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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孙大使在《时事开讲》中，提醒中国人到阿富汗去寻找商机做生意。他的呼吁至少成为一个新的商机。据称相当数量的人赶到阿富汗，试图在这块战后的土地上收获财富。他们的理由大多是，孙大使在凤凰卫视上说“阿富汗欢迎中国商人，那里的中国货短缺，中国商人很受欢迎，而且中国人在那里很安全”。
适当地引用官员的说法并使他们的权威性得到传扬，这种做法很快成为这个节目的优势。老板刘长乐与“院长”很赞赏他们的做法，甚至动用自己的人脉，去帮助他们“拉客”。
至少有十几位内地、香港以及台湾方面的官员，在老板刘长乐的邀请下，来到《时事开讲》做客。许多省份的省长到香港招商，甚至主动要求上这个节目，以便在这个节目里谈论他们省的发展规划。《时事开讲》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官员信任。因为在这个节目里，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话语会遭到误读。
在阿富汗战争以及对伊战争爆发前后，《时事开讲》均播放了由赵一力女士在美国采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专访节目。鲍威尔认为凤凰卫视的影响力至少可以使他客观地表达真实的美国式想法，以及他所想要披露给中国民众的真实信息。
《时事开讲》的努力意想不到地得到了各方的首肯与承认。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1）
刘长乐打造凤凰明星的“三名”战略
◎ 以名记者、名主持、名评论员为内容的“三名”战略正在使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成为凤凰卫视评论的活商标
20世纪50年代初，当CBS的新闻主管向著名的战地记者克朗凯特提出让他为自己找个经纪
人时，一直当自己是新闻记者的老克还有点莫名其妙。但20年后，却已经有政客向他郑重提出，要他竞选美国总统。因为这位CBS的老牌新闻主持人连续数年被评为“对美国最有影响的十大人物”之首。他影响了越战的进程，也改写了美国其后的某一部分历史。
与他一起在美国的历史上仍然产生影响的还有三位著名的老人。60多岁的布罗考、70多岁的丹拉瑟和彼特·詹宁斯。他们都是美国电视史上最重要的人，他们的名字代表了主流新闻的成熟与美国人寻找正确新闻的依据。他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了20多年，并且有可能还将待下去。
这三位老人都是美国式商业路线的“产品”。美国化的电视体制从一开始就在商业化的路线上把其他国家那种只把主持人作为传声筒的做法，抛开了很远。它的明星制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媒体的版图，新闻节目也不能例外。美国电视人发现，要想让新闻节目长久地抓住观众，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主播包装成明星。美国人甚至把主播称为anchor （团队的核心和引导者），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直接叫做announcer（播音员）。用主播的名字为节目命名（如汤姆·布罗考的NBC晚间新闻），用近景甚至特写镜头让主播与观众接近，表现主播的个性化语言甚至个性化观点，特别是让主播在节目现场，表现得如同是他一个人在现场机智沉着地控制着全局。这些招数正在成为经典的美国式制造新闻明星的传播器中的一环。
曾在美国游历多年的刘长乐在凤凰卫视创办之初，就开始引进了美国式的明星制造机制。对于主持人包括整个电视台的包装，都是这个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华语电视媒体中首家可以感受到的明星制带来巨大轰动的样板。凤凰卫视起初的宣传包装部门属于默多克集团的STTV。其非常出色的台前幕后人员，功不可没。这些拥有西方电视包装经验的人物，熟练地用他们认为适用的方式，包装着每个踏进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
老板刘长乐认为，这对于一开始就大手笔投资大型节目来吸引观众的策略，利用明星争取信任的手法显然高明得多。早期，观众一看到吴小莉，马上就会想到凤凰卫视，很多观众因为认识吴小莉，进而认识凤凰。在早期所写的一本名为《足音》的书里，吴小莉证实凤凰的这种明星策略，使她的声名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大陆铺排，并进而改变了她的一生。
经过三年的运作，凤凰卫视已拥有了全新的、成熟的推广明星的做法，几乎所有的主持人到了凤凰，都会在这个机制里得到全面的包装与推广。当然，最初得到包装的大多是娱乐方面的主持人。许戈辉、陈鲁豫和窦文涛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有趣的转变，并得以成功。当然，还有更多的主持人，如董嘉耀、梁冬等人。他们的这个转变往往是以一些记者略显做作的问题来体现：“为什么你在大陆默默无名，到了香港，却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成功了？”
这很像是个秘密。
掌握这个秘密的人是老板刘长乐。他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现了这些人的潜质，重要的是给予了他们相应的阵地，以及完美的个性化的推介。凤凰卫视专门设有公关部，负责在平面媒体上大量推介他们的形象，而在电视上，个性化的宣传也在滚动播出，这种铺天盖地没有缝隙的宣传，在国内显得新鲜，有巨大的吸引力。人们在收看不到凤凰的时候，却在平面媒体上看到了大量的这家电视台的主持人以及凤凰卫视本身的推介。距离感以及对于香港电视的神秘，使凤凰卫视以及它的主持们成为了一群值得崇拜的明星。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2）
