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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1。里头那个坏小孩
我两岁的大儿子的道德体系再简单不过，它立足于原始的情绪之上。
〃轮到我玩了！〃他对着刚刚爬上秋千的小孩大喊。
〃这是我的！〃他警告他的婴儿弟弟，并将玩具夺走。
〃我不要！〃在我艰难地帮他穿好尿布时他说，才不在乎沙发是否会被尿湿。
〃我也要！〃他看到他爸爸用尖利的刀子切洋葱，羡慕地大喊大叫着。
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出于互惠、所有权、责任和谨慎而用心思考、琢磨的痕迹。对他来说，正义之路坦荡而单纯——正义就是心想事成。
他在批评他人的过错时，也全然不顾他人的窘迫。
〃格瑞塔坏坏！〃他看见他的3岁大的朋友将晚餐丢到房间的另一头时说道。
格瑞塔的妈妈耐心地对我儿子解释格瑞塔其实并不坏，她只是因为又累又饿而且兴奋过度才干了坏事。但是，我儿子显然并未接受这一解释。〃格瑞塔坏坏！〃他坚持道。思考片刻，他又开始叫道：〃格瑞塔坏坏！格瑞塔坏坏！格瑞塔坏坏！〃为了强调餐桌上不允许任何没规矩的行为，他除了一再重复这句话之外，别的什么都没说，直到我们回家为止。
当然，我期待在身为父母的我们为他树立的好榜样的影响下，儿子终有一日能够摆脱，或至少知道如何隐藏他那原始而又唯我的道德观。成人有时有点像幼稚孩童，成熟的道德观底下其实还潜藏着偏颇与不公。我们对他人的处境漠不关心，时常有如年轻法官般武断地得出〃格瑞塔坏坏！〃的结论。但一旦主客易位，当自己的处境变得困难而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时，我们的行为就会变得和两岁大的〃坏〃小孩一样善变。
第三部分 2。不道德的道德观
情绪在道德谴责或赞许中，扮演着不易察觉却颇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成人身上表现得并没有小孩那样显著。看似高尚的道德判断乃源自于我们当下的反应或道德直觉。当我们需要做出道德判断时，时常会先察觉到原始的情绪。虽然单凭情绪即可做出相应的道德判断，但我们也会运用理性来诠释和证明自己的道德判断（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所见，大脑也擅于运用偏颇的证据和论证来支持其观点）。我们的大脑为此创造了一个令人满意但虚假的印象，引导我们相信道德判断乃立足于理性之上，而非〃可恶〃、〃唉呦〃和〃讨厌〃等简单的情绪化反应。
感谢情绪化大脑的聪明掩饰，它让我们不论在自己或他人眼中看来，都是在形成道德判断之前而非之后，熟练地运用理性来判断事情的对错。但是，一旦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实我们的直觉反应时，我们并非以理性思考来形成道德判断。举例来说，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要求大学生解释他们对利用家犬的自愿协助来满足性欲的男人的道德谴责。根据〃只要没人受到伤害，没什么不可以〃的西方道德准则，这位男人和他的宠物互相取悦的行为或许有碍观瞻，但根据西方的道德准则却无可厚非。这正是为何许多学生发现难以用合理的理由解释自己的恶心反应，而只能目瞪口呆的原因。〃嗯，我只是，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猜（停顿半天），我不常思考这种事情（笑），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只是（停顿半天），嗯……〃这是某位学生对为何她认为这位男人要受到谴责所做出的解释。我们所感受到的不适和憎恶，和我们所接受的道德架构并非处处相容。如果我们在意的是合乎情理的道德观，那么未经思考的道德直觉对我们所做出的道德判断影响并不大。
情绪还会以另一种方式阻挠我们做出公正的判断。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由某个事件所引起的情绪，可能被误植到另一个判断程序中去，形成对另一事件的观点。（还记得那些因为收到礼物而心情愉快并因此打高分的顾客吗？）很不幸地，情绪的这种干扰效应也会在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时发生，使得我们的道德判断深受这种偏见的影响。比方说，在某个研究愤怒所带来的干扰效应的实验里，研究人员让第一组受试者观看某位青少年无故被殴打的影片，借此激起受试者的愤怒。第二组受试者则观看各种色块在银幕上相互追逐嬉闹。之后，所有的受试者皆被要求对一连串意外疏失案例进行道德判断。举例来说，受试者必须回答下列关于某位忘记检查人行道铺设安全的工头的问题。这位工头应该为人行道铺设不周，导致路人跌断手脚承担多少责任？他应该赔偿受伤的路人多少钱？情绪仍沉浸在影片中的受试者，面对这些问题时自己也变得激愤。同其他心平气和的受试者相比，感到气愤的受试者对失职者的责难较为严苛，而要求给予的惩罚也较严厉。
