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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难料，局势的变化总是会送给他们相当多的题目。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话题更多地集中于台湾。1999年的台湾局势仍处在相当微妙中。台湾式民主的未来成为曹先生重点解读的方向。他的评论从错综的人际、政党斗争的内幕以及阴谋式的谋略出发，生动而又直击要害。在《时事开讲》开播的半年时间里，他讲了不下一半的台湾议题。国际方面，曹先生的话题放在关于东帝汶的未来以及美国为何不出兵这个国家，日本官员对华的一些“误读之恶语”的由来，仍然在变化中的朝韩关系。由《财经论坛》延续下来的热情，使他继续在这个节目里关注财经热点。
这些题目更像是他累积多年的一种爆发。每个题目下面都存有极深的厚度，随手拈来，侃侃而谈。这种角色的转变似乎为他打开了一个水龙头。他的话题总是会随着提问者，拧开水龙头的大小，发出不同的声响。到第二周结束的时候，他已自信地认为：“这个节目站住了，两周挺短的，一般的节目至少要三个月的试播时间。”
缩短这一时间的拐点来自于突然出现的观众来信。
似乎从第一周的时候，设在北京的凤凰卫视国内分公司开始大量地收到专门寄给曹景行的邮件。凤凰网开设的一个反馈信息系统在收到的本周总共四百多封信中，有一半以上讲到这个栏目。一位热心的曹景行的《财经论坛》节目的观众发现了他的新节目与新身份。
他在节目开播的第一周，写来一封感伤的信。他抱怨：“我们曾为《财经论坛》的停播而伤感，亦为电视台的商业短视而担忧……好在《时事开讲》和我们见面了，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兴奋劲儿。但这个子夜时段却成了一个障碍，由于白天有紧张的操盘工作，我不能睡那么晚，只能录下来在第二天早餐时看，一期不落，已成习惯。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启发。譬如你从中央经济工作新闻公报里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得出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是中央‘集体决定’，丝丝入理，脉脉相扣，比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不知高出多少……”但他提出一个几乎所有来信中都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这个节目时间太晚，这几乎成为随后《时事开讲》来信中的一个不变话题。
不了解这个节目起源的观众开始指责凤凰卫视在编排节目上的“不科学”。相当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看性很强的节目会放在这样一个时段。至于更多的来信，则开始夸奖这个栏目。“可以提供相当多的资讯，内地看不到的东西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如陌生的台湾地区，还有我们周边国家的讯息。我们听到了另外的声音，世界还可以这样看。你打开了另外一条我们与世界接轨的路径。”
第二章：孤本（9）
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一封信甚至提出，“曹先生最大的功能是看世界的角度。用西方记者的思路来分析大陆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会这样去看，而我们则认为自己的一套思路是对的。我们不一定赞同所有的西方论点，但却不得不想想，世界主流关注的东西为什么与我们所想的不一致。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
来信更多的像安慰剂。
曹先生觉得自己找到了依据，发现了光顾晚上11点时间段的观众竟是这样一些人。开始时，他们大多数是这个时段电视机前的匆匆过客，偶然路经，但却被吸引。他们是这样一些拥有夜生活的人，大中学校的学生，晚间应酬归来的商人，教授，退休的干部以及许多热心时事的人，还有许多政府高层官员。
当然，在中国，总是有许多你觉得不可能的人群，在关注时事与政治，关注国家的未来或者是国际的局势，他们努力地想看清这个世界。
曹景行觉得这些来信的人，可能正在构织这样一个栏目的未来。他需要观众，如同需要支持。因为这些人才是这个产品的购买者。至少这些来信，帮助高层下定了把这个节目办下去的决心。老板刘长乐把这些信批转给了当事人。他们需要得到鼓励。
吴小莉的正在上升的知名度部分地使这个节目有了另外的形式。1999年的吴小莉正在因为总理朱基的点名提问及数次的大型直播而声名日隆。她的形象也成为凤凰卫视早期的LOGO。与曹景行在《中国人今天说不》事件长达一周的合作，使她与曹先生达到了一定的默契。她的风格也体现在这个节目里。当然，她也在寻找着一种全新的形式。她试图将这个栏目的另外一面表达出来。在初期的《时事开讲》，她的号召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也是她的一个新节目。她的FANS是从追看她时发现这个节目，并且坚持留了下来。
吴小莉在其后所写文章中认为，“曹先生也从早期加盟《锵锵三人行》，来到每晚的《时事开讲》，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舞台。套句窦文涛的话说，‘曹老师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七八份报纸。像个新闻呕吐机，每天把不同的信息倒给大家。
10月份，吴小莉的另外一档节目改版，那会儿她不仅担任《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还有一档专为她打造的《小莉看时事》。《时事开讲》这个每天必有的节目牵扯了她太多的精力。小莉基本上无暇顾及，并渐渐退出了这个栏目。最后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董嘉耀一个人主持的时候，风格则靠向了现在的样子。他静静倾听的姿态与发球者的形象，使这个节目更多地发挥了曹景行的特色。这个节目只有一个主角：评论员。在初期的《时事开讲》以及后来的其他时事评论员的加盟，内容决定了形式。
