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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灵帝时，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皇帝竟然大张旗鼓地卖官鬻爵，就和在市场上卖东西差不多。当时，灵帝在国都洛阳开设了一个名为“西园”的官爵交易所，公开拍卖各种官爵，有高有低。一般，地方官要比京官高一倍，因为地方官可以直接搜刮民脂民膏，比京官的油水大得多。如果有好几个人同时争夺一个官职，就要进行拍卖——竞价投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当然，在出卖官爵时，也要考虑买官人的身份、地位和家庭状况，可以酌情增减：地位高、有威望的人可以减价；社会地位低、名誉不好、家底子厚的人可以加价。例如，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的标价是1000万钱，名士崔烈要购买司徒一职，结果打了5折；曹嵩（曹操的父亲）要买个太尉，因为他是宦官，名声不好，结果价钱涨了10倍，达到1亿钱。
至于那些用钱买来的官儿们，为了把本钱捞回来，当然会掘地三尺，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他们一到任，就来了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升堂办案。所谓“办案”，就是通知原告和被告赶快拿钱来，谁给的钱多，谁就有理，谁就可以打赢官司。于是，颠倒黑白，诬良为盗，草菅人命，把娼妇捧为贞女，将贞女贬为淫妇，等等，无奇不有，一塌糊涂！
一个政权竟然可以公开出售官爵，其腐败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东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汉灵帝昏庸无能，重用宦官，公然告诉百官：“张常侍（指宦官张让）是我父，赵常侍（指宦官赵忠）是我母，你们都得把他们当作父母来孝敬！”
作为“一国之君”，汉灵帝非常贪婪，想方设法地搜罗钱财。当时，他在寝宫里设了好几个大柜，装满奇珍异宝。如果有人进献贡品，他都要亲自过目，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下，他看不上的东西才交给国库。对此，灵帝非但不以为耻，还给这种卑劣的行为起了一个名字：“导行费”。宦官吕强实在看不下去，曾多次规劝，灵帝却把脖子一扬：“朕乃一国之君，就是全部留下也不为过，何况这区区之数！”
由于汉灵帝贪婪无耻，东汉末年的权钱交易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贪污、贿赂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成为人们惟一的“至爱”，而在皇权专制政体下，权力的大小又直接决定了获取金钱的多寡，权力越大，就可以捞到更多的金钱。
于是，全国各地（从繁华的国都洛阳到穷乡僻壤），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他们就像恶虎豺狼一样疯狂地吞噬着民脂民膏。最后，人民实在是活不下去，被迫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揭竿而起，向腐朽的东汉政权发起猛烈冲击！
像这样公开的卖官鬻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比较突出的是西晋。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荒淫无耻，为了中饱私囊，他竟然利用手中的皇权大肆卖官，致使冠盖遍地，王侯如蚁。
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你看寡人和前朝哪位皇帝相似？”刘毅为人刚正不阿，便答道：“陛下与东汉的桓、灵二帝非常相似。”司马炎脸色陡变，悻悻地问：“寡人平定吴国，统一天下，功比天高，你竟然把我比作桓帝、灵帝两个昏君，是何道理？”刘毅冷冷一笑：“桓帝、灵帝之所以是昏君，因为他们卖官鬻爵，陛下不也在这样做吗？何况，桓、灵二帝卖官，钱交国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囊。可见，陛下连桓、灵二帝还不如呢！”司马炎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刘毅推出午门斩首。群臣一见，急忙跪倒求情，司马炎这才“龙恩浩荡”，将刘毅打入天牢。
不过，卖官鬻爵只是权钱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极其简单、易行，但受益者主要是专制帝王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受害者却是广大老百姓，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这个政权土崩瓦解。所以，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帝王不敢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贪污和贿赂，是最普遍的权钱交易形式。特别是贿赂，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权力场”上，腐蚀着皇权专制国家的权力基础，毒化了社会风气，发出一股铜臭气息。
例如，大贪官严嵩倒台时，从他家里抄出“纯金器皿共3185件，重11000余两，玉器共857件，耳坠耳环共267双，布缎绫罗纱共14300余匹，扇柄27300余把，南昌和分宜第宅房店共3300间”。此外，从严嵩家里还抄出了金银象棋好几百副。对此，连明朝人沈德符都大发感叹：本来，对弈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如果拿着一颗颗用纯金浇出来的棋子对弈，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过去，有一则笑话。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任职期间搜括的财宝全部装车运走。最后，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发现末尾那辆车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便问道：“你是谁？”小老头答道：“我是本地的土地爷！”这位官员大惊：“土地爷，我已经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谁知，这位土地爷一脸苦相：“老爷！您把这里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又跟谁？”
这虽然是笑话，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在皇权专制国家里，从上到下，几乎是无官不贪，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是最大的贪污犯。
相对而言，卖官鬻爵是公开进行的，容易受到全社会的谴责，也容易禁止，而贪污、贿赂就不同了：它是在暗地里进行的，不容易被察觉，很难彻底铲除，所以它的危害就更大。
