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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节目的资料源自报纸。
在那个只有三个人的早间节目里，他们没有什么画面，也没有记者，有的只是陈鲁豫超强的记忆与香港巨量的报纸新闻。这是凤凰卫视的第一个读报节目。当然，曾经从事过平面、广播、电视的刘长乐，似乎总能从自己的爱好中，寻找到观众新的需求。刘的习惯是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看看当地的报刊。当然，许多信息他还是希望从香港、台湾等地报刊上看到。他在北京、深圳、香港三地的办公室里，订了相当多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中文与国外多家重要英文报章。在内地要看到海外报刊需要相当的资历与级别。但即使有权享受，有些厚得如同一本书的越来越多的报刊，要读完仍是一件费力的事。
老板因此设想如果有一个专门可帮助类似自己的观众读报的节目，每天从巨量的报刊中，帮助观众挑选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一方面可以满足类似自己这样的观众的需求，也可以为更多的观众提供一个海外的窗口。
每个节目都应当有自己的气质，当他将这个设想与台长王纪言交流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锦麟。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的际遇奇特。
每个人的交际注定了周边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机会分享到他可以散发的边际效益。杨锦麟与曹景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相识注定了他与电视的结缘。曹先生任职《亚洲周刊》和中天传讯电视的时候，就对以谈论台湾问题而在两岸三地名传一时的杨锦麟十分欣赏。专栏作家们的圈子里当然也有互相欣赏的诤友。曹先生由此养成了从专栏作家中选择嘉宾的方式。杨首次参加的中天传讯的政治清谈节目《理所当言》成为他接触电视评论员节目的开始。其后他陆续参加了香港、台湾的多个电视政治评论节目。他的重要电视作品是邓小平逝世当晚和次日清晨。“我刚刚看完当日撰写的《快报》社论清样（当日的社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篇后来被《参考消息》转载的文章，曾引发相当反响），即赶到中天传讯电视，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对邓小平去世以及对大陆政局的影响进行了实时和现场的评论。”其后，《时事开讲》的开播，使杨锦麟成为了这个节目的常客。那会儿他是凤凰卫视的客人：特邀评论员。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2）
这位原来并不觉得电视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专栏作家，起初仍然不认为电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客串者的身份使他显得潇洒自如。他在2000年间台湾选举前一天晚上在台北接受董嘉耀的越海联线采访以及直播陈水扁“5·20”就职演说专题节目时做现场评论。这位前福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以对大陆与台湾政情的真实研判，预测陈水扁的得票面是33％，和实际结果只相差零点几。这个预测杨锦麟认为对自己而言，只是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但对于一位时事评论员来说，他的预测的准确度就是他评论的水准。
当然，在评论节目中七情上面、性情中人的杨先生，似乎注定与凤凰卫视结缘的过程曲折跌宕。电视给他带来出人意料的影响力。他在某次去韶关的火车上，被许多人认出，一车厢的人都在讲，有一位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在车上。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直到他2000年间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刚上船，就有一个小青年直冲着他奔过来，说：你就是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吧。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使他开始感叹，自己写了一辈子专栏，认识他的人没有几个，但只上过几次电视，就成为众人瞩目的人物。连在东南亚，甚至中东国家的迪拜都有人认出他来。视觉的冲击力让他开始思考，对于电视的见解也在发生变化。
这种痛快与影响力使他喜欢上电视，并珍惜每次在电视中侃侃而谈、抒发书生情感的时机，但他却数次与凤凰卫视擦肩而过。个中原因杨先生至今不明，或许是缘分未到的缘故吧。杨锦麟在很久之后的一次私下场合中，淡淡地做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早在曹先生参与策划构思《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曾设想过杨、窦、曹三人行的方案，但试镜之后，他自觉三个人要“斗”起来不太容易。从此之后也就没有了下文。杨先生说他不好去问，只是觉得凤凰卫视做事应该有自己的规矩吧。杨先生后来投奔《香港商报》做主笔，写社论。这些命运近似的专栏作家们，总在不断地与电视的偶尔相遇中，像个被不断挑选的人。当然，董嘉耀仍不断邀请他做《时事开讲》嘉宾。杨笑称当初参与节目，每次只能拿到500元车马费，扣除真正的“车马费”之后，所剩无几，但朋友之间相互帮忙无所谓。另外一位客串嘉宾、《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也觉得“车马费”少了些。董嘉耀和曹景行经过无数次力争，台长王纪言先生发话，最后终于让自己嘉宾们的“车马费”涨到了每次千元，这个价钱至今未曾改动。