但最大的奖励则是这个栏目迅速有了赞助商。
2000年，中国最大的烟草行业巨头红塔集团出巨资赞助这个栏目。他们原先的赞助计划只针对另外一个黄金时段的栏目。但它的董事长与经理们在晚间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节目。广告商的敏感往往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调查的结果是，这个栏目的收看者80％以上的人会是男性，而层次则在政商两界主流人群。他们的产品主打的正是这部分消费对象。他们花了近1500万元，给这个栏目定了价。
这笔有可能成为中国电视史上这个时期午夜时段价值最高的一笔广告赞助，几乎宣告了《时事开讲》的成功。
第三章：中间……（1）
曹景行帮蒋经国之子章孝严脱困老兵围殴
◎ 凤凰卫视两岸新闻尺度的拿捏，靠特殊的FEELING与经验的累积
◎ 台湾新闻的评论模式冲击内地“禁区”
台北，曹景行站在台湾民进党中央召开的“中国政策辩论会”场外。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后，他直觉这个以“台独党纲”让两岸都不安的政党即将上台。台湾如果出现首次政党轮替，如何影响两岸，这同样是许多内地观众需要知道的问题。
这是凤凰卫视正式介入台湾新闻的开始。通过这家电视台，内地观众首次看到了这个即将取代国民党百年老店的政党的真影。
这是1998年，曹景行加入凤凰卫视还不到三个月。
两岸政治相当敏感而复杂。人们对于台湾的认识来自于新华社与央视的简短文字。凤凰卫视其时对于台湾的新闻，仍处于试验与观望状态。除了财经新闻，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一直是空白。一直关注着台湾政经走向的曹景行有一次与老板刘长乐闲聊时，提出能否试着在这方面进行一点“试验”。刘长乐同意这个想法，但如何做则要进一步探讨。当时谁也不知道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会有多大的空间，能做成什么样子。但刘长乐同意试试看。
曹景行回忆说：“做台湾新闻是一个渐渐积累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我到了台北，交给了我一个租借来的摄制组，给我一只话筒，我就站到了镜头面前，第一次做采访，做分析。凤凰的胆子真大，我的胆子也蛮大的，就这么开始做台湾新闻。”
曹景行内地生活的经验使他接近了成功，至少在尺度的把握上，没有造成任何麻烦。他在凤凰卫视的首次出镜也显得相当自信。凤凰卫视则找到了开辟台湾新闻的新途径。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只要是真实的台湾场景，就可以吸引他们的关注。
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开幕。曹景行与来自台湾的记者曾静漪合作报道此事。他们租来的一组摄像队本来是拍摄戏剧的，不懂如何拍新闻。当时，争取连任的陈水扁跟国民党对手马英九分在两个地方举办竞选活动，加上新党的一位候选人，共有三个场面需要拍摄，他们一个组，只能分时段采访三个地方。开票那晚，他们把宝压在了马英九竞选总部前面。结果他们拍到了最想要的东西。马英九在竞选中胜出，担任台北市长。
经历了几次台湾新闻的报道，他们渐渐摸索到了做台湾报道的经验。大陆方面并没有负面反应。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高层很在意他们的新闻。这是个好消息。曹景行体会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需求”。如同产品需要顾客一样，在中国，这是个未经开发的市场，或者说，市场早在那里，只是人们缺少真正的产品。而他正在接近这个“产品”。
1999年的夏天，他在台湾经历了一件事，他听到消息，宋楚瑜将要开一个记者会，并和国民党的章孝严先生见面。直觉告诉他，这里面肯定有戏。他临时借了一个摄制组过去。现场非常热闹，摄影师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被其他记者挤来挤去。在饭店入口，章孝严被现场的老兵打了好几下，非常狼狈。曹景行刚好在他身边，用身体挡住后面的人群，让章孝严进去。曹先生说：“要不是我挡住那些老兵，章先生估计还要多挨几拳。”就在这天，宋楚瑜宣布与国民党决裂，自行参选。
曹先生觉得观察台湾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去关注它的选举。这是个最奇特的形式。只要事关选举，他都是一个热心的关注者。选举成为了台湾最有趣的事件，甚至成为全民的游戏。台湾的选举也为《时事开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话题与机会。他们展示这个过程其实有着更深的意味，传达真实的信息才可以让大陆的民众了解真正的台湾。最初的几期讲解下来后，王纪言敏感地提出，直接切入选举事件，容易给大陆的民众以距离感。许多人物与事件，大陆观众还是初次接触。现实的陌生使大家并不能确切地认知这些人物的重量与自己的关系。王纪言提示，一切就从常识说起。讲一件事，要从基础上的ABC开始，从头道来，要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信息，许多观点性的东西最好能在常识的基础上讲清。
第三章：中间……（2）
