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角民工荒愈演愈烈。）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8…03…05 11：27
刘永好谈猪肉涨价牵动总理心弦sina 2008年03月05日03：08 第一财经日报
颜剑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昨天很开心，因为他在新一届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议的发言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表扬。
会上，刘永好向温总理谈起了猪肉涨价。他对总理描述，农村是“身强力壮去打工，精兵能人去创业”，有2。5亿人离开农村，他们从前是农民，现在却成了农业的消费者，农产品价格因而上涨。
（这个观点……似乎是事实，但是是政府引导农民工进程当廉价劳动力的，不然创造不了这么多gdp，也赚不回来如此多的外汇储备，最后这些新时代的包身工还要承担物价上涨的负担，怪不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过年回家后就不出来打工了，怪不得珠三角民工荒愈演愈烈。）
引用此评论
10 楼刘建斌化工98 （9660816） QQMail_REFER_SPLIT 在 2008年3月5日（星期三） 上午09：16 写道：
李小琳委员称煤炭涨价致很多电力机组关闭sina 2008年03月05日03：24 大众网…齐鲁晚报
3月4日下午，政协委员们分组讨论刚刚结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董事长李小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李小琳谈起电力行业在此次南方雪灾之后所应进行的反思、电价调整等焦点问题。在谈及父亲李鹏的近况时，她说，父亲“很爱学习，很健康”。
雪灾之后
电力需深思
刚一开始采访，记者就抛出了南方雪灾这个沉重的话题。李小琳回答说：“在此次雪灾抢险工作中，到处都充满着人间真情、温情，电力行业也尽到了职责。但电力行业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协调的地方，需要冷静地深思。”
当被问到中国电力此次损失了多少时，李小琳巧妙地回答：“这次在雪灾中受损失的不光是公司，社会损失更大。我们在湖南、湖北、江西都有发电厂，都受到了损失。但我们已经把损失降到最低。”
高能耗行业
电价应上调
在被问及电价是否会调整时，李小琳先诉了一会儿苦：“现在国家70％的电力是火电，中国电力也主要是火电，上游产业是煤炭，可现在煤炭是市场价格，涨得厉害，而电价仍然是计划价格。因为煤炭涨价，公司很多机组都已经关闭。”
李小琳说，现在公司70％的成本都花在煤炭上涨上，如果上市公司能有12个亿的利润，受煤炭上涨影响就会下滑5个亿。
李小琳表示，此次她的提案是有关煤电一体化的。李小琳建议，应启用煤电联动机制，煤价上涨，电价也应有所调整，在居民区、农业区可以不调整电价，但应该对高能耗行业提高电价，这既能控制高能耗企业的发展，又能使电价更加合理化。
李小琳还表示，为了降低因煤炭价格上涨而带来的影响，电力公司正在考虑煤电联营，她笑称：“最近经常跑到煤矿去。”在记者问到中国电力是否会收购煤矿的问题时，李小琳说：“可能会采用股权合作、合作开发等形式。如果用煤量占到煤矿的70％以上，就要考虑与煤矿合作，合作煤矿应该考虑到地域上的便利。”
（总理一家人都是电力方面的人才。）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8…03…05 11：29
删帖挺无耻，我敢贴，你怕什么，大不了我去国安局交代吗。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8…03…09 19：37
中国青年报：对贪官的审计结果需要贪官批准吗
2008年03月08日 15：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 大 中 小】 【留言】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
2008年2月27日，国家审计署发布了2008年第2号公告《18省市收费公路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调查》指出，16省（市）违规设立的公路收费站，至2005年年底，共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
《调查》中说，截至2005年年底，仅北京、河北等18个省（市），收费公路总里程13。31万公里，约占全国收费公路总里程的70％，累计征收通行费5100亿元。
如果以此为基数计算，中国收费公路的总里程超过了22。6万公里，而这还是2005年年底的数字。2008年，高速增长中国收费公路的总里程，应当已超过30万公里。
而除中国之外，全世界收费公路总里程才4万公里。也就是说，中国收费公路的总里程是全世界收费公路总里程总和的7．5倍。这个数字够吓人的。
该《调查》首先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2005年的审计结果，到2008年2月27日才公布于世？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多如牛毛的、违规设立的公路收费站，中国又新增加了多少？又多收了多少钱？又养肥了多少贪官污吏？
这就难怪在中国已落网的长长的部局级贪官污吏名单中，交通厅（局）长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贪污金额无人能比，屡创新高。
对于这件事，国家审计署发言人、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潘晓军作出的解释是，18省（市）收费公路审计工作于2006年底结束。但是与交通部及18个省（市）的有关部门沟通，需要一定的时间。尤其是整改审计所发现的问题，所需要时间比较长。除此以外，审计公告对外披露要走严格的程序，其起草到公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潘晓军对此事的解释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件事：审计结果的公布是如此之艰难，审计结果的公布不但必须得到审计对象的同意，还要等待审计所发现的问题的整改有了结果，才能公布。
由此而让人产生的疑问是：如果在国家审计中发现贪官，还必须得到贪官所在单位的同意，才能公示于世吗？如果贪官本人便是所在单位的“一把手”呢？
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审计“纪律”？
是担心审计结果会对违法乱纪的审计对象有压力吗？是担心审计结果会对违法乱纪的政府机关法人犯罪有太大的威慑力吗？对于违法违纪的政府机关法人犯罪，以及这些部门的贪官污吏们，我们应该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宽容，并期待他们自己幡然悔悟，自己来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吗？
这样的审计工作纪律，大大地磨钝了审计之剑。
对于审计之剑，我们该担心的是它太锋利，还是该担心它太迟钝？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8…03…09 19：55
目前两会的代表，大家可以看看都是什么人，我看主要的构成就是：大官（各部门负责人、地方政府负责人）、大款（国有企业高管、民营企业老板）、大腕（演艺明星）。
人民代表，应该是可以代表大部分人、至少是一部分人利益的。目前的这些代表，是不是太集中了一些？他们能关心社会底层吗？能关心社会大众的利益吗？
我不是不相信这些人的人品，我只是怕这些人并不了解民间疾苦。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8…03…09 21：13
天涯上的文章，顺便转一下：
————————————————————————————————————
按：在刘苏里兄的博文《这样的消息听听也无妨》提到陈志武教授的这篇《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故特找来看看。在北大光华楼听过陈志武的一次讲座，他认为金融的发展将导致中国孝道文化的终结。
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
作者：陈志武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 “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 （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