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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犹太人，这个商业队伍中最大的群体是“萨拉森人”，多半指今天的阿拉伯人，有时候也指“穆斯林”——严格地说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从书中的描述看，印度港口城市的阿拉伯人更多，所以他们之间的文明交流就更可想见一斑。
泉州在今天是国际著名的也是罕见的古代宗教“博物馆”，几乎每一种古代宗教都可以在今天的泉州发现其遗留踪迹，甚至印度教和摩尼教，这印证了泉州作为一个国际大港的真实历史。2001年在泉州南城门德济门考古挖掘出一枚抱鼓石，首次发现属于犹太人“大卫星”的“六角星”图案浮雕，估计是泉州宋元时期或更早的犹太教抱鼓石。由于此石较大，所以可以推想当时的犹太教堂也很宏大。该抱鼓石为白花岗岩石质，高六十五厘米，宽六十三厘米，厚四十一厘米，双面螺旋纹，正面有宽带缠枝花纹，呈半圆形状。据说此物现存泉州南建博物馆，它成为本书成立的部分证据。
从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经商时都会避开民族与宗教之争，商业归商业的理念很明确，所以犹太人雅各的船队里充斥着其他的民族和具有其他信仰的船员。雅各的主业是贸易，只要他的仆人是个工作好手，他并不过问他们的民族与出身。他认为犹太教是宽容的。雅各的仆人中就有基督教徒，他赞扬他们忠实可靠。我想起有些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考古发现，说那里曾经有过的人种与民族混杂，本地人明显有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特征——这是从一些文字语言以及他们名字的石刻上判断出来的，时间大约为2000多年前。从雅各的商业船队看那些各民族杂居也是可信的。在世界各地的商贸活动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民族或宗教外，还有一些“法兰克”人的参与，他们实际上接近今天的日耳曼人。
书中有无数令我意外的发现与事实，雅各在书中提到他回程路过埃塞俄比亚附近的一个小岛，那里居住着一些黑色人种的犹太人，他们说不清自己的来源，起码在公元前就已经存在于那里。雅各简单地判断他们是“失落的以色列人”。现在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个被证实的事实，在大约10年前以色列国从埃塞俄比亚接走了两批犹太黑人。至于这批人的来源众说纷纭，对此我也有我自己的总结与结论，并在《锁定红海》中加以论述。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雅各的记述让我更加惊讶：
“中国（Sinim）的土地上有很多犹太人是在亚伯拉罕（Abraam）、以撒（Isaac）、雅各（Jacob）等我们的祖先时代就已到达此地①……由于在中国人中间待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他们的容貌，他们的习俗和名字都已改变，以至很难把这些人与城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与蛮子人②有同样的皮肤、眼睛、鼻子和同样颜色的头发，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清楚的语言进行祷告，因为那种语言是由中国（Sinim）语和一些我们所说的语言构成的，但是说的方式很奇怪。他们的《托拉》也是这样，所有的经文都是用蛮子文字写成的，然而里面夹杂着整段我们的语言，以至他们也不能看懂。”
“他们中间还有一张完全用我们的语言书写成的有关律法的羊皮卷轴，但是除了他们的拉比……他们中没有人能读懂它……然而，他们依然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对我们语言中的施玛篇（Shema）还是能理解的，他们的包皮在出生后第8天以前要割除，他们也遵循食物纯洁性方面的规定。”
“他们说，在中国（Sinim）的土地上，有数以万计的中国犹太人，像在辛迦兰（Sinchalan）、Penlian、行在（Chinscie，可能指杭州）、苏州（Suciu），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因此，在开封（Chaifen）的会堂里有Maccabees和Sirach之子的逸书，……我想那会是真的。在辛迦兰，犹太人非常多，很久以前很多人与萨拉森人、基督教徒、印度拜火教一起遭到一个叫白巢（Baiciu，原书解释为“即黄巢”）的人的屠杀。”