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贿赂的手段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权力。没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出现贪污、贿赂；同时，贪污、贿赂通常也是和权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污、贿赂的数量和几率就会越多。
贪污腐败的总根源——皇权国家体制
对于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在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揭露。那么，这种情况的总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也就是说，官僚们贪污腐败是皇权国家体制的“副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面积的腐败已经升级为“制度性腐败”了，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腐败！
在皇权国家里，官僚的贪污腐败之所以是必然的，主要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两种特殊的关系，一是君臣之间的“虎狼关系”，二是官民之间的“猫鼠关系”。
在君臣关系方面，大思想家韩非有一番“高论”。春秋后期，有一天，齐景公和晏子到海边巡游，回首看着齐国的大好河山，景公不禁大发感慨：“多么美丽的土地啊！将来，它会属于谁呢？”晏子答道：“也许是田氏吧！”景公大惊：“我的国家为什么会归田氏所有？”
这时，晏子就告诉他：田成子努力经营自己的封地，从各方面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使人民“归之如流水”。景公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眼泪：“真是可悲啊！我的国家将归田氏所有，那该怎么办呢？”晏子答道：“只要您近贤才、远小人、缓刑罚、赈贫穷、恤孤寡，多施恩惠，这样民心又会归向于您，纵有10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样？”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这实在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和平竞争”的主张。
对此，韩非却是嗤之以鼻：齐景公“不知用势”，晏子也是愚不可及。他认为，“明主”任用大臣，就和养鸟差不多，必须拔去鸟翅膀下的羽毛；只有这样，才能让鸟儿（臣下）驯服！
此外，韩非又举了一个卫嗣公的例子。有一次，名士如耳去游说卫嗣公。卫嗣公见了如耳，既高兴，又叹气。左右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起用如耳为丞相？卫嗣公却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用百金之马，而不用千金之鹿，是因为马能够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如耳虽有大才，当个丞相当然不在话下，但他胸怀大志，心不在卫国，我怎么能重用他呢？”
看来，专制帝王用人的标准不是有才、无才，而是能否为己所用：能为自己所用，就是“人才”，可以破格提拔；否则，就不是“人才”，不能任用，甚至还要铲除，不留后患。明朝建立后，贵溪名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才子姚润、王漠不肯为朝廷效力，朱元璋大怒，“皆诛而籍其家”。为此，朱元璋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有士大夫不肯为皇帝卖命，就是“化外之人”，可以“诛其身而籍其家。”
于是，在皇权国家里，走后门，讲究“裙带关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汉武帝时，有三个丞相是外戚：窦婴是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田汀悄盖淄跆蟮牡艿埽锖厥俏阑屎蟮慕惴颍坏背淮蠼捕际怯膳杵鸺遥何狼嗍俏阑屎蟮母绺纾羧ゲ∈俏阑屎蠼憬愕乃缴樱罟憷浅桢罘蛉说母绺纾恢劣诓豢梢皇赖幕艄猓蚴腔羧ゲ〉耐敢炷傅堋：撼傻奂次缓螅谝惶炖锓饬�5个舅舅为侯：王潭为平阿侯，王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扁平侯，人称“五侯”。这些人能在政坛上发迹，成为朝廷要人，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裙带关系”。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虽然有点尖刻，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皇权国家人事沉浮中这一重大待征。
更有甚者，为了消磨臣下的野心和贬损臣下的威名，某些专制帝王不惜听任官僚们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这是他们对付臣下的一件“秘密武器”。
例如，萧何是西汉的“第一功臣”。西汉建立后，刘邦就对开国功臣们产生了戒心，所以手握重兵的韩信、彭越、英布相继被送上断头台。这时，有人告诉萧何：“您离灭族不远了！您在关中这么多年，深得民心，现在皇上又多次派人打探您的动静，是担心您会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收点贿赂，广放高利贷，多买点田地，以贬低自己的声望？”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喜：“原来相国（指萧何）也喜欢占小便宜！”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似乎比刘邦还要坦率。为了削去石守信、王审琦等统兵大将的兵权，防止他们篡位，赵匡胤请他们喝酒，说：“光阴苦短，人们之所以你争我夺，无非是想多积累金钱，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子孙后代不至于贫穷。现在，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到那些膏腴之地做官，多买一些歌妓舞女和好的田地、住宅，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竭力削弱臣权，加强君权：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散一切可能的对手的实力，以造就一个绝对强大的皇权；宋太祖削夺统兵将帅的兵权，并建立了一套体制，让各个部门“犬牙相制”，互相制约——“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朱元璋宁肯让自己的家奴——太监掌理内外奏章，甚至代天子“批红”，也要废除丞相，压抑臣权。经过多少代帝王的不懈努力，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加强皇权专制统治。
