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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众觉得他的讲话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众多关心时事的人，都在中午睡觉时，开大电视，听着他的讲解入睡，如同晚间的11点40分听着《时事开讲》的声音入睡一样。这个午间的评论节目很快获得了成功。
阮次山对自己的新形象表示与观众一样，是第一次接受。第一次上镜时，他以为只是简单的修饰，等到半小时后起身时，发现自己前额的一缕仅存的头发，已被“收割干净”。那点自己留了多年的胡子，则成为鲜明的标志。据说这个形象是“院长”与化装师一起包装的结果。
被包装的还有他的说话方式。
阮次山起初曾怕自己的说话方式影响到讲话的质量。专栏作家的经历，使阮在开讲初期，每次都会写好讲稿。但他念稿的形象并没有得到“院长”的认可。制作人员商量的结果是：“你念稿就不是自己了，你的特色就是结结巴巴的。”阮先生承认，“我的舌头是打结的，从小说广东话，到了台湾又跟着一个四川人学说英文，更是讲不好。如果R和S连在一起，舌头便转不过来。所以，有时候我讲话会比较慢，避免念不出两个不连续的音。”
此后在节目中阮次山先生是完全不念稿的。通常，他只准备大纲，然后在现场自由发挥，“写好完整的稿，反而限制了我的思路。”这位也许是世界上惟一说话不太利落的主持人，却由此幻化出一种别人找不到、学不会的独特风格：老神在在，妙语迭出。
口齿伶俐之人的优点有时也是弱点，往往口无遮拦，许多话未经大脑便吐出来，想收都收不回去。阮次山自认脑子转得比嘴巴快。
阮次山做节目讲究以最简短、最有震撼力的语言，直击要害。“有时候，观众看电视时，可能正和朋友聊天、打麻将，所以在电视上发表评论时，一定要有一两句话，或者概念，可以马上打动他。”毕竟，电视注重即时性效果，只有用即时性的语言方式，才可以吸引大家的关注。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2）
阮先生由此在自己的这个节目中形成了“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风格。他在与最初的搭档郑浩先生共同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抛出了相当多的惊人语言：比如他形容台湾阿扁当局的“姨太太心态”，美国现在实行的“布什单边主义”等语，已成了京港台普遍认同的概念。他的许多论语，甚至可以在决策层的讲话中找到引用。
2002年“4·15”国航空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代表这家航空公司出面处理。阮次山先生从
政府发布的声明中，发现了问题。他的美国经验以及近年来观察到的各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模式，使他提出了新的建议。在当天的节目中，他认为在最初的处理方式上至少出现了这样几个失误：“一是不太透明化，二是应举办记者会，公布事件处理的每一步。”他并认为，“事故发生三天后，在韩国出事地点打交道的主要人员成了中国驻韩大使馆人员，国航的两批紧急事故处理小组在抵达现场后，着重于处理事故，未能妥善处理公关事务。国航固然属于民航辖下的航空公司，但国航航班应由国航负责，不能让国家的外交人员应付记者，否则会造成国家出事的形象，此时的中国外交官只适合在幕后帮助国航处理善后等”。
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个节目。很快，政府调整了处理方式：由国航公司出面负责。现在的危机处理仍然按照这一行为原则在推进。
观众们似乎已接受了这个在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的评论方式。
这样的成功方式，使许多人忘却了当初凤凰卫视启用阮次山时所遇到的压力，并且已习惯了阮氏风格。在谈到为什么会请这位结结巴巴的主持人来凤凰的因缘时，老板刘长乐认为：“阮次山先生有游走于两岸三地间的经历，小时迁居台湾，度过了求学阶段，后来在美国住了20多年，念硕士，从事新闻工作，乃至参政，替政客进行筹款活动充当参谋。他的国际视野、洞察力和熟知欧美、大陆、台湾、香港情况的独特经历，以及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的阅历与经历，都是我们选择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设想其实包含了老板刘长乐的想象力。他希望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评论能延伸凤凰卫视的力量，并集合成批的精英。
2001年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设计这个以新闻资讯为主的频道时，他们认为，评论代表了一个台的整体立场与声音，甚至是一种超越新闻的第二种力量。最后他们决定创办的类似《时事开讲》的节目在这次启动新频道时得到了应用。这个叫做《新闻今日谈》的节目主要负责《时事开讲》后这段时间的新闻事件的评论，他们试图通过打造这个栏目，将完整自己的新闻评论在全天中的位置。
当然，这样的努力使他们开始研究时事评论在整个新闻中的位置与作用。在资讯台开播后不久，资讯台每晚8点的《凤凰环球播报》与中文台的老牌节目《时事直通车》合并，在晚上9点并机直播。新的《时事直通车》既利用了品牌的优势，又吸收了《环球播报》的优点，利用卫星电视联机或电话联机，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把世界大事一网打尽。当然，在这个节目重新设计时，“院长”王纪言则开始将评论员的观点硬性地揪到这个直播的新闻节目里。这位《时事开讲》的始作俑者，认为每天“用权威的时事评论员的观点，用三言两语把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天机点破，将会起到观众看到发生什么而又知道为什么发生的即时新闻效果”。
