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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他活得并不算长，不过五十五岁。——好几位同辈人也如此：陈师曾死时四十七岁，刘半农四十三岁，马隅卿四十二岁，钱玄同五十三岁。但就是这点年头儿，鲁迅做了许多事情，二十卷著译便是荦荦大端。然而鲁迅又是一个准备期很长的作家。成名作《狂人日记》发表时，已经三十七岁。此前除1907年到1909年热情较高，为《河南》杂志撰文，翻译《域外小说集》外，无所作为的时候很多。最有名的莫过于在北京抄古碑了，他自己也说“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思”（《（呐喊）自序》）。一个活得不很长的人，居然大段虚度光阴。后来的十八年，尤其是1925年以后，却又如此高产，大概真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了”。可以说他活的是“加速度”的一生。另一方面，鲁迅又有许多计划因其早逝而落空，无论研究还是写作；他所做的不少准备，某些方面的才华，未能实现。不能不承认，他毕竟是“未完成的”。
以上都是我编这部书时的感受，尽管“卑之无甚高论”，自忖还算切实。此外有些零碎想法，不妨略述一二。却说前几天参加一个座谈会，有翻译家质疑鲁迅的翻译，认为选目与译文都不怎么样。这自有道理，但是其间可能存在着立场与价值观的某种差异。如今的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作，假使选目不当，译文不行，则什么都不是了；然而其意义也仅限于这两方面。鲁迅当然也曾斟酌选目，推敲译文，就算均不合乎通常要求，他的译作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们也是鲁迅表现自己的方式，就像他的创作一样。此外要指出一点：鲁迅虽然得益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真正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未必都是顶尖人物。思想上如此，文学上也如此。非但鲁迅如此，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如此。外国的小作家，很可能影响了中国的大作家。
讲到选目，翻译家举出两个例子，一是阿尔志跋绥夫，一是爱罗先珂。阿尔志跋绥夫在文学史上自有地位，但是此处无须分辩；鲁迅翻译他的《工人绥惠略夫》，的确至关重要。我曾说，鲁迅创造了阿Q，如果说在他笔下有个与阿Q形成对比的形象，那就是绥惠略夫了，他们构成了鲁迅心目中“人”的两极。取其所作《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记谈话》《（阿Q正传）的成因》《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对照读之，当知绥惠略夫与阿Q之间，不仅是两种“人生”的对比，也是两种“革命党”的对比。而当鲁迅说：“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更道出一个“橘逾淮而北为枳”的事实。
至于爱罗先珂，的确说得上“名不见经传”，假若不是因为鲁迅，只怕没人再提他了。爱罗先珂两次来华，都住在八道湾周家；所著《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也由鲁迅译为中文出版。鲁迅最初读他的作品，印象是“虽略露骨，但似尚佳”（1921年8月30日致周作人）、“陈义较浅”（1921年9月3日致周作人）；晚年评价《爱罗先珂童话集》曰“浅”，《桃色的云》曰“尚可”（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可是鲁迅未必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1923年1月发生“剧评事件”，这导致几个月后爱罗先珂永远离开中国。先是他对北京大学学生的演剧有所批评，由鲁迅译出发表；魏建功出面反驳，颇有侮辱之意。鲁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所说“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是对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里“中国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难道并没有这力量，敢将唾沫吐在那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弄脏了戏剧的真艺术的老年和少年们的脸上，而自走正当的道路么”的引申发挥。不久，《晨报副刊》又因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爱情定则讨论”。参与者中，“大多数的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当有人主张截止时，鲁迅却建议继续，理由是：“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1923年6月12日致孙伏园）这里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一脉相承。借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卑劣的男子》）
