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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5）
这种边看边评论的方式，其实对曹先生是个考验。尤其是许多事件的发生，他是与大家同步在体验，同步接受到信息，并且要快速做出判断。这是件挺难的事。他事后感叹：“写新闻评论，再紧张，总有可能再改一遍，看几遍。而在电视镜头前做评论，事先只有些许腹稿，主要靠现场发挥。每次几分钟，每次都觉得话还没有讲完，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清楚。而且一旦讲了出去，上亿观众都看到、听到，无所逃遁于天下，想改、想收回都不可能。不过，做电视评论的刺激也在这里。”
曹先生很快就开始享受这种即时的评论感觉。他的评论开始显得自如、轻松，高举高打，收放自如。在评论中，他运用大量的信息来讲述他的观点，讲述了外电谈到的关于内地学生上街游行的看法与报道，同时也引述了许多港台的媒介信息。他觉得提供信息，也是提供一种观点，甚至比观点更重要。
当然，适当的文才与真情，是评论的另外境界，也更应成为评论家的法宝。曹先生与吴小莉在节目进行中，突然讨论起了母亲节。这个温暖话题背后的沉重深深击中每个母亲与儿子的心。曹先生的动情显出一个老派男人深藏的怜悯与愤怒。但他还需要适时地控制自己。因为他正在面对着电视前的每双眼睛与心灵说话。
他说：“今天是母亲节，本来是个温情的日子。但克林顿送给中国的母亲的是夺走了她们的孩子，也夺走了孩子的母亲。”
更善于使眼泪从人们的眼眶中滴下来的吴小莉，则把电话联通到了邵云环的儿子曹磊。她伤感的声音，丝丝入微地击中人心。曹景行这时回忆起另外一件关于美国人对自己孩子的态度。
讲起那个号称美国铁娘子的奥尔布莱特在自己的三个国民被扣为人质时的哀伤，但现在美国人提起死去的三个中国人，则像是谈论一桩遥远的与己无关的往事。
态度决定一切。曹先生与吴小莉共同打造的这样的情境评论，其实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了解到美国式民主与救世主心态的双重标准。
这样的解释至少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傲慢与无礼，甚至缺失基本的人道精神。但曹景行更清醒的地方在于他在香港这个自由港，得到的关于海外对于中国的整体理解与预期。他也更明白，身处内地，不能更多、更直接地看到国外媒体对于中国的评判的民众，如何不在这次的愤怒中失去自我，失去讨价还价的本钱。
他仅仅在第二天，就发出评判，认为这次的民间自发进行的游行属于“民气可用”。国人对美国可以说已到了忍无可忍。政府默许了民众表达自己的权利。曹先生提出，这对中国政府与民众的成熟是一次机会。政府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在国际交涉中，民意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这次的游行至少从形式上，让国际间感到了一种中国人的真实的力量。《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发给本社的报道中说：“看来中国人真的愤怒了。”
曹景行提醒，除了愤怒，我们的出发点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点。中国除了要让北约为此事负责、道歉外，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本国的事务。如何达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都是一次机会。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切国际游戏的规则。中国要在这一轮新游戏规则中胜出，就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撰写这个规则。
曹景行的清醒对于许多收看这个台的观众显得格外重要。决策层、包括政府高官和更多的上街游行的学生，都把观看这个节目，当成了解信息的重要来源。任何不负责任的挑逗都可能会是一次爆发的导火索。当知道这个节目无意间扮演的角色时，曹先生觉得浑身沉重，有点后怕。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总会在相当的层面上成为潜移默化的导师。凤凰卫视连续两天的直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与官方的媒体相比，它显得更自由、更中立、更粗糙——现场学生声嘶力竭的呼喊，震荡人心的罕见场面，尖锐自由的评论，几乎可以指出方向的报道要点。凤凰高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在如潮的收视与来电中，感到压力。几乎每天，老板刘长乐都会守在电视前，观看他们直播，直到结束，然后立即与大家进行讨论，寻找第二天要讲述的要点。下意识中，凤凰卫视的高层选择了理性的论调，当然也是更为理智的处理方式。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6）
如果说第一天只是应急的判断，亦或在不明就里中做出了明智的判断，那么第二天就是在一把火中扔进了盐，到处都是他们溅起的火花。到了第三天，他们已开始向着事件应当的走向前进，并且在快速地寻找出口。
5月10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胡肯定了学生游行的爱国热情，坚决支持符合法律的学生游行活动，但提出要防止不法分子进行破坏。政府考量的稳定问题的
担忧，悄然隐现。
曹景行再次邀请了邱立本先生与自己一起进行解读。曹感到这是一个新动向。这个动向表明通过胡锦涛代表国家讲话，表明了国家的态度，但同时也对正在展开的民众游行的热情，开始有所警觉。
冷静的邱立本先生提醒，胡锦涛在讲话中，其实已确定了中国政府希望解决此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所有的一切动乱与外部局势均不能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局。但他们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邱立本直斥克林顿仍然没有正式道歉，同时批评布莱尔的“误炸论”，认为其作为一个国家首脑“说话不像话”。最后他还提醒中国政府防止“克林顿们”利用外交手段，用入世做一个筹码，来交换这次误炸的结果。