这个叫做《时事点评》的小环节，原先安排在节目的开头，因为评论员点评的就是当天的头条，但王纪言试验了几次后认为会拖慢整个节目的节奏，就指示将其移到中段，这样不仅没有造成事件与评论的脱节，反而强化了事件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在落实王纪言的意见时，特意叫人做了个片头，并定名《时事点评》，使这个环节有个名分，“名正则言顺”。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3）
当然，这个《时事点评》环节其实仍然是这几位评论员的功课，理论上讲每次谁当晚值班《时事开讲》，谁兼做《时事点评》。曹景行、何亮亮，包括临时请来的嘉宾，都几乎承担了这个“活儿”。
是时，阮次山刚在台湾办了英文报纸“CHINA NEWS”，并就任总编辑。老板是蒋家时代担任过新闻局长的魏景蒙，后来又是老魏的女儿主管。台湾只有两家英文报纸，除了先天市
场不够、财务不良外，都有画地自限的缺点。因此阮次山只身离开了台湾，到香港做起了自由撰稿人，还兼任一家薪水不菲的网站的顾问。
刘长乐就在此时数次诚邀这位此前在《时事开讲》做过数次节目的嘉宾，加盟凤凰卫视做时事评论节目。
曾在媒体就职多年，具备商务经历以及远大的传媒理想，使老板刘长乐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几乎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阮次山先生的结巴甚至都被他包装成为风格。这样的方式，几乎难找出第二例。
1992年，以独立作家身份采访江泽民主席谈中美关系
◎ 与邓朴方谈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的背景
◎ 采访各国政要成为其个人评论的独特管道
每个人都在使用自己的经历来向对方说话。他的判断的来源不过是多年经验的积蓄，不论是他的童年或者人脉，细心的人总可以找出他令你吃惊的依据。
阮次山的经历至少证明了他在华语电视圈中的“异类”。在两种制度与不同的国度居住过的人的见识是深刻的，这些都蕴藏在他的经历中。作为一个评论家，阮次山的经历就是他的立场。
阮先生1946年出生于广西，父亲是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吏。四岁时他随父亲离开海南到达越南，之后转赴台湾。这可能是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越南人的一个原因。越南至少在他四岁时，留给他强烈的印象。阮家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中国的多子女家庭，一般老二受到的优待较少。他与大家住在至今仍存在的眷村里，过着只能算是勉强糊口的生活。阮次山至少在那时就下决心自己养活自己。他最感得意的是在高雄中学读书时，校长定了一个制度：如果你在校外写稿得到了稿费，学校就给予相等的稿费做奖金。重赏之下，阮次山找到了养活自己的门路。他写稿的收入很快就使自己挣到了足够的学费。他成为一个优秀分子，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绝无仅有。多年以后，阮次山每每提及这种一篇稿件得双份稿费的制度仍赞不绝口。而且他也以此来自定个人身价。他的理由是，我是学者，许多名主持人，随便出席一次会议，讲一个多小时话，就可以挣几万块钱。我一篇稿子千字三千元稿费，算高吗？
他甚至发誓以此来改变这种局面。但事实上，专栏作家的身价仍然与他的期望值不一致，稿费被拖欠与打折的时候让老头儿叹息不已。
在学校的自我训练，使阮次山认为自己未来的目标只能有一个：记者。他的哥哥嫂子都是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的，阮次山也就以他们为目标。进入政大新闻系后，他在班里的专业成绩名列榜首，而他在中学就训练出来的“赚钱能力”仍然在延续。政大新闻系有两个非常优厚的奖学金，一个叫陈布雷奖学金，一个是陈博生奖学金，阮次山是这两个奖学金的得主。不过，由于长相特别，就有同学问：“你长得像日本人，名字也像日本人，是不是与日本有点关系。”阮次山生平最讨厌日本人，说他是日本人几乎就是侮辱。他怒道：“哪里，次山者，古已有之，金元之际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元好问，就名次山。”
在那里，阮次山接受了严格的西式新闻教育。之前他信守新闻是新闻的西方式信条，不能加入评论。即使现在做评论，他也会受到新闻专业的习惯影响：“太要求客观了。”
至于现在这种信守评论甚至超过信息的做法，源于一位哲学教授的“理论”。上哲学课时，教授曾告知：“任何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是客观的，就像开枪一样，两只眼瞄不准，一定要闭一只眼才行。”同样的道理：有“偏”才有“见”。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4）
这个概念对他触动很大，此后他说自己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了解和专业观点去进行判断。他这时候开始迷上了评论。他觉得评论最迷人的地方是能够提出一两个概念，或者分析一件事情，让读者了解。事实上，这就是在做一种舆论引导者（OPINION LEADER）的工作。
1974年，28岁的阮次山大学毕业。台湾媒体竞争非常残酷。同类的新闻方面的毕业生如
果没有经验，一般很难找到工作。高才生阮次山一下有三个工作在等待。他选择了两个，一个是台湾的《中央日报》，一个是台湾的广播公司。两年后，阮次山又是走了许多大学者不约而同走过的路，赴美国深造。他先拿了东亚硕士，然后又到纽约大学去念国际政治。这期间，他半工半读在纽约的《世界日报》试了试锋芒，积累了一定的办报经验。1981年，35岁的阮次山到洛杉矶创办了中文《国际日报》，任总编辑。后来他又到《中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但做一个李普曼那样的专栏作家仍是他的梦想。1987年起，他决定专任专栏作家，同时给他开专栏的报纸刊物有九个，用稿最多的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一周两篇，这样一写就是20多年。
