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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说做这个节目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情绪宣泄的快感，是对自己的一个增值：“我没想到我还能这么值钱，但是这个值钱是作为凤凰的一分子才能展现出来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我们也不是什么华佗、扁鹊，我们充其量是拔火罐的，告诉你哪儿疼、哪里有淤血，告诉你要注意而已。”当然，这个节目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担负着“审看”节目的监制，神经也会高度紧张，有时候也不得不提醒他稍微收一下。但意气所至，杨先生仍然会有大量的新鲜补白，将他认为精彩的内容，有选择地补白几句，而这无意无奈之举，竟成新的形式。有时候补白式的话，甚至更耐人寻味。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9）
只把自己的影响力当成“拔火罐”的杨先生，仍然遵循着职业的知识分子原则。“我们当然会尊重公司的立场，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商业电视台，她有自己设定的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但是我想还是要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良心，本着对国家民族进步的渴望和善意这么一个出发点。我想我们整个编排的考虑基本上是依照我这样的原则，而同时又兼顾公司本身的准则。我们不会像一些不怀好意的媒体做一些谩骂，而且我们是读别人的报纸，不管别人是怎么来评论和攻击，我们只做一些客观的评述。因为我在外面写东西，不管是两岸三地的
朋友，还是有关政府和当局给我的评价是客观持平，敢讲敢提意见，我想这就足矣。三餐有温饱，有一个地方说话，现在有一个电视台让我发挥，我非常感激。”
在电视上至性至情的杨先生，在生活中更是一个把自己的个性发挥到极致的人。他敢爱敢恨，三杯下肚，经纶文章，信口开河，滔滔不绝。此时下笔著文，更是倚马可待。在有次与凤凰卫视另一当家花旦佳佳聊天时，杨先生坦言自己“我是这样的一种人，是性子很急的人，宁死不屈的人。看不惯我就会说，就会得罪人，所以就伤了很多人。不要紧，这是一种善意。我写东西写惯了，有一些人不高兴，这不要紧，因为他不了解你，一个真性情的人要耐得住一些误解，但是只要大家了解了，他就会觉得你可爱。”事实上，“杀伤力”很大的杨先生，被公司里多数的同事觉得其属于“可爱”型的男人。
这位可爱的男人，有时很“诧异阮先生和他太太不吵架。我搞得很痛苦。我和太太平时常拌嘴，我们就这样吵吵闹闹20多年，但现在是不离不散。太太很辛苦，我5点起床她也被吵醒，她要送我出门，她才能再稍稍睡一点时间。所以这个节目好像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整个凤凰的团队，包括家里人。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感恩的心。”
刚烈如火的杨先生，一谈起女儿来，却是满腔柔情。他的女儿现在美国读书，杨先生曾亲自送去陪读数天。女儿是父亲的“老师”，时常批评他“这个单词怎么念得那么烂。我说没有办法，在中学时候英文老师是有口音的，我大学的英文老师又是从德文转行的，我相信口音不准可能也有先天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不好。我自己蹩脚的英文在东南亚畅通无阻，东南亚各族同胞对我非常喜爱，因为我听得懂。”
杨先生有时与曹景行开玩笑：“咱这把年纪转行干电视，是‘再就业’工程。”杨认为，阮次山、曹景行、何亮亮，包括现在的马立诚、石齐平诸位，都是报界出身，都当过主笔，都是写政治评论的，对某些领域都有自己的观察心得。“凤凰用人一个很绝的方法，就是用一些有长期积淀的人才。一般电视台都是用一些靓女辣妹，我们却是一些老头子，都是别人培训过的，都自成一格。让我们这些老头子来发挥余热余光，我们也喜欢这种新鲜的挑战，能把我们的感受、看法跟观众分享。”
一直戏称自己是凤凰“再就业”工程的受益者的杨先生，信奉“做人做事要尽本分，在凤凰他只是在尽自己书生言责的本分。” 开播近一年的《有报天天读》现在的收视率在凤凰卫视固定在前三位。这个曾经移到凤凰资讯台数月的节目，在观众的强烈呼吁下，又回到了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老时间段。恢复在中文台播出后的这个读报节目，显然并不止在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另外一个可以证明这个节目含金量的是，精明的广告商们为这个节目开出的一个天价。2004年，广告商们为这个开播仅一年的节目，标价5000多万元，开创了凤凰卫视新节目开播一年即创下高额广告的首个第一。
而《有报天天读》这个新栏目，也被国内以评选电视新锐榜著称的《新周刊》评为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电视节目”。这家刊物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浓缩报道，探知社会当天的最新动向。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深度掌握全球信息及社会的脉搏，实在谈何容易！栏目重点解读全球重要的报纸和杂志，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的头条新闻及主要社论，介绍和评论其中的观点、角度，世界舆论及思维潮流尽在你的掌中。”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10）
这个节目的掌门人杨先生则被提名为“知道分子”。给杨氏颁奖的嘉宾余秋雨先生笑称自己是“听杨锦麟读报的人”。
第十章：传媒特区（1）
“以上言论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无关”
