联方面回心转意。莫
斯科随后给鲍格莫洛夫的指示甚至更强硬，它明确表示：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
说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
的建议。因为“这样做会绘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
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这样一来，陈立夫赴苏谈判就更无指望了，邓
文仪的使命也糊里糊涂地终结了。
还有一说。陈立夫赴欧，虽然用了化名，并在国内制造了正在杭州养病的假象，
但还是被日本方面获悉。于是，日本方面登出了试探新闻，说“陈立夫去苏俄”，
要重新“联俄联共”，打共产牌和苏俄牌，以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这些试探新闻令蒋介石十分害怕，因与共产党接触仅仅是他的秘密决策，如过
早泄露，将会打乱其先军事后政治的反共部署，造成军心不稳、阵脚大乱的局面。
同时，蒋介石也深知，打苏联这张牌，将会得罪英、美等国，再加苏联此时从自己
民族利益出发，也不愿公开得罪日本，这又使蒋疑虑重重。于是，蒋介石经过慎重
考虑后，便决定取消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指示陈立夫、张冲回国。
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轻易地错过了。
不过蒋介石终究是老谋深算的人。他为了同一目的，几乎同时抛出了三条线索。
这一条断了，还有另外两条：其一，陈立夫赴欧前，蒋介石就把寻找共产党的任务
交给了他，他找来亲信曾养甫，’将此任务交曾具体完成。其二，蒋介石亲自拜见
年轻的国母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
来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夜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
于是，两条线索秘密启动了。
宋庆龄见过蒋介石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她的努力较之蒋介石本
人，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月中旬，她找到原在中共特科系统工作的
牧师董健吾，委托董健吾带一大包以她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她自己电台的
呼号密码，化名周继吾，以宋子文属下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赶至西安，准备人陕北
苏区。谁知陕境一场大雪，道路中断，董健吾被困西安达三十余天。
2月中旬，董健吾在西安遇到一位熟人，略一交谈，原来肩负同样使命。
正是：
天涯孤旅闻呼唤，
原来他乡遇故知。
要知董健吾所遇的人姓甚名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三回
周小舟受命赴金陵 张学良驾机飞肤施
书接上回。话说董健吾在西安与一熟人不期而遇，此人名叫张子华，系中共上
海地下党员，此番受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及谌小岑的委托准备去陕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陈立夫把寻找共产党的任务交给曾养甫后，这位国民党
中央执委、铁道部政务次长犯了愁。因为国共两党还处于敌对状态，在西北，蒋介
石亲临前线，统率大军对苏区进行“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清党”屠杀，
共产党早已处于地下状态。在此情况下，拢共产党，可谓难于上青天，而共产党找
不到，如何谈得上打通关系。又如何谈得上与之谈判呢？
曾养甫经过几天考虑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就是在他主持的杭州赣浙铁路
理事会担任秘书的谌小岑。他认为谌小岑五四时期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
社”，与周有私交，现在一定还有联系，当会知道中共的行踪。于是，他便将寻找
共产党的任务交给了谌小岑。
其实，谌小岑早就与周恩来没有联系了。他接受任务后，也毫无办法，想来想
去，便给当时在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的朋友吕振羽写了一封信。因为吕振羽此时在
北平参与了自由职业者大同盟。这个组织主张抗日反蒋，谌小岑便认为它一定是共
产党所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谌小岑在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
我太盛，惟有‘姜府’与‘龚府’联姻，方期可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
兄如有意作伐，希命驾南来……”信中所用全是隐语“姜府”指国民党蒋介石方面，
“龚府”指共产党方面，意即国共两党要合作抗日，以保国家，希共产党方面能为
此来南京谈判。
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由此，中共北平市
委和中共北方局很快得知了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于是，中共北方局在
请示中央后。即派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偕吕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
党，探询对方的真正意图。
周小舟带来了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写给曾
养甫和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
主张，对于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举动表示欢迎。周小舟在与吕振羽商
量后，决定首先由吕振羽出面和曾养甫谈，以摸清国民党方面的大概意图。
吕振羽和曾养甫见面时，便将中共的信交给了他。曾养甫读完信，多少有些感
动，兴奋地说：“现在正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日本人打进我们家门里
面来了，应该大家携手奋斗。”谌小岑也在旁帮腔。因周小舟没有出面，双方只是
就一般性问题谈了一些看法。
过了两天，同小舟出面了，他向曾养甫交了一份《八千直言》全文。曾表面上
同周谈话很客气，称他为“周同志”，表示希望两党联合抗日能够早日成功。周小
舟希望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他问曾养甫对于共产党所提组织国防政府和抗
日联军的主张有何意见。曾说，这类的问题要向蒋介石请示。又说：“凡是一个政
府都是讲求国防的，国民革命军顾名恩义就是抗日的，红军既要抗日，就加人国民
革命军好了。”周小舟不以为然，重申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
事后，曾养甫对吕振羽说：“共产党为什么这样不郑重，派一个小孩子来。”
吕振羽对他说：“中共的党员年轻的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年轻似乎没有多大
关系。”
谈判一时难于进展。
谌小岑担心曾养甫因对周小舟的轻慢而影响谈判，便提出委托张子华前往陕北。
周小舟这时不满24岁，实在太年轻了，尽管几个月后他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但此时
毕竟不能和蒋介石的亲信曾养甫等人乎起平坐。他们想直接找共产党主事的人。于
是谌小岑通过担任覃振秘书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以及左恭等人的关系，找到了中共地
下党员张子华，托其到陕北找中共领袖级的人物摸清意图。曾养甫对此极表赞成。
张子华临行，带上了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信件。
按下南京城的谈判不表。再说董健吾、张子华两个神秘的人物在西安相遇后，
共同商量，决定前去找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求助。张学良已背恶名多年，现仍
被迫进行内战。他电询南京证实董、张二人所负使命之后，立即派专机将两位特使
送抵肤施（延安）。2月27日晚，两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受到中共各方面负
责人林伯渠、李维汉、吴亮平、袁国平等人的欢迎。
不过他们来得不凑巧，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领袖级人物只剩下博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