这并非激动鲁莽的大脑使我们失去理性的唯一方式。因愤怒而看不清事情真相，对于我们在面对道德两难困境时认清不同道德情境的微妙差异并没有任何帮助。只要把上述的意外疏失实验案例，加入更加复杂的情境因素形成其他案例，我们即可对此作更细致的分析。
比方说，那位工头并未被告知离开工地时应如何检查人行道的铺设是否安全。况且，他已经值完当天的班，并知道这个工程赚不到钱，所以即便自己多花时间检查也领不到加班费。冷静的受试者就能将这类因素一并纳入考虑的范围，意识到这些情有可原的因素足以减轻被告应得的惩罚。相比之下，愤慨的受试者则不负责任地忽视这些因素，有失偏颇地坚持所谓的正义判断。
然而，因怒火中烧所引起的道德判断偏差并非不可避免。在做出道德判断之前，某些愤慨的受试者被事先告知，某位研究人员随后将询问他们据以形成判断的理由。这些受试者了解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判断提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衡量被告的责任时，其判断同冷静的受试者给予被告的惩罚相去不远。
我们能在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道德判断负责时，尽力避免冲动情绪的干扰效应，这令人感到欣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只有在了解到自己的名声可能受损时，才能将情绪排除在道德判断之外，这也着实令人担忧。
我们的道德判断还受到了〃世界是正义的〃这一坚定信念的影响。表面看来，我们会同情世上无数的无辜受害者的不幸遭遇。但是，我们面对这些无辜受害者时实际抱持的态度，却戳破了我们道德高尚的面具。当我的大儿子还是个婴儿时，我带他外出散步时遇到一位邻居，她已是3个孙儿的祖母。如果她的孙女未在3年前因白血病夭折的话，那天本是她孙女的10岁生日。这位邻居对我们诉说着有关她孙女的伤心往事，包括病魔的折磨、癌症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和孩子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孩子母亲的绝望。在聆听这段悲伤的往事时，针对那位失去爱女的母亲的责难不断从我的脑海里冒出，并强烈地冲击着我的意识：〃她绝对没有让小孩吃母乳〃〃她一定是喂小孩吃垃圾食品〃甚至〃她肯定让小孩靠电视太近〃……尽管我知道这些想法毫无依据而且毫不理性，但它们仍然不断袭来。这位母亲的伤痛背后所隐含的不祥暗示——〃你的小孩也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实在令人焦虑不安，我那不道德的大脑，因此以责备那位母亲为手段，来应付这个威胁。〃这都是她的错〃〃她自作自受〃〃她没有尽到为人母应尽的义务〃……在这些毁谤里，最能让我得到安慰的，当然就是：〃我不必担心，这样的不幸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第三部分 3。双重标准
面对被命运捉弄的苦命人，我们挣扎着拒绝接受〃人生是残忍的〃这一定论。如果我们不能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没办法替他们寻求补偿，或不能帮助他们卸下重担，那么我们只好屈服在另一个易于接受的信念之下。我们只能说服自己，这些人的不幸都是自作自受。我们迫切希望世界是正义公平的（因为若不如此，我们也可能会莫名地失去我们的工作、家庭、健康、理智和小孩），并因此创造出〃恶有恶报〃这种抚慰人心的妄想与臆测。
一系列研究我们对他人的观感如何因为目击他人遭遇苦难而发生转变的实验，证实了我们深信世界必然存在正义。在这个实验里，研究人员带领受试者鱼贯进入大厅，并告知他们将在闭路电视上观看另一位受试者的学习实验过程，他们的任务是评量这位受试者的行为。