机会其实是自己的一种创造。杨锦麟似乎天生就适合电视。他每次应邀参与《时事开讲》，总有一种表情会在电视屏幕上获得最完美的表达。在《时事开讲》这个20分钟的节目里，激昂的杨锦麟是几位评论员中比较“有表情”的人。他经常是七情上面，充分表现新闻人的真性情，他会拍着桌子骂娘，会严肃、会激昂，会一针见血，会大骂贪官，甚至批评当局……语言生动，俚语、幽默、形象化的词，脱口而出，且喜怒于色。曾经喜欢在高兴时喝上两杯的杨锦麟更认为在《时事开讲》时，如果可以“抿上一小口”可能效果会更好。
只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他惟一秉持的仍是“客观、持平”的评论态度。
这位与曹景行、何亮亮生平相似，甚至在许多方面生活雷同的先生，带着那代人特有的质朴与豪气。出生在福建厦门的杨锦麟，在同一个年代里，和曹先生们在不同的地方上山下乡。他的命运是当过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插秧、犁田、烧瓦挑砖、放牛养羊……他由此认为也许人一生都在为一件事做准备，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其实你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你经历的一个总结。短暂的乡村代课教师经历锻炼了他的口若悬河、声若洪钟。
其实许多事情可能都会有出处，多年后，回头再看，读报对杨锦麟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下乡的年代，杨锦麟就曾经读过报。1969年，不到16岁的杨锦麟下乡务农，在田间地头给农民读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读完之后可以算工分，还能和生产队长一起抽口烟，休息一下。那时候每天出工要干十几个小时，杨锦麟一天的收入是四角钱。一年出工最高是320天，扣掉口粮，还能分红分到36块钱。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3）
当然，这位命运起伏的书生，最熟悉的却还是厦门这个美丽滨海城市老城区的下水道。他从乡下回到厦门后，曾经在老城的下水道，清过整整半年的污泥。那之后，他依靠自学，终于走进了厦门大学。如果不是当年的历史得了全市第一名，选择的专业可能是他一向钟爱的中文系。杨锦麟至今并不遗憾自己当年的选择，因为选择了历史，也就为他研究台湾问题奠定了必需的入门基础。
从厦门大学毕业后，杨锦麟留校任职，其后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逐渐成为一名专研台湾事务的学者。在这个研究所，他试图以言报国。他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老师的鼓励之下，首先提出设立《台湾学》的构想，但毕竟人微言轻，响应者寥寥；书生报国，往往还需要足够的份量。直到今天，他仍为自己当年的设想没有得到完成而抱憾。在这里，他以研究者的心态研究了台湾与大陆关系互动的历史沿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学术成就，就是写了一本关于台湾反对运动的领军人士李万居的《李万居评传》。
评论员们的人生阅历，总令人觉得似乎或者笃定有某种命运的整体安排。曹先生、何先生是因为家人的缘故进入香港，杨锦麟则因为一个“历史的偶然”。1998年，年近不惑的他来到了香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这几位后来成为同事的评论员先后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们的命运也十分相似，到香港媒体谋职，最后以写专栏谋生。杨锦麟曾有过一个小时写九篇稿件出手成章的纪录。这种“爬格子”谋生的命运对他来说，既充满刺激也充满艰难。
他在香港先后历经记者、编辑、投资顾问、报社主笔、杂志主编等工作，跳槽时间居多，这正是香港人必备的命运挑战选项。最持久的一个则是10年在香港较重要的政经报刊《信报》主笔专栏《台湾透视》，笔名陈子帛。他认为这个专栏改变了自己的评论态度。这家报纸评论版编辑文灼非先生很热心，《信报》老板林行止夫妇的宽容使他感恩，这个专栏使得他对两岸三地政治时事评论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和认识。他认为：“《信报》提供了一个平台，有时候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同意你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他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也在这时候形成风格，他喜欢选择重大的敏感的题目，这些新闻评论的观点和切入，一般也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但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刻意去取悦当局，即使尖锐的批评意见，也从来不是无的放矢，那是发自于内心的真诚。这个专栏至少使他的评论寻找到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书生言责。客观、公允、持平，也是两岸三地多数政论界人士对杨锦麟所撰写政论文章的评价。
当然，没有人在香港可以用10年的时间，一直用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撰写台湾问题。《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认为：“杨锦麟论述两岸关系的文章，跳出北京与台北的官方立场，从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冲破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又兼顾历史的影响与权力竞逐的现实，提供给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刺激两岸决策者开拓新的思路。”
