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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仍然是政府头疼的事……”
曹景行在后来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解释说：“之所以请曹锦清先生做了多次专题，是因为关于农民问题以前也有很多人在谈，但是很少有人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反映实际情况。凤凰卫视看中的正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调查，这种调查是他通过个人的朋友关系网络打开缺口，得到信息和数据。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并不是谁都可以拿到这样的数据。这个节目播出后，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是结果并没有什么负面的言论。这其实更说明了这些调查确实是站得住脚的。”
“三农”问题成为《时事开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据统计，至少有将近30个话题与中国“三农”问题相关。
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中国古代农村税费改革越改越重的“黄宗羲定律”。这位明代思想家的发现，经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网络上的阐述而为总理所知。温总理认为，本届政府将努力克服之。
9月中，《时事开讲》请来秦晖教授，就他发现的这条定律以及正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进行了系统的访谈。对于中国农村正在实行的并税制有个人研究的秦先生，发现了这个早为明代思想家发现的“积累莫返之害”，有着在这次并税式改革中出现的风险。他早在2001年就撰写了一篇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秦晖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他认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式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曾屡屡出现。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赋、役）“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往往还给农民发放“易知由单”（法定税目表），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6）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
秦晖认为要克服上述之弊，首要的是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要从政体上改变，把“城乡分治”改为“城乡同治”。其次政府应该给城乡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农村义务教育等。三是要发展农村经济，从制度上保证农村的小康建设。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税负率才会下降。
对于内地事务的宏观评述并不影响他们从局部寻找观察内地政务民生的角度。2003年开年之初，中国接连爆发数起起于局部、影响全局的大事。非典传染、美国攻打伊拉克、孙志刚案引发收容制度变局、刘涌改判案引发司法讨论等。《时事开讲》总是第一时间拨雾清尘，试图探究真相。非典爆发之初，胡锦涛出访前，曹景行、何亮亮数次讲到非典对中国政府行为的影响。老板刘长乐认为，讲得很有分量。
孙志刚案的数次评述，在国内引发思考。人民网“强国论坛”将他们的谈话要点转贴后，至少有上千人留言。《华盛顿时报》评述这次事件时，专门引述他们的评论，认为“孙的去世正在成为一个新政策的诞生。他被记住的原因是因为他改变了政府的看法。当然，媒体正在体现真正的作用”。
内地的“天才热”和“人才与资源”的浪费
◎ 曹先生提议能否不把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惟一通道
这场奇怪的争论始自一本名字有点怪异的书《我平庸 我快乐》。这本书与那些正在流行的倡导天才的书《哈佛女孩》以及《我在剑桥读大学》等一起，跻身于书店的排行榜，并被好奇的媒体与市井间争相交谈。
这本书炒作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提倡“宁要快乐的傻子，不要忧郁的天才”，充满反潮流的东西，反对逼孩子成才的传统，矛头直指当下的应试教育，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庸并快乐。
2002年初夏，曹景行在从德国返回香港的飞机上，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专门介绍这本书与作者的文章。台湾的报纸也选载了部分内容。曹景行感到海外正以此书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教育背后的问题。
那本书的作者据说用的是笔名，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如果用真名字写作的话，我女儿在学校里可能会有点压力，甚至麻烦。”他的许多言论与中国当前的主流教育模式唱反调。大陆的许多学生家长看完这本书后都有些后怕，怕自己多年对孩子输入的观念会被这本书颠覆。
曹景行认为有必要利用这本书的说法，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见解。他在6月下旬的一个时间里，讲了这件事。
他认为市场与教育界正在制造一个假象。整个中国大陆出现所谓的天才热，反映在书籍上，到处都是上百万册发行量的《哈佛女孩》及类似的作品。家长们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可以成为“杰出青年”，大家似乎一窝蜂地向这个方向行进。这类书在一段时间内卖得非常好，这就形成一种很畸形的想法。这本书的出现，是要向这种风潮泼点冷水。
