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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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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孝顺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需要有后,是因为需要人继承香火,祭把祖先。这已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同样因为这一点,中国的男孩子必须尽早成婚。三十六岁做祖父,在中国司空见惯。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弥留之际,曾责备自己有两不孝:一是不能亲自为老母亲料理后事;二是没安排好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岁左右。这种想法,无疑会为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人休妻一般有七种理由,第一种就是不生男孩。对男孩的渴求,导致了纳妾制度。也随之产生了各种不幸。他们生男孩时就兴高采烈、趾高气扬;生了女孩,就神情沮丧、意气消沉。大部分的溺婴事件也与此有关,这种事南方比北方多。有时,人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想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极为困难,因为人们对此讳莫如深。中国的私生子也不少,但无论男孩女孩,人们都不希望把他们留在世上。即使不能直接证明各地溺杀女婴的事件比实际上要少,但从道理上肯定活埋三岁小孩以便养活其祖母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逃脱杀人的罪责,即使是不受欢迎的女孩。 

  中国人守孝的观念,上文已作了阐述,原来要求应满三年,可实际上已缩短为二十七个月。在《论语》第一十七章,夫子的一个门徒就坚决反对守孝三年,坚持说一年就足够了。对此,夫子最后说,在三年守孝期间,君子不能行乐,但如果你把它缩短为一年,只要行乐时能心安,就行乐好了。可是,夫子明确评价他“不仁”。 

  守孝比一切社会职责都重要,作儿子的,为政府服役时除外,一生要为此付出很多时间。也有一些特别的孝子,会在父亲或母亲的坟前搭个棚,整天住在那儿。最平常的做法是夜晚住在那儿,白天照常生活。也有一些人情守礼仪,完全沉浸在悲痛中,什么事也不做。笔者也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对父母极尽孝道,在父母坟前守了很长时间,仍然心绪不宁,给全家带来了一个不必要的负担。但中国人对此极为赞赏,完全不考虑后果。履行仪式是绝对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 

  好多人为了给父亲或母亲置办体面的葬礼,卖掉了最后一块田,甚至扒屋卖棒。这种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错误,但又很不容易让中国人明白。它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也符合礼,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去做。 

  中国人极重视札仪和孝行,胡克神父依据自己的亲自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例子,那时,他来到中国,尚不足一年,住在南方某地。他雇用了一位家在北京的教师,教师家中有一位老母亲,母子已四年未通音信。有一次,神父要派一个信差到北京去,考虑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让教师也写封信回家,听说信差马上要走,这位教师就从隔壁教室叫了一个学生,对他说:“过来,拿着纸,替我给我母亲写封信,别耽误时间,信差马上要走了。”胡克先生十分惊讶,就问那孩子是不是认识老师的母亲,结果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你没告诉过他,他知道写些什么呢?”老师不以为然地说:“他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学作文已有一年多了,掌握了不少文雅的辞令,你认为,他不清楚儿子该怎样给母亲写信吗?”孩子很快把信写好了,而且还封了口,老师只是签了名。这封信可以送给帝国的任何一位母亲,她们收到信时,也都会同样满心欢喜。 

  由于孝行对孩子的影响不同,就导致了两种情况。当然,两种极端的例子在哪儿都能找到。杀死父母的现象并不多见,这种人一般都是疯子,但对他的处罚与常人没什么不同。普遍百姓,终日在穷困潦倒中痛苦地呻吟,父母对子女过分苛酷,有时在所难免,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另一方面,主动代父接受死刑的事也时有发生,它有力地证明了孝心的真诚与力量。尽管做父亲的可能罪该万死。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家庭关系纽带十分松弛,对刚从这种纽带中解脱出来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孝行的确有些吸引力。尊敬长者的品质就对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特别有益。在西方,儿子长大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中国人眼里,这有点像长大了的牛犊或驴驹,因为只有动物才不受礼的约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思考一些问题,就会发现,我们还有许多社会行为需要改进,我们大多数人就像生活在玻璃房子中一样,确实应该小心谨慎,不能乱扔石子。不过,不重点强调一下孝顺的几个致命缺陷,一切讨论都将徒劳无功。 

  中国人的孝顺观念有五大缺陷,两个已经讨论过了,还有三个未讨论。第一是它对作儿女的,列举了一大堆义务,可是对父母的义务,却只字不提。在中国,提这类建议是多余的。而在世界其他各地,它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神启的智慧曾引导使徒保罗,使他以精炼的语言道出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你们作妻子的,当顺从你们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女儿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孔子道德思想中的那些世俗的智慧怎么能与这些意义深远的准则相比呢?所有的教义都不为女儿说话,全都为了儿子。在这方面,多少世纪以来,如果中国人不是色盲的话,怎么会没发现这是对人性的严重摧残呢?生为男身,就被家里奉为至宝,生为女身,则成了家中可怕的累赘,就算不一定被溺死,也一定会终生饱受歧视。 