一位被称为史都华医生的研究人员随后到达现场，他将某位受试者带离观众席，同时告知所有受试者，下个阶段的学习实验将会采用强力的电击来惩罚学习中出现失误的受试者。这位不幸的受试者于是有如待宰羔羊般地被带离大厅，不久后旁观的受试者即在电视上看见刚被带离的受试者身上接满了电极。每当这位受试者在学习实验的过程里出了错，实验者即以电击来督促她学习。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事实上这位不幸的受试者是研究人员的助手，旁观者看到的电视影像则是来自预先录好的录影带。研究人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受试者的学习情况，那只是用来骗取旁观者观看他人受苦的手段。在旁观者观看录影带之前，实验者向旁观者介绍了第一轮电击后受害者将面对的情况。例如，旁观者被告知受害者将得到（依可容忍的程度排列）零报酬、微薄的报酬或丰厚的报酬，作为参与实验的奖励。而在另一个更令人不快的版本里，旁观者被告知受害者将在第二阶段的实验中遭受更多的电击。在最极端的版本里，旁观者被告知受试者必须接受电击，才能领取到奖金。受试者在得知自己将遭受电击时，表示她感到害怕，并请求退出实验。一丝不苟的史都华医生并不为所动，还告诉她如果她退出实验，旁观的受试者将不能领取参与实验的奖金。最后，受害者因为旁观者的缘故，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继续参与接下来的实验。
在观看学习实验的影片后（对同情受害者的旁观者来说，这显然是一段相当痛苦的经历），旁观者必须评价受害者的人格。所有旁观者看的都是同一部受害者参与学习实验的影片。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受害者人格的判定，会随着受害者的假定命运而改变。值得注意并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受害者拿到的奖赏越少（换句话说，实验越不符合正义），旁观者越不同情受害者，并更加鄙视将继续接受第二轮电击的受害者。那么，那位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烈女呢？我只能很遗憾地说，她是最被瞧不起的一位。
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一个人的不幸会因不应得的谴责而变得更加不幸，这的确令人不寒而栗。可以证明这个结论的证据顺手拈来，我们不需花费太多功夫即可找到。为什么在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新奥尔良市之后，四处流传着众多毫无事实根据的暴力和犯罪谣言？这是因为相信善恶报应更容易接受吗？没有人愿意想象老弱妇孺被困在废弃城市的景象——假设被遗弃在城里的都是些地痞流氓，这才不至于触伤我们脆弱的心弦。
不道德的大脑不仅满足了我们这种〃人生是公正而安全的〃怯懦心理的需求，它还能协助维持我们的道德优越感。充当业余心理学家的大脑，时刻留意是否需要采用双重标准揣测他人行为背后的缘由。例如，我们倾向于谴责他人的人格来解释其过错。这乍看之下十分合理，但不妨回顾一下我们以各种借口粉饰过失的频率。我们并非因为欠缺周全的计划安排而拖延工作，一切都是因为意外或急事。我们算不得粗鲁且易怒——唯有圣人才不会因为累人的漫漫长日而心浮气躁。同时，我们也不是因为自私和冷漠才迟迟未将钱捐给慈善机构，只是因为其他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当我们的表现不如预期时，以客观环境不允许为由来敷衍搪塞，可以让我们免于得出自己其实既无能又无情的残酷结论。
我们是否也会以同等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缺失时，总会发现客观环境不利于我们展现无穷的潜力、端正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奇怪的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他人的处境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极为关注，对他人的处境却漠不关心。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当受试者被要求预测何时可完成实验者交付的作业时，往往未将过去未能准时完成作业的因素一并纳入考虑范围。我们习惯将过去未能准时完成作业归咎于无法预料或不可抗的因素，这种倾向让我们满怀自信，确信自己这次必定可以准时完成任务。但换做预测他人何时可完成任务时，过去的失败经历则突然变得不容忽视。