临时替班的吕宁思在节目中问曹先生，这本书背后有可能带来的冲击是什么？曹景行直指“中国的教育制度叫应试教育，就是为考试。前几年北京也提出了要从应试教育模式转向素质教育，但是改变仍然不大。应试教育与天才教育正在把学生们夹在中间，很痛苦。这种双重枷锁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没有时间读课外书，没有时间想象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甚至没有时间看电视”。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7）
“当所有的人都渴望成为天才的时候，你忽然说平庸并快乐地做一个学生，当然会得到许多孩子的拥护。因为实际上没有多少孩子可以成为天才，作者按照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写这本书，我觉得确实有一点清醒的作用。
“当然，实际上这个快乐的平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平庸，而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针对目前这种过分逼使学生去考试，去成为天才的教育模式的一个反叛。
“而他所倡导的平庸与快乐的学生教育本身所针对的是一种畸形的情况。这种畸形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担心。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家长，他就说，他恨死这个世界杯了，孩子每天都要看。他就说不行，他对孩子说，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大学就要去当工人，工资很低，老婆都讨不到。许多家长都是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对孩子进行教育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曹景行认为有两个原因：大陆现在都很重视文凭，文凭似乎可以决定一切，家长也就很盲目地追求这个。当年因为“文革”耽误了自己的家长，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孩子比自己有出息，并且以为只有这样一个方向才可达至愿望。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又利用了家长的这个心态去赚钱，并且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曹先生质疑，这种惟一的让孩子成才方式的思维对不对？而这样的思维显然正在造成大量的教育资源的浪费。他认为浪费体现在所谓的补习问题上，很多学校到最后一年根本就不上课，就是在复习。这是资源大量的浪费，浪费时间，也浪费学校的资源。他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小时候不补习，也没有这个班那个班，不是照样能读好书？”
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所有的家长都把钱放在孩子的应试教育上，这是很严重的浪费。”家长现在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占他们工资收入的比重是相当高的。而且还引发中国的小留学生问题。
曹景行更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访问时，看到那些地方都在大量地招收大陆的中学生，打的招牌是与西方某国的大学合在一起，承诺在这里读几年后可以拿到那个国家大学的文凭为例，批评这实际上就是把大陆的学生搬到这个地方，同学也差不多是同样地方出来的。这样学到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学费却是国内的数倍。
这种资源浪费正在影响着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
有关中国教育的话题，总是会得到大量的观众响应。《南方周末》在关于孩子家教问题所做的一期专题上，原文照录了《时事开讲》这期节目。网站上正在把那期谈论这个话题的文章四处转贴。众多的事件正在引发奇妙的联想，同时更多的理性的思考也在来信中引发回应。
一封信表达了许多人的担忧：“这本书在被搬上《时事开讲》以后更加成为了一种话题，人们进入新一轮的探讨和反思教育的目的何在。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先且不论天才和庸才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有人也质疑这本书到底是‘人性教育的范例还是哗众取宠的标本’，总之这本书是在这场家教盛筵中反精英教育的情商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或许因为出于‘矫枉过正’而有点过激的理论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效果。”
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只是一场媒体的胜利，因为书中所宣扬的内容和个性让媒体觉得很新鲜，但是在中国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庸，所以这本书可能会因为它的不符合主流心理而走不了太远。“
第三天，《时事开讲》再次触及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同时还因为他们收到了一位观众的来信。那封信讲述的故事，触动了曹景行先生。
这位观众的孩子在武汉一个重点中学读书。他讲述说自己让孩子去这个重点中学读书，只是因为这个重点中学考重点高中录取率非常高，能进这个学校就等于跨进了大学校门。他的孩子是在三四千个报考学生当中考取的，学校只录取200名，他的孩子考取了，但是还要交一万元钱。在那里，他看到母女俩，拿着钱来报到，那个女孩子只差2。5分，学校硬是不收，结果母女两个就哭着离开了，那个孩子还拉着妈妈的衣服说，都是我不好，我们回去，我不到这里来上学了。这个情况给现场的多数人印象深刻。但还是这所中学，后来他孩子班里的学生从50个扩大到70个，多出来的学生很多也不用考试，都是通过某种特殊关系进来的，所以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也就是那个缺了2。5分的女孩子，就是辛辛苦苦筹集了钱仍然进不了。这种现象不止是武汉存在，许多地方都存在。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8）
