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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都带给全球华人观众全新的视觉经验，开拓一些全新的思考空间。
新的思考空间在于信息更自由和更多元化。《时事开讲》的评论以及《有报天天读》等节目，开启了信息与评论的另一扇窗，吹来清新的气息。
凤凰卫视向内张望的眼睛，也清楚看到中国本身巨大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 、民营企业创造GDP逾半的价值，中国汽车的销售额2003年已超过400万辆……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性观念、男女关系、弱势群体问题，一些过去被视为敏感的话题，现在都可以公开和积极地讨论。
这种开放的态度，也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胡锦涛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成为中国所有新兴媒体的主旋律。凤凰卫视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发现一个进步和改革的中国。
后记：思想传染（1）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或者起于偶然，或者起于必然，或者只是一个无从寻找痕迹的故事。如同人。
2000年6月1日我来到这个对于我来说陌生而好奇的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周刊》杂志社。那时候凤凰卫视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时尚神话，因为传说与距离变得先锋、新锐，如同隐藏起来的大名鼎鼎的巨人。我来到这个地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或者给自己的未
来寻找一个新的理由。
对于一个害怕了已知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选择带着巨大的反叛。如同我无法选择生存的时代，但我却可以主宰自己选择新的可能。之前，我带着好奇来到这个地方，是想看看世界会在什么地方告诉我新的不同，对这个神话表示尊敬。我想看清楚，距兰州两千公里之外的香港，那里的时间界限、世界观，包括生活的距离，究竟在哪一时刻发生了断裂。
我隐去了自己的身份，我希望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那里学习到新的常识和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当然还有被淘汰或者被遗弃的恐惧。但强大的好奇让我放弃了自己用15年时间取得的人生经验与命运。我想看看，重新的开始之后，我会得到什么？
内心的弱点让我永远都保持着基本的好奇。好奇使我对所有的“无知组成的世界”以及成功都会抱以基本的信心。2000年是我开始进入传媒以及了解传媒的开始。世界上肯定有某种说不清的必然或者偶然。在这之前，我正在写作那本对我很重要的关于《读者》杂志20年的传略。在拖延了一个半月之后，我终于结束了对于这本被许多人喜欢又被许多人憎恨的传奇式杂志的采访，来到了深圳。
这是个陌生的地方。
暑热、广东话以及对于人生价值的重新计算方式，个人命运的无常与动荡，生存的压力，尊严屈从于人民币或者港元……一点一滴的改变立即开始。
这是我接触凤凰卫视的一个切入点。尽管所有的一切都始于外围。先是与众多的明星——吴小莉、窦文涛、许戈辉们成为了同事，许多过于遥远的事件褪去了当初的神秘。当我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凤凰卫视时，一切都显得热烈、充满期待，或者有更多的不自觉的接近。神秘的东西越来越神秘，许多遥远的细节因为忽然的拉近而变得亲切，甚至失去了新鲜。我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了自己的蜕变与身份的混同。
直到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发现，凤凰卫视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孵化器。它以无言的姿态，改变或传染着每个接近它的人，并且在你不自觉的过程中，就开始了这种变化。而每个人又像一个思想传染者一样，再去传染着这个电视台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凤凰文化。这种思想的传承带着巨大的谜团，令我震撼与好奇，甚至迷失。
我就在这种不自觉中，完成了那本关于《读者》杂志的书。这本书在我来到《凤凰周刊》的第二年完成。许多思考其实是我在办刊的过程中想到的，那本名叫《读者时代》的书，其实是我在参与创办《凤凰周刊》过程中思考问题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那些疑问在《读者时代》中得到了具体的回答，我想那本书能够印行七万册，并在不久前得以再版，其实就说明了这种思考的深度。
那本书的出版使我有了一个更大的野心。希望能为这个充满“神秘精神”的电视台写一本书，回答我的疑问以及所有人对它的关注。