◎ 让《时事开讲》“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平庸之语，再一个就是“吓人之语”
法国人布尔迪厄在他著名的《关于电视》一书中所谈及的“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
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的确存在”。
似乎为印证这个判断，《时事开讲》由于所讲话题事涉敏感的政治，甚至一度被媒体作为凤凰卫视的社论来加以说明。当然，这样的高调定位，使《时事开讲》的立场成为大众关注的要点。他们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重要的消息与立场的来源。在多年来习惯了一种旧有的解读方式后，这个节目所持的个性化分析与源源不绝的海外媒体的观点，正在被许多观众从心理上给予相当多的期待。
一部分比较偏激的观众正在以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方式，要求这个节目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代言人。披露更多的事实，满足弱势群体批评政府以及内地缺陷的某种“质疑与不满”，把部分人期待的不满发泄出来。这种收视期待使他们的收看带着明显的个人化倾向。只要你倾向政府，就会成为被他们“批评的理由”。
凤凰网的一个专门为《时事开讲》开设的信箱里的来信，主要分三类：赞扬这个节目并就某一事件、话题发表意见；再有就是提出问题或提供评论线索；但质询甚至批评评论员的观点占了多数。一位观众来信批责阮次山先生的评论有三个特点：美国事B、台湾SB、大陆NB的三段式主义。一部分来信则批评曹先生紧跟大陆舆论，不能真实地披露事实。至于何亮亮先生被指责最多的就是“太爱国，左的主义”等等。这样的指责正在越来越多。他们似乎需要痛快淋漓的批评而不是建设性的意见。内地观众对于评论的需求独特，但更具杀伤性。他们似乎认为一味地否定、批评政府就代表着一家媒体的公正。《时事开讲》正在这样的思维里接受评判。
《时事开讲》因此显得处境微妙。
海外媒体认为凤凰卫视传言中的背景注定了这个节目的政治取向与立场。内地的来信则批评评论员们太正统。来自台湾方面的批评则认为他们代表大陆的立场来解读两岸问题，在国际新闻的评价上，华人的立场更是显得分外瞩目。
评论员们在过去几年中，在北京清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海华东师大等学校进行的演讲中，屡被问及《时事开讲》是否什么都敢讲、什么都可以讲以及新闻自由这样的问题。
曹景行在回答武汉同学的提问时，解释：“高层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选题，自己安排内容，形式也很自由，一开始我们只有个提纲：第一，要讲什么；第二，观众需要什么，这个话题对观众有什么重要性。节目制作很简单，就是嘉宾、主持人的镜头切来换去。节目录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后期修改，半小时后就播出，算是准直播，但是我们很注重播出后各方面的反馈。”
至于新闻自由，评论员们则认为他们倾向“最符合实际的、自己想说的话，能比较客观地看待某件事，不误导观众。但是新闻没有百分之百的自由，要考虑各地的游戏规则。但最基本的是不能讲谎话，不能扭曲事实”。
其实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社会公器所持的立场与政治倾向，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时事开讲》的原因。这个节目甚至会被擅长联想的观众当成某些政治动向的风球，也会被他们看做某种政治以及国际间事务的“参考消息”。《时事开讲》不回避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价值观。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发表意见时，没有立场与坐标。何况在备受传言纷扰的凤凰卫视，这个节目更是被当成一种重要的评价指标。因为“任何评论都有其立场”，而凤凰卫视解读时事新闻的立场则一次次被“曲解”，更多的是对于其身份认识的不同。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自然发出中国政府与执政党的声音。凤凰卫视则是一家商业化极强的香港电视台。它的组建与上市、甚至包括信息高度自由化的香港传媒环境，决定了它的出身。
第十章：传媒特区（2）
细心的观众其实从一开始就在凤凰的言论节目的片尾看到“以上言论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无关”的标注。很多内地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事实上这却符合香港传媒的法规。这些嘉宾的谈论不过是“一家之言”，尽管这些一家之言注定与这家媒体相关。
作为商业机构的凤凰卫视既不是“一党所有的宣传机器，也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工具，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化极强的社会公器”，但其定位如何，自然决定了这家媒体的政治
取向、利益诉求和价值观。
凤凰卫视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机构，是老板刘长乐的雄心与理想决定了这家电视台的走向。他起初的理想似乎试图“与英语世界对抗”，在强势的英语媒体中，寻找到华语媒体的位置，发出华人的声音。经过五年的进化，现在的目标成为了“拉近全球华人距离”。事实上，这家电视台希图代表的不过是发出华人的声音。这是凤凰卫视基本的价值观。他们的梦想是全球华人利益与价值观的寻求与表达者。
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前总理朱基在记者招待会上点名吴小莉后，老板刘长乐冷静地要求将这个新闻只作为一个新任大国总理更加开明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示了他们并不将此作为一个炒作热点进行宣传的处理方式。至少，在其后多次甚至包括著名的战地玫瑰闾丘露薇被胡锦涛慰问与关切的镜头的处理，刘都表现出“慎用公器”的胸怀与气度。