常识是最重要的通行证。选举是一门学问。曹景行觉得像是开了一门课程，董嘉耀则觉得自己正在上一门台湾问题的研究生课，这门课程的教授是曹景行与其他的嘉宾。这样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于台湾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由于大陆的背景，董嘉耀至今未曾踏足台湾，可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这个机会增加对台湾政情民情的深入研究。这当中他们还做了新的尝试，曹景行在台北现场，白天观察选情，晚上则利用卫星联线，与在香港直播室的董嘉耀做两地开讲。
节目延续到2000年3月份“大选”开幕的时候，《时事开讲》已播出了至少90期的关于台湾选举的前期新闻。他们的说法得到了大陆官方的认可。相当多的观众觉得“发现了一个真实的台湾”。甚至北京的决策层也注意到了这个节目。在关键的几期如曹景行采访台湾相关的媒体人士评介当前的局势与对于两岸关系建言的节目，都被北京对台机构要去录像带研究。这个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他们处理新闻的手法。这种间接的沟通作用，自然也就被台湾方面注意到，台湾的新闻局在组织香港方面的媒体人士观摩选举情况时，把凤凰卫视列入其中，向曹先生发来邀请。
立场其实就在一次次的关于台湾新闻的处理中体现了。早在开始做节目时，老板刘长乐就在提示他们应当如何把握尺度的问题，并拿出原则性意见：“两岸新闻的拿捏的确很难，凤凰新闻尺度的拿捏，靠的是一种特殊的FEELING，这种感觉并不是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而是从泛中华的文化概念，尽量求取两岸三地的平衡，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感觉的判断也是靠经验的累积，很难说得分明。
“两岸三地，不管你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彼此总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华人地区的共性。不管是文化源的追寻，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有助于促使两岸和解、中华民族强盛的事，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求同存异’，凤凰的优势就是积极地在‘求同’领域上下功夫，这是我们的理念。也就是我们的‘卖点’。
“凡是凤凰卫视所做的关于台湾的政治新闻，一定得是主流意见，不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犯错。比如‘一个中国’问题，我们肯定是持整个华人的倾向，坚持‘统一论’，反对‘台独’的。”
许多试验性的做法都是在老板刘长乐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刘长乐认为，作为凤凰卫视来说，对于任何政治新闻，我们是不设限的，但一定切记要立足华人视角，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同时要把握述说时的平衡问题。不论你是引用台湾哪个党派领导人的原话，但最后结论一定要在主流思想上站住脚，恪守在大陆“落地”的法律与规定。
刘长乐制定的一些关于台湾新闻的做法，其实是一个策略性的规定。许多实际的问题都在不断出现的过程中，被细节化了。关于台湾官方人员的称谓，其实就经历了一个过程。如他们对陈水扁、李登辉等人均统一称为“台湾领导人”。但也有许多绕不过去的说法，如“总统府”之类的，他们也就忽略过去了。但这样的称谓却引起了台湾官方的不满，在凤凰卫视落地台湾的问题上，这个细节成为他们拒绝凤凰卫视落地的一个理由。
一些尝试有着精巧的构思，比如大陆批评李登辉的某些讲话时，曹景行往往会请董嘉耀直接将东森新闻上李登辉讲话的实况播放出来。这已是相当震撼的事件。大陆相当多的民众与官员，首次从凤凰卫视上看到了这个被中央政府批评的人的真实面貌。这样的形式其实也是某种空间的拓展。
台湾“大选”64天风雨，曹景行预言台湾政党轮替
◎ 《时事开讲》向内地观众评判台湾式“民主”的全程
2000年3月10日，距台湾“大选”结束还有八天。
曹景行在《时事开讲》节目中，提前宣布了国民党可能下台，民进党将会上台。这个结论引起了坊间哗然。这是在重大问题上从来不轻易下结论的曹景行做出的分析评判。
第三章：中间……（3）
3月份，正是大陆“两会”召开的时候，代表们看到了这个节目。据称当时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但又觉曹景行先生的分析可信度颇高。台湾问题在这次“两会”上得到了空前的关注。总理朱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发出严厉措辞。两岸都在等待结果的出现，对于未来的关注超越了以往。凤凰卫视此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相关的一系列的关于台湾方面的新闻得到了全面的重视。每天的《时事直通车》都会报道台湾“大选”的进展，但深度的分析仍在《时事开讲》。董嘉耀配合曹先生的讲解，剪辑出了许多当天台湾“大选”的片断配
合播放。这些画面的尺度远超过《时事直通车》，几乎就是直接从东森新闻上辑录下来的原音原声。这样的信息配以曹先生的解读，冲击力惊人。
凤凰卫视高层发现了台湾新闻在内地观众中的需求。他们决定系统地关注台湾政治生态的演变，并且将这种观察与分析分成若干篇专题，总冠名为《台湾“大选”之生旦净末丑》，进行主题式的梳理。
16日，曹景行与他的老搭档曾静漪、孙文倩再次来到台湾。凤凰卫视定下了在18日开票当天进行现场直播。这次直播的重要性令人感到非同一般。这是大陆官方与民众获知这一消息的惟一通道。凤凰卫视再次试图通过直播，创造新的收视热点。
曾静漪形容这次选举“给台湾民众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历经的辛劳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大家觉得自己能参与改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