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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不动手就不能收场。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打架时将拳头从肩膀处击出的习惯，令拉丁民族十分惊奇。中国人和他们一样，从未受过拳击训练，即便学过，也是不伦不类。他们怒不可遏时，首先是抓住对手的辫子，尽力扯他的头发，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倘没有第三者加入，双方又都没有其他武器，这样的“战斗”十之八九，仅仅是一场扯辫子比赛而已。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对骂比赛。比赛声音的高低，结果除了嗓子喊破之外，没什么严重伤害。中国极少有人对交战双方火上浇油。我们只见过“战斗”发生时，很快有人挺身而出，充当和事佬——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的，他们通常有两、三个。他们将叫骂的人拉开，好言相劝。但叫骂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处在和事佬的安全保护之下，就会骂得更凶，可他心里却很谨慎，对方有人准备僵旗息鼓时，他也明智地逐渐收敛，这无疑对双方都没有坏处。中国人即使在最愤怒时，仍非常理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谁见过吵架的人转而扭住劝架的人，责怪他多管闲事呢？那可是紧要关头。中国人愤怒时，仍渴望和平——在抽象的意义上——只不过在自己的具体事情上，难以实现罢了。和事佬劝解他们，几乎总是扯走好斗的一方，后者则边撤边骂，表示对对方恶毒的蔑视。
中国人骂人，非常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并不揭露对手实际的过错，而勿宁污辱他的祖先，嘲笑他卑贱的出身。被骂的人则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严重伤害，其原因不在于是当着别人的面，甚至不在于自己被骂，而在于骂他的那些话令他太丢）“面子”了。骂人者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也不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有失身份，而是认为自己不该在那个时候、用那种话骂对方。
幸亏中国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假如他们随身带着手枪，或像从前日本的武士，佩着剑，真不知他们发起火来，会酿制多少惨剧。
中国人一旦觉得自己受了莫大委屈，会马上气得暴跳如雷，失去控制，据说有个人，请求一位有经验的老传教士为他施洗，遭到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就拿着刀子，逼迫老传教士为他举行仪式。幸好大多数初做修士的人对这种凭暴力进入天国的方式不感兴趣，可是这条原则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位乞讨的老太婆，遭到了拒绝，会躺倒在你的马车前。要是被你的车轧了，她就要谢天谢地了，因为现在她有理由要你永远赡养她，为她养老送终。笔者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老泼妇，尽管邻居们乐于帮助她，可她总不满足，经常以自杀相威胁。有一次，她终于跳进了池塘里，想淹死自己，却发现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怎么也不能一直把头没在水里，结果恼羞成怒，对全村人破口大骂。不过，她第二次跳的时候，村民们答应给她更大的帮助。
中国人有冤无处诉时，常常私了。比如婆婆过分虐待儿媳妇，法律管不着，社会习俗又认可，就要靠儿媳妇的娘家去讨公道。这时，若遭拒绝，肯定会发生一场战斗。如果没遭拒绝，但施虐者逃之夭夭，娘家的人就把她屋子里一切能打碎的东西，全部打碎，像镜子、水罐之类的。出完气之后，扬长而去。假如婆家人事先知道了风声，就会先把那些东西搬到邻居家里。据中国的一家报纸说，北京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姑娘订了婚，结婚时，却发现娶来的是个又老又丑的姑娘，而且还是个秃子。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媒人一顿，大骂那些骗于，并砸毁了新娘的所有嫁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胆量，都会这样做。“怒气爆发，总会平息，这就要看”和事佬“的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非同小可。这些重要的人物都热衷于和平，即使事不关己，也会主动出面，两边劝慰，促使双方互相谦让，协调一致。
社会纠纷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解决时，或者说当事人怒气太盛，无法发泄时，就要打官司了。在中国，打官司是件大事。极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控制，大吵大闹，最终决定将冒犯者告官，以求”法办“，在西方，这是鲁莽的做法，在中国，完全是发疯。中国有些格言，明确表明，宁死也不愿打官司。狗被别人打死，乃小事一桩，我们会笑置之。可一位中国移民的狗被打死之后，却声明要告到法院。他的朋友问他：“一条狗能值几个钱？”他说：“狗系（是）不及（值）钱，可那家伙太狠了，他要赔我全价。”西方的法庭宁愿以高价拒绝受理，可在中国，它会导致两败俱伤，并结下世仇。不过，双方通常都会找些说情的人。这种人无处不在，价值也无可估量。他们的参与使成千上万的案子在审判前就了结了。我知道一个小村子，住着上千户人家，已经几十年没人打过官司了，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地衙门中一位有地位的人物一直在制约着他们。
＊据来自北京的报告，现在的皇帝并不喜欢为他选择的妻子。太后作出的选择常常与皇帝的意愿相违背，令他很不满意据人们私下里说，宫庭中的婚礼情况与民间相似，“上行下效”嘛。
一个复杂如中国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着大量的润滑液囊，在最需要时。最需要处，往往会及时渗出一滴来，加以润滑。爱好和平的品质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分子。他们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时仍惜守不渝。所有支那民族中，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当然，其他文明，在很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最为功不可没者，当数那些和事佬。
第二十三章 株连守法