至今，老板刘长乐仍然认为，凤凰最核心的竞争力仍在于人才。人才的价值在他的眼里，不亚于上亿元的投资。
明星制的战略至少使老板刘长乐坚定了这个方法的必要性。而他更于《时事开讲》开播之前，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一个“三名战略”。“六年来，我们努力打造出一批有特色的名主持人、名评论员、名记者。”刘长乐认为，电视媒体讲求的是视觉效果，如何令观众过目不
忘，惟有一张大家都喜欢的脸孔，要塑造活商标。
当然，在凤凰卫视整体受到拷贝的时候，刘长乐五年前提出的这个战略，也在被某些电视台全盘照抄。但老板刘长乐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名词可以拷贝，但细节与思想，甚至传奇，肯定无法复制。
这个战略至少在多数的时候被发挥到了极致。在一个频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一个知名度极高的主持人就是收视的保证。在这个台，有时候提到一个节目就会与一个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早期的《小莉看时事》就是以吴小莉为品牌的一个节目，而《鲁豫有约》干脆就是陈鲁豫的节目。至于提到《锵锵三人行》，大家马上就会想到窦文涛，提及《时事开讲》，大家必然想到董嘉耀、曹景行。
这样的方式很快就使每个节目打上了个性的色彩。《时事开讲》的主持人几乎都有被重新“制造”的过程。他们上节目前会有专门的形象顾问帮他们化妆。至于形象，则大多数会被专门的机构，当然包括“院长”与节目监制在内从形式到内容上进行全面包装。阮次山先生就被包装成了一个“蛮帅的列宁”，何亮亮则以持重示众，曹景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一头华发，至于杨锦麟最著名的就是他那几套唐装和书生言责的风格。
当然，公关宣传部门的人帮助他们进行的推广包括记者会、观众见面会、演示会、报告会、平面媒体宣传、设计主持人卡、拍宣传片、建立专门网页等等。评论员们出外会有专门的公关方面的人领队。这些老头儿也会被定期领去与那些主持娱乐方面的年轻的主持人拍形象照片，制作公关使用的形象卡片，在电视上用不同的形象推介自己，或者自己的节目。他们非常习惯这种形式，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老头儿们已习惯了自若地“作秀”，比如参加公司组织的公关活动，要面对大量的记者提问。而在每次新闻发布会及自己的节目推介会上，他们已能非常熟练地操着各种熟练的公关语言与新闻记者打交道并期望自己的节目得到更多的媒体推介与争议。
对于评论员的包装在凤凰卫视显得相当独特，他们的形象似乎被推向了学者的一面，并被不断地扩大。公关方面帮助他们联系的是在大学的授课以及在东南亚一带的演讲。
这是他们擅长的工作。
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因此被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等几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以这样的身份在大学生中推广自己的形象，他们在大学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受到的欢迎出乎意料。这种间接的推广正使他们成为时事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每次活动结束后，客座教授们已会用非常亲民的形式向大家派发自己的明信片，在拥挤的人群中签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正在凤凰庞大有力的明星制造机制中，成就着自己的声名和更多的故事，并因此而吸引到更多的人观看这个晚间的非黄金时段节目。
时事阶层：中国人为什么会关心时事
◎ 清华、复旦等10多所院校，以及东南亚数国请评论员们演讲，盛况空前。曹、阮、何、杨受到学生追捧，数所高校聘他们为客座教授
从来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关心新闻的了。
在美国待了至少半辈子的阮次山先生，看到中国人对于时事新闻的关心，感到很吃惊。即使在美国，“9·11”之前，关注新闻与世界局势的阶层，也只限在一些政客与部分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更多的民众关注的只是超级杯的橄榄球大赛与NBA的战斗，甚至连足球也不在他们眼里。他们每个人的眼光只有几百公里，大部分美国人终生没有出过国，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与此相对的是许多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据调查，国际新闻成为中国人关注度很高的一项资讯。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3）
无数的中国人似乎都是胸怀世界，对国际局势的了解，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
阮次山是在《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中感受到这种特殊的热爱的。在凤凰仅一年左右，他的名字已在国内的媒体上得到多次出现，雪片般的信件与数不清的电邮让他有种错觉。他个人的声名达到相当的程度，至少在媒体业界里，他著名的结结巴巴的方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甚至对他如明星般地拥戴。写信的人不过是一些平常的大学生或者一些平民百姓
，甚至在北京街头开车的的士司机，他们讨论他说过的话题，或者谈论解放台湾的一些个人设想，甚至谈及在国际局势中的中国地位问题。话题专业而且精到，有的相当有水准。
更多的政要、商界总裁们，则努力表达对他的赞赏。阮先生认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庞大的人群组成了一个关心时事的阶层，这个阶层至少包括了政商两界的闻人，他们是当下中国的中坚阶层。