  中国人认为,妻子是卑贱的。孔子没有说过丈夫应该对妻子如何,或妻子应该怎样对待丈夫。儒教只是要求男人应该依从父母,同时也强迫妻子这样做。妻子与父母产生矛盾时,因为妻子次要、卑贱,她就应该让步、屈服。中国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它压抑人的某些天性,但又将另一些天性训化至极端;它使整个社会成了老年人的社会,青年一代则倍受压抑,处在从属地位。钢铁般的压力禁锢了人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利有益的变革。 

  孝道中传种接代的宗旨是一系列弊病的根源。它要求,无论有没有养活孩子的条件,都必须生养。它导致了早婚与人口泛滥,使人们倍受贫困的煎熬。它也是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的根源,它永远是一个祸根。祖先崇拜真正是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民族被迫套上的最沉重的苦轭。正如那茨博士在上面的那篇论文中指出的:令人恼火的是,数亿中国人都受无数死人的支配,“活着的一代受过去无数代人的控制。”对于令人窒息的保守主义来说,祖先崇拜是最好的形式与保证。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道德上的打击,在本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中国如何能够使自己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呢?如果中国人继续把过去的死人当做真正的神灵,他们如何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孝顺完全是由恐惧和自私造成的,这二者是左右人灵魂的最有力的因素。鬼魂因为具有制造灾难的力量,故而受到崇拜。孔子有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忽略了供品,鬼魂就会发怒,接着就要报复。崇拜它们就是一种较保险的方式,这似乎就是各种崇拜死人观念的核心。活人之间,推理也同样简单。儿子孝顺老子,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尽孝,这就是养孩子的目的。“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无论是老子,还是儿子,都很清楚这一点。“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人坟前烧纸。”每一代都要偿还上一代的养育债,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因此,孝顺的品行就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传了下来。 

  对于中国人过分夸张的孝顺,有一种忧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既没有把崇拜对象具体化为上帝,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顺最完美的,最终的表现形式,它纯粹是由泛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把死人变成神,神也不过是死人而已。他们只对父母表示爱、感恩和畏惧,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无兴趣。中国人要么接受基督教,要么放弃祖先崇拜,二者不能共存。在这二者生死斗争中,适者生存。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仁”向来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首。“仁”字在汉字中由“人”和“二”两部分组成,可能是想表明,仁产生于两个人的相互交往。对文字本身的意义,我们没必要深究,因为它并不能代表生活——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不过,尽管有一些本该了解真相的人常常作出浅薄的论断,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仁慈的品质,这绝不是事实。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儒教教人温良,佛教劝人慈悲,这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何况,中国人有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他们一旦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 

  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慈善行为有设立保育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因为中国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类机构究竟有多少。戴维。希尔牧师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发现杭州城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为八千英镑。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仍然相对不足,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大闹市区人口密集,他们需要大量慈善机构。 

  中国发大水或闹饥荒时,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也不全由政府来做,民众自己也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类耗资巨大的事例并不罕见。灾荒年头,逃荒的灾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相当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让步是最明智的做法。 

  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中国人大概也这样认为。 

  在一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的人对自己做过的恶事直言不讳,引以为耻,也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事,并引以为荣,善恶的结果会在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来,并决定着他们的来世。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天性,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们总是执着地为来世考虑。在他们眼里,来世不过是现世的伸展与延续。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有时,公开善行背后利己的动机,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为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但古都的民众对这一做法的态度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官吏贴出告示:“行此无上善举,必得善报。”他们想以此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与茶馆联合起来,进行抵制,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满城居民如此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强制人获得的“善报”,对我们来说,确实罕见。 

  为穷人提供棺材;把暴露野外的人骨头收集起来并重新埋葬;烧掉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遭亵渎;买活鱼、活鸟,把它们放回大自然;还有些地方,为需要者赠送神秘的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都成了中国人行善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就退居其次了。而这些陈旧的做法又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捡鱼,撤网、捡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多了。 

  况且,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人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鸟儿或鱼儿们不能指望放回它们的人会为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对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 

  在中国,“善门难开”,关上更难。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为他治眼,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后来,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获光明。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讨饭了。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雇他看门。有时,一个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她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但是她却会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虽然只有一例,但估计并不罕见。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很少有发自内心的仁慈,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也没有。 

  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这种事只会发生一次。对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关键时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说,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可是政府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把他们打发了,要他们赶快回家,老实干活。理由不用说,谁都知道:政府的钱用完了,田里还正需要人干活。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天气转暖,瘟疫就可能爆发,人们大批地死去要比小灾难更令人注意,更易引起麻烦。 

  “腊八舍粥”也一样,是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人们以此来积德。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因为即使穷光蛋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同样或更好的饭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换上更好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它们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今年的义务他己尽了,良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是个仁慈的人。但假如遇到了坏年头,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 

  前面,我们说过对乞丐的施舍,在中国,成群的乞丐随处可见。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众所周知,城里的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他们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因为他们一无所失,也无所畏惧,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镌而不舍,就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就连一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乞丐们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加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对经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人们也同样对待。通过这些,你将认识,这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 

  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无论何种事情,好事也罢,恶事也罢,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在一些紧急关头,如大饥荒中,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也不能阻止元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及赈济款上,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当中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只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遍布非基督教世界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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