曹景行在节目中，将那位观众的话念了出来：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那位母亲的背影令我终身难忘。你说，那位母亲当着众多人抑制不住的眼泪包含了什么，能责怪小孩吗？孩子这时候还只有十多岁，按道理她正处于人生最幸福、最天真的黄金时段，可现在的小孩面对的却是被人们搅乱的不公平的几近黑暗的世界，小孩子生活在幸福的苦难之中。我们小的时候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我感到最幸福
、最难忘的还是童年时代。你看现在的小孩，一年四季，早上6点半钟起床，7点半钟上课，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5点半放学，回家吃完晚饭以后做作业，一般不会早于晚上10点钟做完，星期六、星期天还要补课、培优（培养优秀学生）。最可气的是，现在有些老师为了钱人格尽失，学校上课的时候该讲的不讲，要放到培优课上去讲。还有恐怖的是，临考试的时候在培优班上将要考的题目统统讲一遍，这样一来，在学校领导那里得到重用，在家长那里得到好评，还大言不惭地对那些没上培优班的学生说，不上培优班就不会有好成绩。我想这个培优班应该是收费的。作为家长，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要给孩子施加压力，要好好学习，要保证在班上得前几名，另一方面，又确确实实心疼孩子，看到孩子的书本比我读大学的书本还要厚，我都替孩子后怕，中国的教育像这样下去，如何兴国。”
曹景行为中国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感到震惊，甚至有点无奈。他能够提供的仍是信息以及对此婉约的批评，他希望能够给家长、学生，包括有关部门都有一些可资借鉴的信息。因为他感到评论只是一种说法，并不可能真正改变这个现象。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现在世界上都在探讨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华人世界。实际上香港、台湾，包括新加坡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新加坡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孩子不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电影是针砭新加坡当前四年级就好坏分流这样一种做法对孩子的影响。可见新加坡也在反思教育制度问题。
他引用前不久读到的一本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教授艾尼逊·沃尔夫在《教育重要吗》一文中的观点，讲述说：“发达国家大量地增加高等教育，然后人人都去读大学，大家都在教育方面拼命投资，以为这样的话你才有出息。这位教授认为这样下去的结果，实际上是资源极大的浪费，而且越来越多地增加大学生的话，实际上使量增加了，质反而下降了，不能集中资源于那些真正应该培养的人身上，而且许许多多人根本没有必要取得越来越高的学位，这个社会并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他提出，应该经济地而且合理去使用教育资源。这个英国人认为，我们的前人生活比我们差得多、苦难得多，但是他们有艺术、文化等等各方面的教育，现在我们只知道读大学，而把整个全面的教育、人的修养这方面的教育反而忽略了。”
《时事开讲》不断把教育作为重要话题。此后何亮亮先生提及的大陆学术界作假抄袭等现象，以及院士改革等话题，都在内地引发相当范围的反响。
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1）
LIVE的第二主角
◎ 评论员正在成为直播报道即时性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陈鲁豫披露2000年美国大选直播的“遗憾”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直播重大事件成为这个24小时新闻频道的优势。
中国媒体资讯网上的一篇文章评价说：“凤凰卫视因为经常做重大突发事件的强势报道；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英文好、口才好、配合默契的前线记者和新闻主播；所以这次到了上战场拼刺刀的‘关键时刻’；他们既有迅速反应和从容应对的作战经验；又有各个部门配合默契地做直播的过硬素质。”
在这个群体性的即时组织里，我们总可以看到评论员们坐在那里，与观众一起观看即时发生的事件，并且发表即时性的观看心得和总结性评论。这样的能力让观众看得过瘾而且明白事情的基本起因。在官方解释出来之前，评论员们已经提供了更多的事实与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可能的未来。
“院长”王纪言发挥自己做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时的风格，把这些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评论员已成为现场直播中重要的一环，并且在凤凰卫视的新闻直播中，成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成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角。他定义的第一主角的功能只是穿针引线，但如何织成衣服，则要依附于评论员。这种直播式的点评，在相当层面上考验评论员的见识与平时的积累。评论员则要更多地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这种即时性评论的真实意义。
英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雨果·杨认为：“电视评论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们的短暂性，这在当时是一种强大的特权，但是，这些东西是否值得保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