在同一个实验里，已经知道其他学生之前未能准时完成作业的受试者，对这些学生这次何时能完成作业的预测显得较为保守谨慎。受试者把这些学生视为积习难改之辈，因而纷纷延长了他们完成作业所需的时间。总而言之，我们的货轮晚点是因为情境之浪，他人的邮轮则是出于怠慢之心而迟迟不入港。
在这种种以自欺和伪善为研究主题的实验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性的光明面：我们愿意将仅适于解释自我行为的宽容心态，沿用到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能以比对待自己更为宽容的态度，包容伴侣的行为（这也许正如某位爱挖苦人的两性专家所言：〃爱上不寻常的人永远比爱上不正常的人有面子〃）。这种对伴侣的体贴入微，似乎是维持幸福关系的关键。相比之下，在离婚边缘徘徊的夫妻，不但认为自己比另一半更有道德，而且还以最苛刻的怀疑态度看待另一半的举动。不论对方再怎么体贴，他们也会无理地予以斥责。即便夫妻双方对其婚姻尚属满意，也有可能在某一特定的瞬间关系变得紧张。例如，当夫妻双方分开接受以婚姻中的冲突为主题的访谈时，他们会各自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辩解，通过描述争执发生时的情境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正如在学校操场四处皆是〃老师，他先打我〃的哭叫声一般，尽管夫妻二人争辩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几乎每个人都宣称错在对方。我们完全忽视了足以证明对方清白的证据，夫妻见面犹如冤家碰头。
我们评价他人时，亦如评价自己一般带着善意。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将手臂伸入装有冰水的桶子里，并告知受试者只要持续把手臂浸在冰水里，每过一分钟研究人员就会捐出5角美金。受试者随后必须评估自己对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受试者一面擦干冻僵的手臂，一面依据他们对协助慈善机构的期望程度，而非为慈善机构赚来的实际金额，衡量他们的贡献。受试者依据自己预期完成的目标，而非自己实际完成的结果，高估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心中的善意，但我们却无法看清他人心中的意图，因此容易在评价他人的行为时忽略了其行为背后的意图。对我们而言，自己的善意总是比他人的善意更具价值。上述实验里的另一组受试者只需在一旁观看其他受试者为慈善事业牺牲奉献，而对其动机毫无兴趣。当被要求评判其他受试者的慈善贡献时，这些旁观者对做出奉献的受试者的善意毫不关心，完全依据结果进行判断。而即使是接受过主的祝福的夫妻也难以将彼此的动机纳入各自的看法中。上述接受访谈的夫妻，强调自己善意的几率比强调对方善意的几率，高出4倍之多。
第三部分 4。服从权威
我们沉溺于沾沾自喜，习惯了忽视他人，并由此创造出〃我比你优秀〃这种让自己备感愉悦的假象。正如社会心理学家设计的种种实验所示，道德准则在权威的面前其实不堪一击。作为心理学研究史上最著名的里程碑之一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MilgramObedienceStudies），即向我们证实了社会权威对行为的控制力。
在最初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里，40位普通的男性（包括老师、工程师和工人等）在耶鲁大学参加有关记忆和学习的实验。受试者被告知在这个以〃惩罚对学习所产生的影响〃为研究主题的实验里，他们将与另一位受试者配对，分别扮演教学者和学习者的角色。通过动了手脚的抽签过程，毫不知情的受试者被指派为教学者，而另一位受试者（实验共谋者）则被指派为学习者。
这个丑恶的实验所设计的用于蒙骗旁观的受试者的种种细节令人瞠目结舌。首先，实验共谋者被绑在电椅上（旁观的受试者被告知这是为了防止逃跑），手腕接上电极，电极下再涂上导电膏（以防止水泡和烧伤）。随后，真正的受试者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并被告知其任务就是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