当时周氏兄弟尚未失和，周作人的意见，多少可以代表鲁迅。他的《“重来”》一文，正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阿思华特一样，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致发疯，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代表旧礼教说话’，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重来’。”周氏兄弟对于青年一向未必寄予多大希望，但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失望。
“重来”虽然来源于易卜生，爱罗先珂却在周氏兄弟之前，表述过类似看法。他在北京写了几篇童话，由鲁迅译为中文。1922年12月1日发表的《时光老人》，已经说道：“……但看见青年的人们学着老年，许多回重复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的错处和罪恶，还说道我们也是人，昂然的阔步着，我对于人类的正在进步的事，就疑心起来了。不但这一件，还有一看见无论在个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间，在社会上，在政治上，重复着老人的错处和罪恶的青年，我就很忧虑，怕这幸福的人类接连的为难了几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当然，这又何尝不能看作译者鲁迅“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呢。从《时光老人》到《“重来”》，其间似有一条思想脉络。
可贵的“独家旧闻”与失真憾事并存
梁培宽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1988年首次问世，一时成为畅销书，颇为抢手，印数不少，似有些洛阳纸贵的味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有需求，一方面是此书部分内容有可贵的史料性质（即笔者所说的“独家旧闻”）。2004年此书增订再版，内容又有增加。由于先父梁漱溟为此书中“主人公”，而笔者作为“主人公”的亲属，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关注与个人视角，因而对此书新旧两版均仔细认真地阅读过。又由于对书中所述的种种，多有所了解，对先父著述又多翻阅过，因此不免习惯性地将这些与此书内容加以比照，于是生发出一些印象与感想。
从“第一印象”说起
笔者初读此书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看来这是一本以梁漱溟为传主的“口述自传”。请看，全书自开篇至结尾，一“问”一“答”，随着一个个“提问”，一个个“作答”，梁漱溟就这样地亲自“口述”了个人的家世与生平。那么将其视为一本梁漱溟的“口述自传”，谁说不宜？可是随着阅读次数增多，与细节了解的深入，遂察觉此书与“口述自传”这一印象有诸多矛盾，于是产生了一种疑惑，疑惑自己可能犯了一种“顾名思义”的错误，即将“问答录”误为“访谈录”了。
“问答录”与“访谈录”，在语言文字形式上是如此难以区分，其相似可说真能“以假乱真”。笔者一度将二者混淆不分，与此有关。而实质上二者是根本不同。“问答录”是一种文字作品。它以作者摘取素材，用问答体的形式编写而成；其中的“问”为作者的“设问”，其中的“答”是依据素材编写而成，并非二人的真实一问一答的记录。“访谈录”是一种口述作品，它是以真实的采访所得为材料；其中的“问”为访问者的“提问”，其中的“答”是被访者的口述真实记录。由此可见，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其相似只是形似而已。显而易见，《梁漱溟问答录》并非是一部口述作品，而是一部文字作品。它仅在文字形式上与“访谈录”相似而已。既然它的产生来自作者的编写，是作者撰写的一部传记作品而并非传主的本人口述作品，这又怎能称之为“口述自传”呢。
可见自己的“第一印象”是不对的。可是误以为此书为梁漱溟本人口述的真实记录，是他自己的著作，与笔者犯有同样的错误的似大有人在。2003年中国数字图书馆送来“授权作品列表”一份，将《梁漱溟问答录》作为梁漱溟本人的著作，列入其中，即是一例。
从本书作者自述其写作经过中，也透露了此书并非是一本“访谈录”；只是未从正面着重加以说明。在此书1988年版的《后记》中，作者说他是在两位中年作家的“鼓励”和“支持下”，“采用问答录形式”来写此书的。此书出版十年之后（1998年），又见作者所写的《二十年难忘写梁漱溟》（《中央盟讯》，1998年，12期），其中写到他原来计划写一本梁漱溟的“十五万字传记”，且已写出“前三章”，约“三万字”，才改变了主意，“将原稿作废”。放弃“第三人称”写法，“改为第一人称的‘问答录形式”’，用“一个个作者问，梁作答的形式，反映梁先生一生每个阶段的重要思想、言论和行动。”读了这些之后，笔者更加醒悟不应将“问答录”误当作“访谈录”了。可惜作者这些自白的话，刊于民盟内部刊物，读者多无缘见到。
错误“印象”的再纠正
“第一印象”初步纠正之后，笔者又将书中的“答”话内容，所取素材的出处一一加以查对，于是更清楚地认识到将此书当作是“访谈录”，完全是一种误认。
依笔者所见，此书采用素材之出处有四：
一是梁漱溟本人所写的自述性文字。如“谈”家世，“谈”求学经历等，摘自《我的自学小史》。如“谈”蔡元培先生，素材取自《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谈”访问延安，素材取自《我努力的是什么》。“谈”会见泰戈尔，其内容取自《道德为人生艺术》等等。
二是全国政协会议、学习会上梁漱溟的发言或谈话记录。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态、发言等，均以当年的会议记录为根据。笔者称之为可贵的“独家旧闻”的那部分内容，其素材即取于此。
三是存档的资料。如“补遗六”一文，即以1958年梁漱溟《政协整风小组会向党交心的发言》（打印件）为素材。
