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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即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指发榜）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报矣。”
为了能“金榜题名”，无数读书人依然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曾孙的陪同下，广东顺德县的百岁老人黄章，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参加会试。进入考场时，黄章还特意让曾孙打出“百岁赶场”的灯笼，轰动了整个京师。至于蒲松龄，16岁就考中秀才，但在乡试中他却是“屡战屡败”。直到72岁，他还顶风冒雪去赶考，总算博得了一个“举人”的功名。在悲喜交加之余，他写了一首《蒙朋赐贺》：
“落拓名扬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考场如战场，瞬息万变，有时还会发生一些“乐极生悲”的事情。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武科殿试后，举行隆重的传胪大典，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居然没有来参加。这时，兵部尚书丰绅济伦的脸可就挂不住了，奏请严加处分。最后，还是刚刚即位的道光皇帝“开恩”，没有砍掉他们的脑袋，但是“鸡飞蛋打”，他们的状元、探花还是丢掉了。
读书人苦啊！且不说漫漫长夜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就是那一场场噩梦般的考试也够人受的。例如，乡试和会试都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吃喝拉撒睡全在考棚里，就连大小便也要在棚中“自行解决”。在考场四周，岗哨如林，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出入。对于那些富贵子弟，倒也不用发愁，因为他们可以多带一些补品（如人参）；至于那些寒士，就只能靠干粮充饥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状元李幡，因为出身寒微，殿试时只在篮子里放了36个馒头。在考试时，因为高度紧张，加上疲惫，许多人实在是撑不住，还没有考完，就病倒了，被抬出考场。不过，这一切还是挡不住天下读书人“义无反顾”的脚步！
可叹的科场黑幕
因为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录取率非常低，一些考生就想方设法地作弊。对于那些作弊的考生，清政府的处罚十分严厉：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就要杖100，枷号三个月示众，还要发往边疆充军。
尽管如此，作弊之风依然屡禁不止。2003年2月，在苏州发现了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书，只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个字的考试内容，一粒米就能盖住6个字！
此外，出钱请“枪手”冒名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代人考试的“枪手”，这些“枪手”风险大，报酬也很高，代考一次就可以得到白银30两，如果考中了，还有重谢。
在考场外面，许多人也没闲着，他们积极运作，经常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同乡、拜老师、走后门、打关节，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腐败，主要来自官员。例如，嘉庆六年（1801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亲戚夹带考题；嘉庆十六年（1811年），湖南学政徐松带头倒卖官学名额，还亲自主编了一本“科场宝典”，高价卖给学生；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又出丑闻，主考官、内阁大学士柏葰等人收受贿赂。东窗事发后，咸丰皇帝震怒，柏葰等人被处死，其他官员也受到了严厉处分。
至于科举考试的“头把金交椅”——状元，那更是多少人争夺的“焦点”！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时，翁同龢与孙毓汶都有才学，两家又都是官宦之家，还是“世交”。于是，就在场外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
据说，在殿试前一天，孙毓汶的父亲亲自出马，请翁同龢去他家吃晚饭。碍于“世伯”的面子，翁只好去孙府赴宴。这天晚上，孙毓汶的父亲陪着他聊天，一聊就聊到后半夜，便留翁住下。既来之，则安之，翁同龢也就答应了。哪知道，他刚躺下，门外就有人放鞭炮，而且一放就放到天亮。所以，翁同龢一夜没有休息好，殿试时无精打采。幸亏，他还有点“小聪明”，带了两支人参救急，最后还是考中了状元。从此，翁、孙两家就撕破了脸皮，翁同龢与孙毓汶更是成了政治上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在科举考试时，官员们进行“暗箱操作”，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但他能考中状元，却是仰仗上层人物的幕后活动。原来，张謇的殿试成绩不理想，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朋友，就悄悄给他补上了一处空白，并纠正了一处错误。在阅卷时，张謇的同乡、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想提携他，便仗着自己是“帝师”的特殊身份，经过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提拔”为状元。
有时，就连“皇帝陛下”也难免要搞一点小动作。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新科状元本来是江苏人赵翼。但是，乾隆看后，摇了摇头，说江苏、浙江出的状元太多了，便大笔一挥，将赵翼改成第三名，陕西人王杰白捞了一个状元。
更荒唐的是，最高统治者有时因为迷信而重新决定金榜的排名。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殿试，本来第一名是朱汝珍，第二名是刘春霖。一看第一名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太后就不高兴，因为慈禧害死过“珍”妃；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当时正在海外闹革命的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而刘春霖是直隶肃宁人，正好当时直隶大旱，“春霖”这两个字很吉利。于是，慈禧便“御笔圈定”刘春霖为状元。
