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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群蜂飞出，敌人潮水般地退却了，城市被挽救了。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标志，一位拉丁教授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中国人对待骚乱也如同对待风暴一样。虽然中国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经常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可没那么简单，容易处理。
孩子到了独立闯世界的年龄，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中国的孩子不需要如此告诫，他们早已从母奶里汲取了这一经验。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庙呢？原来是和尚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两人不看井，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另一个人身上有他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也许会趁机把这个人推入井中。
另外一些相互猜疑的例子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西方国家，有自由，无压抑，而中国明显缺乏自由。在我们看来，处理一件事情，理所当然应该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可在中国完全不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无论遇到什么事，中国人考虑最多的是两种东西——钱和粮，它们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核心。中国人很难相信，一笔钱若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能够按既定的方案分配给众人。他们没有那种分配经验，只认为，钱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为他人分配食物也很困难。表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接受食物者会怀疑分配者从中克扣。此时，不满的情绪可能被完全压抑了。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没有猜疑存在。其实，只有外国人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中国人认为，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
中国旅馆的侍者有个习惯，他们总对即将离开的旅客大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款项。这可不像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称赞他的阔气，它有更实际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他侍者知道，报单的人并没有私藏小费或“酒钱”，尽管实际上他们个个盼望能够这样。
假如一件事接近完成时，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中国人就不能像西方人，一封信就可以把事情办妥。当事人要亲自到负责人家里去。如果时间太晚，负责人不在，还必须再次登门，直到见到为止。假如通过中介，谁都不敢保证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经常讨论中国人的团结。有些时候，整个家庭或家族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一个明智的外姓人。这时会格外小心，以免介入，惹火烧身。有句很妙的格言说的就是外姓人的忠言难以被接受。“我们的事情，这家伙搀和什么？一定是居心不良！”对朋友和老邻居都如此，更何况外来户和没有特殊关系的人。
“外”这个词在中国还有远近之分。外国人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国”；乡民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乡”。一个外来者，背景不明，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情况一会更糟糕。谨慎的中国人免不了会想：“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一个旅行者碰巧迷路，来到了一个村庄。假如天黑了，尤其时间太晚，他会经常发现，没人出来给他指路。笔者有一次就曾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花钱也雇不到向导，甚至听不到一句指路的话。
中国学生上课时一律扯着嗓子念，既损害他们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这是一种“传统”，如果想刨根究底，人们会告诉你，听不到读书声，老师就不知道学生是否在专心学习。学生背诵时，要背对老师，老师以这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主张要款待陌生人。和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所罗门关于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获得了新意。但中国人的谨慎已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一位中国老师受雇于外国人，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一支不清楚的歌谣，就让他再唱一遍，可是，孩子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没露面。小男孩的行为是中国这种环境中典型的产物。一个人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他的朋友四下里打听，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其实，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这样，麻烦就来了。所以，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就一定会回答：不知道。这也是最安全的办法。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中国，陌生人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到某个村子去找一位名人，最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众口一辞，都断然否定认识这么一个人，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这些谎言并不是事先串通好，编造出来的，因为村民们没有串通的时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就像北美的草原犬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是出于一种本能。