凤凰卫视以播报气象预报闻名的陈玉佳，有位在大陆的台商朋友，在与佳佳聊天时告诉她：“一位先期在大陆发展的台商，告诉我如何尽快进入中国的方式是，你要想融入一个阶层，必须先懂得这个阶层关心什么，这个阶层是什么。”那位仁兄传授给他的识别方式简单有效，是否关注《时事开讲》，是一个特征。
大陆相当层面的政商两界的人士都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真实动向。那位台商发现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人关注这个节目。这些人大多数掌握着权力、金钱、知识三个层面的资源。他与这些层面的朋友接近的一个方式大多数的时候是谈论当下的时事政治或者一些海外信息。他说的饭桌心得很有趣，大多数的商人或者官员，喜欢在饭桌上交谈时下的段子或者一些国家大事方面的消息。段子似乎很快过时了，这时候能否在饭桌上披露出独家信息或者某些事件的独特见解，就成为一个人身份的重要象征。而他的相当数量的信息和见解，来自于《时事开讲》。
曹先生觉得这个信息很有趣。早在这个节目设计之初，他们就在寻找着节目的定位与自己的收视人群。他认为，任何节目都有一个供求关系。只有市场有需要，这个节目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起初许多人说半夜11点多爬起来观看这个节目，他觉得有些不可信，谁会是这个时间段的观众？好几次休假的时候，他有意识地等待这个时间观看，但还是看了一半就睡着了。
这使他对这个时间段的观众产生了兴趣。他觉得只有把需求面搞清楚了，才好去做一个节目。当他发现这个独特的时事阶层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他的一个坐标，他会下意识地去研究他们喜欢什么，以及不喜欢什么。他个人的心得是这部分人不喜欢你在严肃的节目中讲笑话和流行层面的东西。他们大多有许多的资讯来源，只有提供最独特的资讯和观点才会吸引他们。
曹景行与董嘉耀曾一起讨论过如何为这个阶层的观众定制一些独特的产品。曹先生对这个阶层的观众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为什么会喜欢时事新闻？
他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集中的回答只有一点：人们普遍有较重的资讯饥渴症。过去许多年，中国的现实境况使大多数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一种较强烈的陌生感。“文革”十年造成的一个资讯断层，虽然在20多年后有所改变，但完整的消息来源仍然有限。能够得到更多的消息来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决定某种生意的成败。国人普遍的忧国忧民心态依然存在，而且中国融入世界的机会越多，功利色彩的忧虑也就更多，这就需要更多的资讯来支持。
凤凰卫视的出现部分地满足了这个“断层”，《时事开讲》则成为这个阶层的重要选择。评论员因此而感受到作为一个评论员的幸福。当然，有时候还有种道德的满足，大学生们正在认定他们的学者身份与传道者的象征，这个象征至少在早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阶段就开始了。其后，像是一个定式，一旦有大事发生，大学生们就自发地去附近的宾馆包房观看凤凰卫视的直播和评论员们的评论。而这些在“9·11”事件爆发后，更成为一个高峰。据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讲，据他所知，至少有400多人到附近的宾馆包房收看过凤凰卫视。评论员们的评论也会毁誉参半地在大学生中间流传。学生们可以模仿董嘉耀特殊的语调，也会操着阮次山先生的腔调来调侃周围的某些事件。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4）
《时事开讲》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造就了评论员们的神秘。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喜欢评论员们的评论。2001年间，清华大学决定邀请评论员们来学校演讲。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对于《时事开讲》来说，更像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从这次事务由主管公关事务的王多多小姐出面，就可以看出这次事件的本质。董嘉耀与曹先生商量，将这次活动现场录制成节目，在《时事开讲》中播放。评论员们也希望与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并真正地接近他们，以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2001年5月27日，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吸引了近千名清华大学的师生。大学生们以各种各样的话题向曹先生、阮先生、董嘉耀提问。中美问题以及更现实的台湾问题仍是事实上的热点。曹先生惊讶于学生们的尖锐以及关注问题的广博。这次演讲被凤凰卫视方面做成了一次《时事开讲》节目的“路演”。
之前一天，他们在北京广播学院已先期举办了一场演讲，与那场显得较为专业化的现场《时事开讲》节目相同的是，他们把这当成了《时事开讲》500期的一个纪念活动。这次对话更像是一次发布会。曹先生在被问到关于对资讯的理解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是一个得了资讯饥渴症的人。有人对阮次山的长相和名字像日本人产生疑问，阮次山幽默地解释说：“我的名字取自古代诗人元好问的号，我比元好问多一个‘耳朵’，至于长相，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像日本人了。”当有同学问道：“如果凤凰卫视面对的不是中国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