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周礼》）为主，这些都是流传了数千年的典籍，题目都是从这些书里出。在考试时，考生要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不允许自由发挥。这样的考试脱离社会实际，势必会“选拔”出许多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的庸才，而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和创新精神的人却被拒之门外。
例如，晚清名臣曾国藩，虽然考中了进士，但在殿试时却名列三甲末等，最后靠走后门才进入翰林院。从后来的表现来看，曾国藩至少算得上“一代能臣”，其才华和功绩远在许多状元、榜眼之上，这岂不是对科举考试的最大讽刺？
特别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科举制度已经是气数已尽。当时，西方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在青灯下抱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四书”、“五经”咬文嚼字。对于这种已经腐朽透顶的科举制度，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开始猛烈地抨击它，最有名的是龚自珍的一首诗：
“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到最后，连最高统治者对科举制度都失去了信心，光绪皇帝就曾掩卷长叹：“这样选拔人才，难怪所学非所用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呼声中，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从此，“金榜题名”永远成为历史。
文人的朋党之争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人知书达礼，应当“识大体”。其实，读书人也是一个“排外意识”很强烈的集团。古人云，“文人相轻”！此话一点都不假，读书人经常是心高气傲，喜欢目空一切，仿佛天下之大，只有他最行。于是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也就少不了了，而且手段毒辣，不见得比那些政客们差。
在排他性上，知识分子总喜欢搞“小集团”、“小圈子”。就像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帮，读书人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小圈子。特别是，这种“小集团”一旦和“权力”沾上边，麻烦就来了。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许多文人可以不问是非黑白，不分青红皂白，攻击异己，庇护同类。到最后，这种“小集团”可能发展到“朋党”的地步，双方往往是斗得不可开交，甚至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就算文人们都是“高风亮节”，一心为国家和老百姓着想，也容易产生矛盾：你说要开疆拓土，张扬国威，他说要休养生息，安定民心；你赞成改革旧制，他却坚持“祖宗之法”；你说要慢慢来，他偏偏说要下猛药……吵来吵去，单纯的意见之争就难免发展成为意气之争，谁也不肯让步，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说话最管用，所以大家都争相讨好这个“最高裁判”，专制帝王乘机拉一派、打一派，将他们都捏在自己手心里。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党争，莫过于北宋后期的新党和旧党之争，起初不论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一心为民，吵来吵去反而变成扰民了，最后竟然让蔡京这个大奸臣浑水摸鱼，当上了宰相，将大宋帝国推向了深渊。
“君子”也结党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局面，使北宋政府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同时，在与辽国、西夏的战争中，北宋也是连吃败仗，被迫向他们缴纳“岁币”，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些士大夫感到必须实行改革，以摆脱困境。于是，一些官员主动上书朝廷，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讥讽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并劝仁宗疏远他。吕夷简勃然大怒，指责范仲淹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下令免去他的“权知开封府事”一职。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人仗义执言，结果都被罢官，但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当时，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呈献给皇帝，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各自有朋；希望仁宗借鉴前朝的兴衰治乱，“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在这里，“真朋”与“伪朋”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改革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眼见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连吕夷简也感到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主动辞职，并推荐范仲淹等人回朝执政。庆历三年（1043年）春，章得象、晏殊出任宰相，贾昌朝、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政治局面为之一新。
当时，宋仁宗也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这年九月，他亲自召见8位中枢大臣，赐座，并请他们畅言军国大事。在宋朝，天子亲自赐座，可是“无上的荣耀”，所以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说话。一个月后，范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宋朝历史上崭新的一幕。在东京汴梁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改革高潮即将到来！