四是作者对梁漱溟采访所得。这是对上述三类素材的一种拾遗补缺工作，是真正的口述实录内容。如此书中谈八国联军入京后的见闻，即属此种采访所得。
由以上所述可见，此书大部分内容的素材取自已出版的梁漱溟的著述，小部分取自会议记录等，而真正的采访实录，估计不超过十分之_二。因此，作者不将此书称为“访谈录”，而名之为“问答录”，是“名实相符”的。
虚构导致失真
以问答体写作，少不了要对素材作一番文字加工。原来的书面语言，就须使之口语化。还有较为难办的是将全部内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来表达。显然，此种形式是虚构性的。作者为此作出了许多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有欠妥之处。例如：
“……十多名政协委员……居然一条意见也提不出来，是不是有失自己的身份，想到此，便顾虑顿消，举手要求发言……”（指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发言）
讨论“宪法草案”，为什么梁漱溟要发言？那是因为早在上中学时，他即热心国家的政治改造，注意学习与宪政有关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等知识，尤醉心于英国式宪政。英国为宪政政治的始祖，其宪法始于限制王权，即不允许任何个人权力凌驾于与宪法之上。这是有关宪法的基本常识。“宪草”将个人名字，如将林彪等写入其中，显然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精神。他自己对此知之十分清楚，当然“不容自味”，只能直言，如此而已。这与怕有失政协委员“身份”有何关系？又如：
“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在当时却有震惊四座的劲头……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所说“意见”，指讨论1970年“宪法草案”时所说的不赞成将个人名字写入其中，及不应缺少设国家主席一条。）
类似的“话”在此书的旧版中更多。如“我的最后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指“批林批孔”中，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作答。）又如“我这篇发言，当时使人很震动。”（此发言指毛主席搞的是人治，这种搞法已走到了尽头，今后将步入法治才是。）这种“话”，依笔者所见，是有虚有实。“实”是指到会者反应强烈，是实情。“虚”是指此话出于梁漱溟之口，是虚构。以虚构形式“强迫”梁漱溟说出他本人不会说的东西。事实上，他如实说出自己的所见时，早将个人得失毁誉置之度外，又何曾在意与会者什么“震惊”不“震惊”？
然而还有因虚构而导致的另一种失真，更令人难以理解。这就是此书作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所感，全部“勉强”梁漱溟为之“代言”，而作者本人却坚持身居幕后。此类情况不少。现仅举一例：
“这一闹腾，我也深感失言……我甚至想到进监狱……。”“不料几天后
……会上宣布……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可以不必纠缠。于是我就
这样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我同样不敢深问……军代表没有这种胆量……。那军代表之上又是谁呢？自然是周总理办公室……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对的。”
以上种种，对梁漱溟来说真是不知从何而来。难道他确因对“宪法草案”提意见感到“失言”而后悔过？事后确曾为个人安危而担忧？是否曾猜测过上级将僻出援手？……这可以用以下的话来回答：
“年来胸怀只有尽我责任一念，相信一切皆在天命中。假如有什么祸福、荣辱、得失到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我态度坚定，兄不难看出。”（《梁漱溟致王星贤》1974年6月3日）
将此信内容与上面那些作者所编写的话相对照，我不得不承认对先父梁漱溟而言，那些话从形式到内容，均属虚构。这种双重的虚构必然导致严重失真。
可能是作者感到如上这样的虚构欠妥，在此书新版中已将这些内容改用第三人称表述。写入“补遗七”之中。
“失真”存在的缘由
对于这类“失真”，察觉不难，而纠正却又非易事了。首先，由于此书作者有其两难之处：一方面，第一人称写法必须坚持，不能放弃，而另一方面又有自认为重要的素材，不忍割舍。而在《问答录》问世之前，作者所写的有关梁漱溟的文字（如《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1986年），由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写法并用，不拘泥于第一人称，即不存在这类“失真”。这就从正反两面说明了此类“失真”得以存在的一个缘由。
“失真”得以存在的另一个缘由，显然是由于审改环节的疏失，而此事先父似难辞其责；至少有一部分责任。此书作者写得很清楚：“每一章都经梁漱溟先生亲自过目审改。”（见此书新版《后记》）作者又曾写道：“1985年初，我已完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初稿15万字。我一章一章地请梁漱溟老人亲自审定。”（见《二十年难忘写梁漱溟》1998年）如此看来，送审当在1984～1985年间。全书十一章，其中十章送来当在此时（唯第七章不在其内）。此时笔者尚在工作岗位上，又住于郊外的北大宿舍，先父当年是怎样“过目”，又是如何“审改”，笔者均不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