在皇权体制下，这种特有的君臣关系，必然使得政治永远不能清明。在皇权国家里，官僚机器腐败无能是常态，“贤者苦于掣肘而不得尽其长，不肖者便于推委而籍以分其谤，事之举者转少”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君臣关系支配下，那些关心国事民瘼的有志之士经常受到打压，很难大展宏图，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
与君臣关系类似的是，大小官吏可以支配民众，民众却不能制约官吏。在等级分明的权力金字塔中，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是一条基本原则。在皇权时代，普通民众没有多少政治权利，他们在各级官府和大小官吏面前永远低人一等，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所以，官吏们只要巴结好上司，让上级满意，就可以对下为所欲为。
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有很大的启示。
在皇权体制下，官吏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职权变为特权，变成私利。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王亚南指出：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与专制帝王一样，这些官僚们大耍“两面派”的功夫：一方面，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打出“爱国”、“爱民”的幌子；另一方面，则是大肆贪污腐败，最大限度地实现着各自的私利。在实践中，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手中的任何一项权力贪污受贿：吏部主管官员的考核、升迁，可以卖官；礼部负责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可以出卖考题；刑部可以利用断狱、决人生死之权卖法；兵部也可以运用练兵、发饷之权，甚至利用战争之机大发“国难财”。“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各级官员，乃至师爷、胥吏，也无不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贪污腐化的人，更让专制帝王放心，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容易驾驭，个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人都有“前科”，有把柄捏在皇帝手里，皇帝可以随时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处置他们。
所以，历代帝王虽然也把打击腐败喊得震天响，偶尔也会惩办几个贪官污吏，但只要稍加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人之所以会倒霉，要么是几只“苍蝇”，无足轻重；要么是顶风作案，正好撞到“枪口”上了，更多的是得罪了上级（特别是皇帝），上头正好拿他“祭旗”，杀鸡给猴看！至于那些位高权重的“老虎”，如严嵩、和鳎」芴拔凼芑摺⒘蛹＠劾郏啡私灾灰玫阶ㄖ频弁醯某栊牛医曳ⅲ突帷扳枘媸ヒ狻保挥泻霉映裕坏比唬疤焱巡狻保绻实鄱运堑某栊抛ィ踔敛搜岫裰椋蝗朔⒛眩涂梢越浒獾埂�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会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官僚们只是对上级（主要是皇帝）负责，其权力不受社会、民众的制约，可以绝对支配民众的命运。
在几千年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盼望“明君”出世，“父母官”能够给他们带来阳光雨露，但是，无情的是，人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对此，我们应当从皇权国家体制上寻找原因，而不能单单归咎于皇帝个人。
皇权社会四定律之四：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曾访问延安，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之间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当时，黄炎培谈到了“历史周期律”这个话题：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团体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
在这里，黄炎培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中国皇权社会里，既有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雍乾盛世”的太平盛世，又有作为其对照的“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对此，许多人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所以才大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以二三百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出现盛世的空前繁荣；接着是骄奢淫逸、贪污腐败，大批小农破产、流亡，伴随着某种外患；最后，原子弹大爆炸，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在横扫贪官污吏的同时，将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等到农民战争过去后，新的王朝建立了，皇权国家又在废墟上重建。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陷入了这样一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换汤不换药”：张家王朝衰落了，又有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李家王朝并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很快就走上了张家王朝的老路，先是兴起，接着是繁荣，然后是衰落，再到灭亡，反反复复。在这种乱象纷呈的历史背后，历史周期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无形中支配着中国历史。
古往今来，中国人走的是“循环往复”的同一条路，犹如一股水流长久地迂回在同一条河道里。其实，生活在秦始皇统治下的“黔首”与生活在二行余年后大清朝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饰、装束、用度上有一些差异之外，其生活的实质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其实，黄炎培先生之所以要提出“历史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