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负责”一词来概括，西方很少有一个词能像这个词那样重要，那样具有丰富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却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构成，这些通常又是一致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同姓一个姓，共享一块热土。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变动，比如明朝灭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堂兄弟几乎是最远的关系了，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什么“爷爷”。有时，一个小小的村子，竟会住着十一代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寿数越高，辈份越高。中国人年龄很小就结婚，以后甚至到晚年还娶妻纳妾，一辈了不断地生孩子，结果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如果不特别询问或仔细注意名字中表明辈份的字，实在难以分辨出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会叫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爷爷”。所有的堂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称“兄弟”，假如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坚持要搞清楚，问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经常很有意味：他们是“自家的堂兄弟”。笔者曾经这样问过，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可以称他们为自家兄弟。”
这些都是中国人社会团结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团结决定了中国富有责任心。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不单在儿子“成年”之前，而且永远负责。儿子也永远对父亲负责，俗话说：父债子还。兄长要对弟弟的一切负责，“家长”一一通常是长辈中年龄最大的男人一一要对整个家庭或家族负责。不过，这些责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风俗习惯不同无关紧要，个人是重要的。这一点，理论上很难论述清楚。在一个显赫的大家庭里，尽管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也有一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科班出身的，但“族长”却可能是个头脑糊涂的老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连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
家庭中兄长对弟弟或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最直接，也最绝对。这与我们所提倡的自由势如水火。弟弟就像个仆人，整天盼望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许他这样做。弟弟想买件棉衣，哥哥认为太贵，不给钱。笔者正在写这本书时，又接到一个报告：一个中国人，手头上有些罕见的古币，有个外国人很想买。为防止钱主不愿卖——在中国，一个人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情况常常如此——中间人就建议，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艺儿给钱主的叔叔，让他对钱主施加压力，最后迫使钱主把古币卖掉。
有这样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位从西方国家来的旅行者，途中遇到一个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旅行者感到很意外，就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泣。老人告诉他，自己刚被父亲用鞭子抽了一顿。“你的父亲在哪儿？”旅行者问他，“那儿。”老人指着前面。旅行者便顺着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又遇到了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老人，“那是你的儿子吗？”旅行者问，“是的。”“你用鞭子抽他了？”“是的。”“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对爷爷无礼。如果他再这样，我还会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换成中国，这可就不是一个滑稽故事了。
家庭成员应该彼此负责，邻里之间也应这样。不管他们是否有亲属关系，都不该例外，因为住处相邻嘛。中国人认为善良与邪恶会传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理想的邻居。而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和思想的人，对谁是他的邻居毫不在乎，在城里某个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名字。不过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其邻居也逃不脱干系，犯了类似英国法律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知道罪犯的企图，却不向政府报告。说“我不知道”，丝毫不起作用。你是他的邻居，就应该知道。
对杀死父母案子的处理，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负责观念。在“孝悌为先”一章里，我们提到过，这类罪犯一般是疯子。如不自杀，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凌迟之刑。几年前，北京《邸报》上的一份奏折中，中部某省的总督报告，他在处理一件杀死父母案时，命人推倒了罪犯邻居的房子，因为他们没有给罪犯良好的道德影响，以令其改邪归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合情合理有时，某地方有人犯了罪，除了对人进行惩罚外，还要拆毁一段城墙，或者修正一下城墙的样式，比如，将方角改成圆角，把城门换个地方，甚至干脆封死。要是一个地方老发生犯罪，据说该城就要被夷为平地，在别的地方另建新城，不过，这种事，我们还未遇到过。