这个专栏提供给他系统观察研究和梳理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互动的机会。台湾中正大学政治与行政学教授李南雄先生称，这个专栏从“两岸开始民间互访以来，着眼于这段和平统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与凸显的问题，将焦点放在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着墨最多的无非是中美关系调整期间两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自1993年‘汪辜会谈’到1995年、1996年‘四评六弹’的紧张对峙，并以此为背景，分析两岸关系走向缓和的脉络，锦麟君期待及预期两岸关系的改善，多少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味”。
杨锦麟的政治评论文章，绝大部分是以香港可以接触到的资料、传媒与观点为范围，亦是在香港发表，因此，较大反映了香港的视角，可谓是“香港制造”。“这些言论与分析通常是在某一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写成，自然是最接近具体情境，往往新鲜热辣，不在话下。他的中国政治的体验，对于台湾问题的了解，两岸的实地调查访谈，加之他对于台湾历史的研究造诣，更使这些言论直截了当和敏锐，文如其人。”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4）
杨锦麟作为专栏作家的影响可以由以下坊间传说来表明。他的文章在两岸关系最紧张时期，两岸方面都很重视。台湾方面每逢周五报纸出版后，会有专人立即从香港复印传真至台北。而大陆的有关方面也将杨锦麟的专栏文章作为一个了解外界对台湾情势反应的重要参考。其后，杨锦麟以《迈向两岸谈判》为名，将10年间的专栏，从上百万字中选出30多万字结集出版。该书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历史细节与现时观点的完整资料集。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杨锦麟与凤凰卫视的机缘似乎再现。新开张的凤凰卫视资讯台筹划创办一个京港台《三剑客》的栏目。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出面邀请他，打算由他与北京的陈小川、台北的石齐平先生共同主持。当时台里给了他800元置装费。由于节目要求主持人必须身着唐装，而唐装似乎还比较适合杨锦麟的气质和本色。老杨当下就兴冲冲地请人一口气订做了五套。
唐装做好后，《三剑客》节目持续做了不到四集，在杨锦麟前往台北返回香港之后，却再没有接到让他继续主持节目的通知。杨锦麟心里纳闷，却不知道其中缘由。好在《时事开讲》仍不时请他“客串”，五套唐装却再也无用武之地。而这种忙得顾不上打招呼的做法，让他感觉有些窝火，着唐装在香港街上行走，即使在今天，也不是很合时宜；挂在家里，还占了很大一块地方。老杨决定采取“废物再利用”的方式，干脆每次到凤凰卫视”客串“节目，都着唐装上镜。没想到，这样一穿，竟阴差阳错地穿出了自己的风格。
杨先生很热爱凤凰卫视这个来之不易的言论平台。他认为《时事开讲》利用境外与内地的信息差、观念差，传布观点与信息，对大陆观众有启蒙开眼界的作用。刚开始他觉得挺容易，但时间长了，他发现这样开讲有点“散”。遂采取了每次都写出一个完整的提纲，写满重要的论点与信息细节才放心。他自称每次与董嘉耀定下题目后，会用近五个小时精心准备资料。
杨先生惟一不用准备的就是自己的情绪与表情。
他的言论尖锐，比较出位，有一种“爱之深而恨之切”的急迫。对于一个认为要说出真相与个人见解力的人来说，杨先生讲自己非常希望每次能平和下来，但话题一开，就收不住了。某次他谈陈水扁讲“一边一国”的东西时，拍起了桌子，厉声质问：“陈水扁想干什么？”
在谈到大陆学者王铭铭抄袭事件、大陆已是骂声一片时，杨先生竟然提出“要允许别人有犯错误的机会”，要求大家放王先生一马。
评论员被认为是“公器”，表达个人情感往往是“越界与极端行为”而被排斥。可杨锦麟掺杂个人情感的“越轨”行为，却受到多数观众的欢迎。一位观众来信说：“中国的足球队输给了韩国，转播的评论员却平静地报告结局，然后迅速地说再见。这样一场令人生气的球赛，更多的球迷希望听到痛快解恨的说法，甚至骂声。虽然这个足球评论员的方式很公正，但总让人郁闷，不爽。而杨先生的评论让人看了觉得就是一个字——‘爽’。”
许多观众就是为了“爽”而追看杨锦麟的节目。他的代表作是在2002年9月24日，在节目中痛驳菲律宾司法部长侮辱中国驻菲大使事件的观点鲜明、一针见血的评论。在当晚收到的近千封电子邮件就可以说明这件事在观众心中的反馈。观众来信称他是一条汉子，慷慨陈词，令人大感畅快淋漓。第二天，新浪等网站的BBS上贴满了观众对此事的看法。
也有人不喜欢杨先生的个性张扬与直截了当。一位观众认为他“个人情绪过于激烈，简直像在吵架，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在发表演说……”这批评的也许是杨先生的优势，至少与另几位评论员相比，杨先生的风格已经呼之欲出，甚至让人找到了喜欢他的依据。
董嘉耀曾透露，有一次他与杨先生定下讲内地官员腐败的题目，之前讨论时已准备列举一些事例与民间调侃。但正式开始录制时，转身看见兴致勃勃急欲挥洒的杨先生时，忍不住失笑，被迫重来了几次，那也是开讲极少有的NG。董面对近在咫尺表现激动的杨锦麟，都要尽量保持情绪平稳，因为毕竟是在准直播状态下录制。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5）
有一阵子，凤凰卫视严控节目经费，杨锦麟做评论员的机会少了些，董嘉耀与曹景行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竟被现场“质问”，杨先生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没有露面，是否遭到封杀？董嘉耀返港后第一时间找到杨先生，转达了观众的意见，同时请他有空就常来这个节目做嘉宾，以免观众一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