许多事情可能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了。2002年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我做了重大选择，离开服务15年的军方，来到凤凰，同时开始了这本书的筹备。
对于凤凰卫视的了解越多，我越发现，许多成功的背面以及那些声名日隆的明星们，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只是一个猜谜者。它的过于庞大，也使我有种无从下手之感。这才是一个只有八年历史的电视台，但并不因为它的历史短暂就令人有种清晰感与对它成功的迅速触及。对于许多人来说，吴小莉、许戈辉、陈鲁豫们就是凤凰卫视。对于另外一部分观众来说，曹景行、阮次山们才是真正的凤凰卫视。而以老板刘长乐、崔强、王纪言为代表的管理层则在投资人与传媒报道中，才是真实的英雄。不同的人的解读都带着自己的立场与学识，甚至势力，而我只是一个体验式的采访者。因为工作之便，我在聊天中与每个主持人、记者寻找当年工作中的蛛丝马迹，或者在高层的某些讲话中寻找新的切入点。
后记：思想传染（2）
但仍然了无头绪。这时候曹先生的出现解救了我。
曹先生打来电话的时候正是午夜，我在办公室里加班。他告诉我《时事开讲》已三周年了，1000期，是否可以总结一下？那件事的缘由是，几家出版社希望将这个午夜节目中论说的东西全部辑录成册。曹先生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说出来的东西变化成文字的时候，就失去了当初的意义，反而会损坏这些只为即时性负责的话语。而且这些文字基本上属于
“时评”。曹先生看过我的那本书，认为能否将这个节目本身的意义写成文字，告诉更多的观众，也许这比那些文字更有意义。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认为《时事开讲》节目也许会成为我了解凤凰卫视的一个通道。凤凰卫视立台，除了影响力巨大的专题节目和直播新闻，就是评论。而这个开华语世界电视评论先河的媒体行为，早已超越了一个单纯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成为关于中国近年来多次重大事件的幕后解密以及民主进程的记录。
这本书讲述了几个人与一个节目的关系。
他们相互依存于一个电子媒介而创造的传奇式的经历，令人沉迷。仔细想想，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杰出的作为，他们只是寻找到了一个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随口说出的话，则发挥了他们无法想象的影响力，并影响到了更多的观众。一切在他们说出来时，都已成为历史。他们的说法许多都无法存留下来，更多的人已记不清他们说的每个论点的要点，或者许多重要的事。但这些论点，都化为了收看者的常识与积累，这就是影响力，他们强大到了只留下一个个令人尊敬的名字，而不是思想。
这使他们更像是某种思想的普及者。
曹先生第一次到达我居住的小屋时，是走路来的。他说他想体会一下这样徒步的感受。事实上，从深圳罗湖车站到我暂住的中心区，也就两公里左右，他把这当成一种历练的方式。一路上，到处有人向他打招呼。他的白发在风中，耀眼动人。
曹先生在采访中，忽略了许多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不得已，只好从其他人的采访中寻找答案。许多重要的经历与事件，他只说，我不敢确定，而在谈到他到达香港的原因时，他说这事是个人事件。他更不愿意提及他的父亲曹聚仁先生，甚至认为，这与本书无关。本书最后的样子，是我自己的坚持，我将曹先生许多要求删节的部分，仍然固执地保留了下来。
这样的采访显得被动而无力。好在我搜索资料的能力与从其他人口中寻找资料的方式帮了我。那些剪接起来的故事，其实显得更加生动。他的行为使他显得独立、自信，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儒雅而不鲁莽，让我不断地想到何亮亮强调的门风优美的问题。
陈鲁豫曾在自己的《心相约》一书中披露曹先生是凤凰卫视的“影帝”，意为曹先生是凤凰卫视影印资料最多的一个人。但其实曹先生还是凤凰卫视的“碟王”。据传，曹先生每周都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影碟，每看完后，都会品评说音乐好或者故事好之类的影评，曹先生对看过之碟，从不留存，将之散向各位同仁，董嘉耀就成为曹先生各种影碟的事实上的发行员。凤凰卫视的同仁则把曹先生当成了影碟提供商。担负分发任务的董嘉耀觉得很好玩，他说，从每个人喜欢看的碟片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与喜好。他披露自己的同学梁冬喜欢刺激，必须标注“三级”的片子才看。当然，董加注说，成龙的许多片子也加注三级，并不是色情片。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刘春好风花雪月，追看凡注某某电影节的文艺片。程鹤麟则喜看打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不用思考的片子。文涛则喜看各种风月大片以及某某喜欢恐怖等等。董嘉耀说他家里积存了上千张碟片，已找不到地方存放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我很奇怪，董嘉耀在严苛的评论员眼中，竟然是个小孩子式的好人，他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赞美。还有人直接叫他“好人”。
后记：思想传染（3）