曹先生则再次提醒，这个看似单一的事件，却把所有的人与国家都联系到了一起，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两年，可能成为影响到全球的一个走向问题。中美关系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全球的问题。说到许多学生砸麦当劳并呼吁抵制美货时，他认为现在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力量，不能再以简单的抵制商家为目的，而是要把目标对准美国当局。
当天中国政府的立场强硬。江泽民与叶利钦通电话，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则在接受ABC采访时反问美国人：“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你们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动？”李肇星说：“过去两天，每一分钟对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整个中国都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沉浸在悲伤之中，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不待李肇星讲完，ABC的唐纳森又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李肇星说：“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力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把李大使的访谈片段公开。吴小莉把方向转到了美国媒体的对于中国不公正的报道中来。她问曹先生：“我们的使馆被炸成这种样子，我们的记者死得那么惨，他们的电视画面上一点都没有，连死者的姓名都不报道，而对我们的学生的游行和那一点点过激行为却大肆渲染，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人权？！”
这样的相互“运球”的过程，在吴小莉与曹景行随后的主持中，显得相当默契。吴小莉主持新闻以及提问的能力正合曹先生的胃口。一个好的评论员，需要一个好的提问者。
吴小莉回忆了他们工作方式的改变。“一个星期，每晚和中国各地守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外的中国人一起呼吸，一起脉动。许多事，我们当晚谈，第二天网上、传真机上反馈不断，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香港做电视像做广播，可与各地观众即时互动。”他们与节目组开始把题目引向深处，尽可能地集中讲述一个问题。这就需要他们在开播前，把当天发生的大事，总结出几个题目，进行预先的有目的的评述。
为使这些话题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甚至还在直播时，打上一行小标题。曹先生试图引导大家回到理性思考的方向上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事后曹先生反思自己做出这样的决断，在于自己的大陆经历以及在香港多年后对于中国局势思考的选择。
第一天与第二天，曹先生都是激愤的，甚至带有一定的鼓动性。但到了第三天，他就开始显得低调、理性。在事件到了最纷乱的时候，曹先生最先提出了“能说不，但我们不乱”的想法。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7）
他警觉到失控的爱国热情可能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他疾呼学生用一种成熟的理念来支持政府，把爱国主义的东西变为真正有效的武器。他建议中国学生应回到国家富强的层面，因为国家富强才是这次展示爱国力量的根本目的。当然，在话题的讨论与走向上，老板刘长乐与台长王纪言每天都加入自己的想法，有相当多的点子与话题出自老板刘长乐的创意。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与事件走向的把握保证了话题的完整与引导性。这正是凤凰卫视连续七天的直播，显得与每天的形势丝丝相扣，但又能够指出方向，并把握要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曹景行与嘉宾们提出的一些建议，至今仍显出超前的预见性与准确性。如他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游戏规则，值得中国进行研究。美国今后将仍然会信奉自己的这种现实主义与方式，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要改变的事情。事后的近五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实了他的判断。
一位名叫洁克的观众来信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很固执，是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固执。有时候像个孩子，不过也蛮可爱。”
曹先生珍藏着这封邮件，以及其他所有的观众来信。他认为这封信至少接近他所追求的基本的评论员气质。七天的节目下来，所有人都惊奇地发现，曹先生竟然在电视上有这样好的表达能力。
一个良好的表达能力与自我写作是两种层面。曹先生虽然写过专栏文章，做过著名的《亚洲周刊》的副总编辑，但一开始，他的屏幕能力并不能获得称许，如他的紧张，对于镜头本能的闪避，眼神的躲藏。但这七天，对他是一个真实的磨砺，他的思维与表情，几乎得到了快速的整合，这次特别的直播节目把他的时事评论员形象基本上立了起来。
某种程度上，这次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在毫无防备中做出了最佳的表现。
七天的直播成就了曹景行评论员的权威
◎ 曹景行被媒体评为“中国时评第一人”
◎ “曹式评论”开创了中国一种新的电视媒体形式