“著名的专栏作家似乎都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书写了战后美国，约瑟夫·克拉夫记录了越战，乔治·威尔是里根时代的产物，而现在的一位叫做保罗·克鲁格的专栏作家则是小布什的忠实批评者。”深受美国式的专栏作家强烈影响的阮次山则希望用自己的笔触去探索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在国际中的格局，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这些都得到了足够多的回应。他总是在一些关键处以自己的力量引起政治家们的关注。
他的专栏作风一如他本人，直截了当，总是直指核心。文章朴素，不卖弄，一针见血，看完后就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应当如何办。有时他为了强调某种东西与方案的重要，甚至会使出如第一应如何，第二应如何的老式笔法。但读者是各取所需的势利人物，大家只关注你给予我什么，如果你不给予我文采，那你得给我主题吧，至少你要给我能看得清楚的建议与立场。阮次山的专栏拥有了相当一批素质较高的读者，并且影响到相当多的决策者或领导人的思维。
他的文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名片。从小就靠着自己打拼的阮次山最得意的手笔是靠着平民身份，以文章为通行证，与世界名人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与访谈，并以此建立了相当的人脉与政经资源。
1992年时对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个人访谈对他影响重大。他说：“我印象最深的访谈还是1992年与江泽民主席的那次访谈。那次访谈时我没有任何头衔，就是一个专栏作家。因为江主席常看我的文章，所以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而据我所知，这是江主席惟一一次接受海外专栏作家的访问。那次我和江主席谈了四个小时，谈中美关系的底线在哪里，与台湾关系的底线在哪里，这对我日后掌握分析这方面的发展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作为专栏作家的经历，让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沉静的生活与思考的进行式总是可以使你从旁观者的立场上，看得比别人更清楚。但他的评论却仍然基于在新闻系的科班训练，他需要真实的事实。同样在1992年，他接触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向他披露了邓小平在南方视察讲话的背景，以及真实的过程。
在讲话发表后，海内外解读的声音出现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传出诸多流言。阮次山对此相当关注。此后他闻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先生来美国访问。他找到机会，与邓朴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谈。在谈话中，邓朴方向他透露了邓小平这番讲话的前因后果，也说出了他对当时改革开放的一些看法。虽然邓朴方说那些纯属个人看法，但是长时间受到邓小平的熏陶，没有人会怀疑邓朴方的个人看法的重要性。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5）
这个访谈在10多年前于《联合早报》发表后，在大陆引发相当震撼。
这些采访经历使阮次山找到了进入国家政要世界的方法。一介书生阮次山不去把那些“国家领导人当成至高的领袖，而是把他们当做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来观察和访问，力图从中找到维护世界平衡的方法，也从中维护自己内心世界的平衡”。
这种历练从某种程度上使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也使他内心所追求的客观得到了基本的调和。从早期在《时事开讲》的个人解读，到后来《新闻今日谈》这个类似《时事开讲》节目的开播，阮次山觉得在凤凰卫视找到了自己的方法。他一方面希图做一个采访者，同时又试图用评论家的目光去审视世界。而他的方法，就是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人脉、价值观、甚至“眼线”说话。
当然，他的这种接近政要的能力在凤凰卫视得到了延续。忽然扑面而来的巨大的平台，使阮先生顿觉自己多年来一直试图施展的想象力，得到了放大。他自己撰写采访邀请书，给他认为重要的政要发信，要求采访。他当年的经历以及人脉为他打开了诸多方便之门。台湾方面至少有相当多的政要都成为他的座上客。凤凰甚至为他与陈鲁豫新增设了一个专门的栏目《VIP会客室》。每周邀请一位政要对话当下即时形势。这个栏目成为阮先生接触政要的一个重要管道。
这个专为他打造的节目很快就发挥了他身上蕴积的许多热情的想象力。而且，凤凰随之展开的舞台给予了他足够的空间。
中国电视第一个“结巴的老头儿评论员”
◎ 在博鳌论坛上让五国领袖枯坐40分钟的主持人
◎ 前总统拉莫斯约阮氏到菲律宾时打一场高尔夫球
凤凰的舞台有多大？
阮次山初加盟凤凰卫视的几个月，最大的感受是太累，这个电视台“用人太狠”。董嘉耀形容他常“感到自己太累，精力不足”。每个人似乎都有许多空间；这个不可预知的空间给予他相当多的力量与满足。人总是自己某项喜欢的事业理想的牺牲品。阮次山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