每个接触到他的人其实最先感受到的则是他的热情。当然，私下里，这个在电视上显得老成，但现在刚满30岁的年轻人，在酒吧或者OK厅里，则是个玩得很“high”的人。他模仿赵传的歌声达到乱真，令人震绝。他身上有着上世纪70年代人少见的老成、狂热，包括对于老板刘长乐溢于言表的崇拜，以及对老婆的热爱。
阮先生是个溢于言表的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这个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事实上
却对中国有着超乎常人的狂热。当然，我最感动的仍是他的专业精神与敬业。这么忙的一个人，竟然可以同时写那么多的专栏，还要担负数个采访与主持工作。
何亮亮先生极具知识分子样式，处事风格敦厚，讲求门风优美。董嘉耀说何先生身上有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东西，讲求小资，情调十足，每天下午两点作完节目的间隔，他都会到楼下的咖啡馆去饮一杯咖啡，叫一点小茶点，买一堆报纸。有时看完报，看着外面的大海发一阵呆。几乎每天如此。何先生把此看做调整思路的一个过程。冷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些习惯已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相信细节，就像他相信历史就是由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生动之处。
最初认识何先生时，他显得很平静，对于许多事总是能冷以待之。他的低调会使他在一群人中隐藏起来。他对于许多事物泰然处之，并不就此逼近。他是评论员中较低调并守成的一个人。因此而让人对他肃然。
杨锦麟先生生性放达。首次见面就大笑着说，你是谁呀，采访我，还要我来深圳，架子太大了吧？但很快就相见甚欢，采访他时他还没有到凤凰，正在惋惜他被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骗”去做节目而量身订做的五套唐装没有用武之地，这些唐装很快在一个月后派上了用场。他成为了一个专为他打造的节目的主持人。
初次见面；记忆最深的是他说自己在大陆还算是风流倜傥，但在凤凰卫视做了几次嘉宾后；现在连做“坏事”也不敢了。一个流传在几个人间的段子调侃杨先生：说有次他与几位朋友去“洗脚”，捏脚的小姑娘问他，说你怎么像电视上的那个人啊？老杨感叹，出名最大的不利之处，就是会失去人生中的许多乐趣。而在之前，老杨的声名巨大，他在香港影响较大的《信报》上，以笔名陈子帛，连开了多年的专栏，成为两岸问题的重要观察家。他的影响原来只限在庙堂，而现在电视上的杨先生的影响力则走向了坊间。
杨先生的成功，其实是其个人风格的成功，他用自己的智慧发表两岸评论，同时用自己的语言与说话风格，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读报式评论，并且成为媒体的一个全新的行为。
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几位被称为“老头儿”的人，都被电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与命运，并且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与民众对话的机会。但背后影响到这一切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自认为这只是一本关于电视节目的书，没有想到，前后竟用去了两年时间，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采访，到最后完稿时，竟到了2004年。这是我写作跨度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一度曾差点因绝望而放弃，我找不到撰写这个栏目的依据与结构，甚至在写到这个栏目时，我不得不沮丧地发现，这个栏目只是凤凰卫视体系中的一脉，而这一脉，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写到这个，当然就会发现它会牵涉到另一条线。很不幸，我开始用做减法的办法，去写这本书，让这本书尽量成为一个可供操作与模仿的故事框架。我只负责向里面填加各种作料，而不是味精。
文涛认为，我应当在采访完后，沉淀一下，也许会写出新的感受。我听从了他的话。于是有了长达一年时间的等待。我认为这个时间，足够我开始认识这个栏目的力量了。其实我对于这个栏目的认识，还只能称得上是一个肤浅的行动的开始。因为我的解读只是个人行为，绝对不是当初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就像《锵锵三人行》最后成为一个《老友记》式的脱口秀，而脱离了早期的时事味精。
后记：思想传染（4）
这本书在写作中得到了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刘长乐先生、常务副行政总裁崔强先生、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凤凰周刊》社长孙谦先生的帮助与指导。同时感谢接受采访的诸位评论员、主持人以及给予这本书帮助的所有的人。
本书在采写过程中参考与引用了诸多媒体报道，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200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