不幸的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范仲淹就享受到了自古以来一切改革家的所有遭遇——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最后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一个“无疾而终”的下场。大宋帝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竟然从一开始就染上了一种凄壮、悲凉的色彩。
论起道德操守，范仲淹当然是没得说。平时，范仲淹做事也相当谨慎，虽然致力于改革事业，但他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至于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更不是什么激进的改革，比如：他提出的“十事”（十条指导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原则上也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的措施上，范仲淹也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例如，为了澄清吏治，他曾修订“磨勘法”和“荫子制”，但也没有对原来的制度一概否定，只不过是对官僚阶层的特权稍加限制罢了。
但是，范仲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虽然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善于玩弄政治手腕，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最麻烦的是，范仲淹和他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在无形之中便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过分的慷慨激昂总会让许多人无法理解，更不用说那些小人们会“嫉妒眼红”！
其实，范仲淹本人也并不欣赏这种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范仲淹看后，很是忧虑，告诉好友韩琦：“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
这时，吕夷简虽然已经致仕，但反对派仍然大有人在，三司使夏竦就是一个“急先锋”。说起来，夏竦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喜欢结交权贵，为人又反复无常。庆历四年（1044年）初，夏竦带头攻击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结党，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对此，仁宗很疑惑：“难道君子也有朋党？”范仲淹毫不畏惧，立即站出来答道：“过去，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勇敢的人自成一党，怯懦的人也自成一党，在朝廷里自然也有正党、邪党之分。如果结党从善，又怎么会危害朝廷呢？”
不过，范仲淹的这番话简直是“对牛谈琴”，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在皇权国家里，专制帝王最害怕的就是“朋党”，因为他们在骨子里相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
同年六月，夏竦又以石介为对象，发起新一轮攻击。这一次，他的手段非常毒辣，竟然伪造了一份废黜宋仁宗的诏书，署上“石介”的大名，并大造谣言：石介的后台是枢密副使富弼，而富弼又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夏竦此举的真正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时代，“图谋废立”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宋仁宗似乎不太相信这份诏书与石介有关，但是人言可畏，也让范仲淹、富弼大为紧张。
就在这时，辽国和西夏发生战争。原来，在宋、夏议和后，西夏国主李元昊志得意满，非常猖狂，辽兴宗担心李元昊从此坐大，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便亲率10万大军讨伐西夏。
面对这种局势，北宋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这时，范仲淹力主增派军队保卫河东，防备辽军的突然袭击，并主动请缨，出任陕西、河东经略安抚使。其实，他这次出京，主要是为了离开汴梁这个“是非之地”，暂时避一避朝廷上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庆历新政”也就夭折了。
在奔赴河东的途中，范仲淹顺道拜访了已经退居林下、安享晚年的吕夷简。吕夷简见到他很奇怪，就问他：“你有什么急事要离开京城？”范仲淹淡淡地答道：“去查看一下陕西、河东两路，事毕即还！”吕夷简急得一跺脚：“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使要处理边事，也是在朝廷里方便，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都不懂啊？”
“姜还是老的辣”！吕夷简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这些话一针见血，说得范仲淹脸色大变。
不久，富弼就被贬为河北宣抚使，改革派的势力大减。这时，反对派的骨干、御史中丞王拱辰得意洋洋，忍不住手舞足蹈，发出了要“一网打尽”的叫嚣。没几天，韩琦也被赶出朝廷，所有改革措施全部被废止。
平心而论，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根本算不上什么重大改革，而且时间很短，可谓“昙花一现”。尽管如此，范仲淹等人仍然无法抵挡汹涌而来的反对浪潮，被迫“逃出”了京师汴梁。
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这么快就会失败呢？除了范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外，宋代士大夫喜欢“意气用事”的毛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自从开国以来，宋朝皇帝实行的一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方针，历行文教，注重德行，士大夫崇尚儒学、名节一时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