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一句简单的招呼，都可以显示出它与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乡下人会经常遇到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某某地有多远等等，似乎在确保他不是在骗人。同样，学生入“闱”时，不仅要询问他的学历。还可能要盘问他写的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用这种方法，欺骗就很容易被识破，事实上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要企图冒充当地人，因为口音会泄露他的籍贯。陌生人不仅很难获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整个村子都在猜疑。有几个中国人曾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笔者让另几个中国人去找他们，结果，一个也没找到。有时，即使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绝对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同姓的人毕竟很多。还有时，送信者苦苦寻找的村子就在眼前，却会莫名其妙地找不到，甚至连最后的一点线索也消失了。就在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中，陌生人在方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找到的那位名人，其住处实际上距他只有几十米远。
笔者认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富有的邻居。两人从前曾同是中国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员。可当人们询问起他邻居的情况时，却发现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相邻而居六十余年的老人从未接触过。“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老了，很少外出。”“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谈过去的时光呢？你们相处得不好吗？”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不，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富有，我贫穷，如果我去他家，就会惹人说闲话：他去那儿干什么？”
中国人相互猜疑有一个明显的表现：他们从内心里不愿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否则，一定会觉得不自在，还可能会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似乎在说：“别怀疑我，瞧，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我不在屋子里。”自重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没有什么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强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儿的死亡。虽然，像前面说的，女儿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自杀后，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俯首屈从，而是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拒绝和女方娘家达成一致，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面子”。
中国有句古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箴言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走路都要小心翼翼。这就是中国人生性沉默的原因，我们对此有时十分难以忍受。他们都知道，一言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懂。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表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形式。买方、卖方彼此都不信任，只有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才能促使买卖成交，他们只有通过讨价还价才能获利。而且直到付款，交易才算做成。情况更复杂时，还需要形诸文字，因为“空口无凭”，必须“立此存照”。
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部分原因在于钱庄对顾客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顾客也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应该相信钱庄。南方的假外币，各地的假银元，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性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证。他们决心做成一桩交易时，非常精明；不愿做时，表现得更精明。顾客出于猜疑，总希望天黑以后使用银子，这一点中外皆然。如果城里的商店建议等到第二天，这是明智之举，也不足为奇。
中国的银行系统似乎包罗万象，错综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知道，中国很早就使用银行票据了。但并不普遍，好像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中国的利润率很高，在24％一36％之间，甚至更高，这也是中国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现。这种暴利大部分不是钱本身的利润，而是巨大冒险的保险费，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的投资方式，他们几乎没有，这不是因为帝国资源开发不足，而是因为人们普遍彼此不信任，“人生无信不立”，根据这一点，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许多问题上，中国人仍将表现出猜疑的特点，这必定会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
几年前，有家报纸对纽约华人的情况作过详细的报道，其中有个荒谬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商业场中的猜疑。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机构大概也是大同小异。在纽约，他们有自已的市政府，有十二个中政领导。这些人把钱和中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大保险柜中，为确保绝对安全，他们不用美国银行用的那种复杂、美观的号码锁，而是用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每人只掌一把钥匙，要想打开保险柜，必须十二人全部到齐，每人开一把锁。不幸的是，一位杰出的高级中政官突然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立刻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那位市政官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代他开锁，人们相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承人，让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种病，这一迷信的观念太令他们恐惧了。直到经过特殊的选举补了空缺之后，市政府才取出钱支付丧葬费。这件小事，的确是一扇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一些主要特征一一富有组织才能、商业才能，互相猜疑，极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不乏相互猜疑的例子。宦官是亚洲典型的现象，中国古亦有之。但在目前的这个王朝，满族人采用了卓有成效的办法，使这批危险人物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来危害人民了。