这样的处理方式，至少已赢得人们的尊重。
《时事开讲》其实不过是这样一个声音中的真实载体。在这样的立场下，他们的任何处理方式都是“主流意见而不是偏见”。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曹景行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时事开讲》方式的权利。其实收看与监督的权利就在每个手握遥控器的观众手里。你觉得我讲的你不爱听，不是你所要的那种评论，你可以转台，因为这是你的自由。如何讲，是我的自由，也是我的价值观与判断标准。这么多年下来，一部分观众离开了，另外一部分观众又加入了进来。这证明《时事开讲》的立场与价值观是经得住考验的。就以这个午夜的时间段来说，看这个节目至少是一种很累的事情，但仍然不断有观众加入支持，就说明了这一点。”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这位也在平时主持另一档更平民化的《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认为，让《时事开讲》“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平庸之语，再一个就是“吓人之语”。
这个“吓人之语”的底线其实只有一点，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凤凰卫视的生存。曹景行在解读这个说法的时候说：“我们所受到的压力更多地来自观众，相反，却从来不是政府。”但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观众收视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个真实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像科学，也不是某个可以看清楚的规则，它是一门艺术。
这门艺术的奇妙之处在于，凤凰卫视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告诉你哪些东西可以讲，哪些东西不可以讲。底线成为每个人心中掌握所讲话题的一个基本尺度。他们在讲到某个话题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与技巧是如何在保证生存的底线以上寻找最大的空间。董嘉耀在接受凤凰网站访问时，披露：“最根本的问题是生存，只有生存才有发展。比如说我们对一些敏感问题是不回避的，我们最近频繁地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及整个政治和经济走向的问题。台湾“大选”的时候，可能内地出于立场与各方面的考量，会要求内地媒体保持一个声音，但我们是全程报道的，甚至会把台湾民进党的人请到节目里开讲。”
政治空间其实是开拓与实验出来的。许多不可能在别的节目里呈现的东西，最后通过《时事开讲》都变成了至少内地可以接受的一个形式，并且习惯了他们的表达。董嘉耀把这归结为评论员们所掌握的“技巧”。
他在接受某媒体的访问时，坦承：“有政治方面的空间与操作方面的技巧。这个技巧主要是靠你不停地在操作当中自己慢慢地总结出来的。像凤凰卫视新闻做了六年、《时事开讲》的新闻评论操作了四年，我们不断地尝试与突破。这是一种经验的积累，这种经验最后形成了一种文化和艺术，成为每个凤凰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基本经验。这种经验当然是评论员们自己的基本功。
第十章：传媒特区（3）
“这种技巧不是一个精确的评价标准，说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这都不是白纸黑字可以表达的，是经过多年的运作之后掌握的一个度。我们清楚在‘自我设限’与当地法规中间的位置。而且我们清楚这个最大的限度可以发挥到多大程度，让内地的观众觉得凤凰仍然是一个独立客观、同时可以发表民间声音的一个独立电视台。”
当然，老板刘长乐也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的专访时，谈及处理大陆新闻的难度，认
为：“受制于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而能否突破困境，关键在于是否能在‘有限的空间，发挥无限的创造力’。新闻尺度的判断，要靠经验累积。”
当然，除了敏感的两岸问题外，如何评论大陆问题，也成了考验这把尺子的一个重要衡器。其后内地观众看到了不同于他们习惯的解读方式。他们的海外方式至少使大陆观众大开眼界。出彩与让大家难忘的几次重要的人大及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现场采访时的解读，代表了海外对于国内事件的独立角度。他们使用海外媒体从中共发表的公报以及新华社的消息中寻找新闻的方式，告诉内地观众新的理解。著名的“富人入党”等问题的提出，就是曹景行收看北京中央电视台直播江泽民“七一”讲话时注意到的。他提醒当晚担任《时事直通车》主播的董嘉耀，把有关内容作为当晚新闻的要点播出，第二天，他们又在《时事开讲》中，专门讲述这件事的深层含义。
何亮亮也是这样的一个分析能手。对大陆背景的了解以及对于内地事件的深入研究，使他们看同样一件事的时候，更能指出其内在的不同。有关内地的话题，敏感甚至引起反响的包括：孙志刚案与司法监督，中国的腐败问题为何严重，中国教育制度的落后，“三农问题”的严峻等。
对于时事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被观众诟病的某一部分解读立场，正在组成《时事开讲》独特的风格。它的商业化考量以及对于生存最大限度的关注，使这个节目正在成为某种商业化利益下的最有力的一个案例。至少他们在努力进行着一个用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商业化成功的重要实验。
《时事开讲》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没有人审稿
◎ 凤凰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