村子里，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称地保，管一个或几个村子，职责也十分繁杂，不过，总的来说，是充当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媒介，地保经常会陷入麻烦中。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假如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因为没有汇报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县官。在百姓眼里，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在百姓面前，他们是老虎；在上级面前，他们又是老鼠。一个县官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务，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一个官员要处理这么多事务，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说，这都是超负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好。况且，很多县官只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捞油水，对任何公务都不感兴趣。因为公务繁多，彼此又不协调，即使县官有良心，也难免犯不少错误。一些事情处理失当，他总是难逃其咎。大部分县官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县官总被想像为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为做到这一点，每个城市或乡村中，每十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藉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它有利于确立责任区，某个保甲区内一旦出现可疑的陌生人物，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觉了。这不是靠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靠住户固定。这一制度还使良好的民风代代相传。
显然，这一措施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区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中国这样人口最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法律上的假定。有时，在一个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一大，每户门上都挂上了。这就说明县官来了，他想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人最多。不过，据我们所知，该措施只是昔日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连续走几个月，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住居，不足百分之一。
前面可能说过，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紧密联系在一起。假如每户的门牌一直都准确地标明该户的人口数目；假如每个地保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假如每个县官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上的数字汇总——对整个帝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就会非常容易，只要将这些一连中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可惜，这些都是“假如”，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门牌根本不存在。当某个地方官偶尔需要人口总数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众多地保，都不能保证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对此都毫无兴趣，因为人口调查没油水可捞。因此，对中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只能从想像中虚构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总是把人口调查与税收联系起来。在中国，它更是令人们疑神疑鬼。如果各地不能持久投入地实行保甲制度，就绝对不可能准确地统计出人口的数目。
地方官犯点小罪，可能平安无事，也可能遇到大麻烦。即便如此，只要找有势力的朋友说说情，或者明智点，花些银子，也就完事了。就算丢了乌纱帽，也会把原因归结为他的辖区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国，这现象极为普遍。
接下来有必要阐述一下官僚阶层是如何实行责任制度的。在翻译过来的北京《邸报》中，这样的例子每期都层出不穷。几年前就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值班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做罐筒盒的。后者认为那些子弹是部队多余的次品。案发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负责仓库的小官，虽然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买主因考虑是出于不知情，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士兵的连长，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但这家伙很聪明，及早悄悄地溜走了。上表奏折的刑部受命决定对该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处罚，他对此案也有责任。由此可见，每个人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谁都不能以不知情或难以防止这类犯罪为借口，逃避责任。
北京《邸报》中，每年都有上报河流泛滥的奏折，像这类事情更能说明中国人互相负责的品质。1888年夏，直隶省附近的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冲下来，一泻千里。官员们看来是闻讯就赶到了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可惜，人难胜天，他们不过像暴风雨中的蚂蚁一样，栖惶无助。尽管如此，李鸿章也不为之所动，仍请求皇帝立即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职，取消贵族身份（这是朝廷不满时最常用的手段）。直隶总督也一再上表请求将自己交付刑部，依罪处罚。同样的河水泛滥后来还发生了几次，每次都有同样的表章，皇帝也经常命令有司记录“备案”。几年前，河南省修复河堤以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工程失败了，自巡抚以下的大批官员遭到罢黜和流放。
中国人的责任感十分强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经常发布诏书，承认自己的缺点，把暴发洪水、饥荒和农民造反的责任归咎于己，并乞求上天宽恕。他要对上天负责，这和他的臣子对他负责一样，十分现实。皇帝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