满人在中国是征服者，汉人是被征服者，双方在政府中难免相互猜疑，产生龃龉。六部长官及副职由哪族人来担任必须妥善安排，这样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平衡。检察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同等作用。
对那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说得对；中国人的普通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它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实际上乃中国人的本性使然。上级害怕下级竞争，时刻提防下级；下级的宦海浮沉又随时会受上级影响，他们也在猜疑上级。而整个官僚阶层又对强大的文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存有戒备之意。中国有许多宗教团体是半政治性的，这就是后一种情况的显著表现。它们已使整个帝国变得像一团马蜂窝。地方政府禁止节欲者团体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它只不过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打翻衙门里贪婪的“虎狼”的筵宴。他们并不企图谋反，可官府一直这样认为，他们也就只能如此。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图谋反，包括三星会，这样猜疑，会使事情变得容易处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异常情况，政府立即行动，把为首的抓住，或流放，或杀掉，恐惧就可缓解一阵子了。
强烈的猜疑使中国人变得十分保守。他们不了解人口调查，政府偶尔需要，也会因猜疑而不能实行，哪怕是名义上也不行，人们总是立刻怀疑调查是别有用心。笔者邻村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猜疑真实不虚。有兄弟二人，听说政府要进行新的人口调查，便断定这是强行迁民的预兆。按常规，迁民时，兄弟二人会留一人在家看守祖坟。弟弟料想自己很可能被征走，为了逃避长途跋涉的折磨，他立刻自杀了。这样就将了政府一军。
猜疑与保守，使中国青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一直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它们也同样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中国所需要的改革也因政府的猜疑而长期遭到禁止。三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听了铸造小银币之重要性的意见时，非常坦率地说：帝国的货币，永不可改革，“如果试图改变，百姓立即会认为政府想从中牟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开矿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如果可以成功的话，它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庶的国家。地下的“泥龙”，地上的猜疑和侵吞公款的行为，使得整个行动连第一步都难以迈出。无论新事物会带来多大的益处，益处有多明显，只要引起猜疑，就别想引进。已故的内文斯博士在烟台，为了将外国水果的优良品种引进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他每前进一步，都要被迫同猜疑作斗争。缺乏善心或稍不耐烦，就可能早已取消这项计划了。不过，效益一旦得到确证，猜疑就会自然地渐渐消失。调查养蚕和种茶对帝国的海关非常实际，可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们又怎么能违背过去的经验，认为这些调查不是为了征税，而是为了促进生产或提高技术劳动的收益呢？谁听说过这种事情？即便听说了，谁又会相信呢？古老的荷兰有句谚语可以形容中国人对这类事的态度：“狐狸跳进鹅毛笔管时，却说：‘各位早晨好’。”
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与外国人间的特殊关系。中国人在强烈地不信任外国人时，还经常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最难办的事。假如一个外国人在某个他从前很少去的地方散步，中国人就会认为他在察看风水；假如他凝视一条河，他就是在测定其中是否有金子。人们认为他能够看穿地表，发现最值得攫取的东西。如果他在赈济灾荒，人们就会认为他最终是想掠走大批当地人，到外国去做苦力。出于“风水”上的考虑，外国人经常被禁止到城墙上去，他们的建筑物也必须严格控制，像帝国的边界线一样明确。中国人似乎缺乏自然一致性的观念。巴伯先生曾提起四川某山区的一句谚语：外长罂粟内藏煤。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无知的观念。帕普利教授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告诉过他同样的话，并且在不知开采速度的情况下，把它作为反对过快开采煤矿的根据。己故的政治家文祥，曾读马丁博士的《基督教的证明》一书，当有人问起他的看法时，他回答，他准备接受该书科学的部分，但宗教部分，关于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断言，则会令他难以置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完全超出了他们目前的承受能力。梵·瑞恰斯芬男爵骑马在乡间游历，在四川人看来，完全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行为，因此把他想像成一个亡命之徒。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会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后来才发现这些野蛮人原来也都挺不错。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告诫，她们一旦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外国人就会念动致命的咒语，使她们着魔。如果她们最终被引诱进去，她们千万不能踩门槛或照镜子，否则会不安全。
几年以前，从内地某省来的一位年轻学者一一该省对外国人其实一无所知一一经过笔者的努力，答应帮一位新来的外国人学汉语。他在那人家里住了几星期后，想起他的母亲需要他的照顾，就回家去了。临行前，与笔者约定，某日赶回，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回来。住在外国人家里的那段日子，这个聪明的孔门弟子，从未喝过一口茶或吃过一样东西，唯恐吃进了迷魂药。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母亲，告诉她，自己一切都很好。另一个老师就送给他个外国信封，并且还告诉他，只要用舌头舔湿就可以封口。他却急中生智，温和地请那位老师帮他封口，因为他对此不在行。
中国人拒绝接受外同人印刷的汉语书，也是由这种观念导致的。人们普遍相信，书中放了迷魂药，油墨味就是它发出来的。药是在排版印刷时就掺进去了。有时，还会听到读了外国人的书，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