所有的电视节目形式，都是组合拳与集体的表演。一个人的胜利其实总是与整个团队的力量密不可分。对于一个电视台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人今天说不》直播到第四天时，老板刘长乐与节目组的创意者们判断，克林顿政府很可能要在15日前到中国大使馆进行道歉。这次直播已进行了将近四天，效果已远远超出一个电视节目的容量，各地反响巨大，成为收视一景。单一的新闻报道并不能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整体的完成，他们的想象力已超过了这个节目本身。在克林顿道歉前，他们设想在火上放一点油，为这次活动增加点新的气质，完成一次媒体行为。他们决定举办一台晚会声援全国民众的抗议活动，以此来反映凤凰卫视作为一家华语媒体的价值观。
这个晚会再次体现了凤凰式创意的随机与大家气质。从这个创意到现场演唱会的实施，只有30个小时的时间。而对于老板刘长乐来说，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他对自己领导下的团队信心十足。两个小时都可以成就一档两小时的现场直播节目，足以说明他们也有能力在30个小时内创造出这个奇迹。
这台晚会委托给了时任深圳影视基地总裁的周军先生制作，那时他刚加盟凤凰。这台晚会的创意实施充分展现了他的运作能力。上万人的观众，即时的华侨城超大舞台。还有上百名来自两岸三地不同地区的华语巨星。一切充满简单与可操作的气息，甚至像是拼凑起来的一个即时作品。但现场的愤怒与悲愤却是真实的。这个音乐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来自海内外相当多的人的关注。晚会汇聚了包括著名歌星田震、台湾歌手文章及重金属乐队“梦回唐朝”，还有腾格尔和臧天朔等巨星。用摇滚的形式来反战，在西方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是首次。它是现场气氛惟一的发动机。眼泪、沉重的鼓声、对于美国的反讽和歌手们的悲情，仅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就是一切成功与圆满的法则。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8）
担任现场主持人的窦文涛忆起当初的情景时，说：“现场几乎乱成一锅粥。因为从来没有彩排过，也来不及彩排。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办。台长这时候出现了，他站在高处，说：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然后发表了他惯常的‘战前演讲’：灯光灵不灵、主持人说什么，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上了现场，声音推不上去，不要怕，镜头没有切过去，也不要怕。记住，你是现场惟一的主角，一定要控制现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他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把活练好。’这个风格给大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事实上，那台晚会，老板刘长乐端坐在台前，陪贵宾观看。台长手持对讲机，现场指挥，后台乱成一团，但前台干净有序，几乎看不出痕迹。现场的几个小时，几乎完美地直播出去。
这台晚会与凤凰卫视大容量的连续报道，完成了“一个媒体行为”。这一事件本身，几乎就是某种“行为艺术”的翻版。这就是凤凰卫视做时事与新闻的超人之处，果断而又超越所有人的意料，但主题只有一个，寻找到一切最佳的表达方式。
他们在短短的几天内的作为，使凤凰卫视成为当时事件中最重要的声音来源与评判源地。此后，克林顿赴中国大使馆道歉及赔偿事件走向暗淡与结束，都得到了完满的解读。据消息来源证实，美国驻北京与驻港相关方面呈送给美国的简报中，认为凤凰卫视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则夸张地证实“凤凰卫视在‘对美国说不’的情绪中，超过了所有的亚洲媒体。许多学生上街打着的标语上，所写的就是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名字《中国人今天说不》。而他们用新闻、评述与晚会的形式，表达一个主题的做法，几乎是一个媒体所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但他们做到了，并且达到了控制舆论的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影响了事件的进程，主宰了人们的情绪与思维。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举与不可思议的事件”。
随着事件的渐次深入，许多人开始追看这档由吴小莉主持，曹先生做评论的节目。吴小莉的明星气质与机敏亲和同样成就了她。她在直播中，与邵云环的儿子曹磊联线时，眼含热泪、抑住悲情的形象，触动了无数收看节目的观众。小莉的FANS，追看节目，当然也使她与这档节目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相比之下，曹先生则是用自己的评论引起观众的注意。他对事件的新鲜看法与个性化表达，引起大陆民众相当的兴趣。他的观点往往很快就会决定人们的取向。甚至他一丝不乱的白发、凝重的表情、港人背景，包括他的50岁的履历，都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一些内地报刊在好奇地寻找关于曹景行的一切新闻，甚至他是前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的后代，也被挖掘出来。他的大幅照片刊载在最有影响的国内报章上。谈论时事的人被当成明星，至少在国内，还不太现实。但内地媒体似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榜样。曹先生被观众自发地公认为时事专家，那时候他擅长的部分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这次演练，已让内地公众感到新鲜的力量，以及事实真相的切近是如此不同。
一部分观众因此追看他的节目，甚至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当然，这种收看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一位他的观众评价他：“每次听你的评论，或与一位本地出身，或来自台湾的评论人相比，我的感觉是你的态度要稍稍偏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