“在苏州，有40个犹太家庭住在这个城市北面的齐门……在行在，犹太人住在城东……有二百多个家庭。在刺桐，他们住在四宫区……”
“在整个中国，也就是说包括契丹与蛮子①，犹太人身上并没有佩带标记。他们获得了很大荣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富，而且由于他们学识广博、医道高明及其他各种高超的技艺。另外，可以看出，蛮子人从犹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中国船的比例也与挪亚方舟一样。另外，犹太人而不是基督教徒持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一个人不可以入墓穴，不可以触摸尸体和死者的骨头，在中国人中间，那也是亵渎神灵而被禁止的事情，当然准备去埋葬那个尸体或者为了查明疾病的原因以免别人生病是可以例外。”
“此外，像我上面所写的，尽管鞑靼人肯定不是来自以色列的支派，然而，当他们成为整个世界其他各地区的主人时，他们不是也称自己的君主为‘汗’（Cane）吗？‘汗’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写作‘Kanah’，意思是成为了拥有者。”②
一位“光明之城的士子”还对雅各说 ：“在下也知道，亚伯拉罕是你们信仰的创造者，亚伯拉罕之后是摩西。在汉明帝（MIGTI）时代，我们称摩西的追随者为大秦国（Tachincho），后来又称作西胡（Ciuhu）。这些摩西的追随者从西域（Siiui）来到我们的土地上。但是也有人说，他们甚至是在周朝（Ciou）就已经来了。也有人说，西胡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是同样的人，难以相互区别”③。
对于周朝就有犹太人（摩西的追随者）来到中国的说法我尤其关注。所有这些资料的累计，要么是历史事实，要么说明了这本书的作者“大卫”起码是个“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潜在支持者。
尽管泉州士子以及雅各都没有像我一样具体说出夏、商、周由外来贸易殖民者建立，并且也没有以《圣经》（旧约）作为根据提出犹太人与“三代”之间的特殊关系，但他们指出希伯来人在那样早的时期到过中国肯定有一定的依据，或传说，或家谱记载，或学术研究。中国人是什么时候中断这个记载与传说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传说只限于泉州这个当时的南方国际城市？是犹太人告诉他们的吗？这些疑问是我急需了解的，但遗憾的是雅各对这样的话题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对这个话题匆匆一笔带过，就继续滔滔不绝地宣讲宗教与真理了。
1273年初雅各离开泉州不久，泉州即沦陷为“鞑靼人”的统治之下，南宋则于1279年彻底灭亡。“鞑靼人”的政府中充满了“萨拉森人”、回民，甚至有犹太人。假如我们客观一些，会发现那个时代是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尽管混乱，却也生机勃勃。有人说，中国的封闭是从明朝开始的，谁知道呢，起码郑和能够下西洋之前还不能这么说吧。我曾经认为中国的封闭是因为天然的自然条件，因为地理上的封闭造成了民族性上的封闭，在1970年前后的许多年里，中国几乎完全与外界彻底隔绝。现在看应该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地理的封闭带动东亚人的保守性格。
当时的泉州在雅各的眼中充满了混乱与罪恶，那是大战前夜的惶惶不安，但在雅各看来也是“偶像崇拜者”的必然——雅各把犹太教之外的一切宗教皆看做偶像崇拜者。
在雅各的笔下，泉州的“主战派”与“主和派”曾经发生激烈辩论，主战派为一些老年传统儒生，主和派是一些新兴的商业富豪。雅各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学者多次被邀请参加当地人的宴会与重大问题的讨论。他奇怪地一直坚定站在儒生一边，而儒生也对他的学识敬佩不已。这可能与我的另外一个推论不谋而合，我一直认为儒的根源在犹太教，所以他们天生具有更多的精神一致性。雅各在复杂混乱的局势中与各派势力交流和辩论。当他即将离开时，儒生这派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自己则被勒令日落前必须离开中国，他亲眼看到他最景仰的老儒和朋友古道白被刺杀，遭到“不幸”；他自己则是在许多人的奋力保护下逃脱了厄运。
雅各认为，他假如不离开中国有可能成为那里的“君主”、“国王”。他对此并没有足够的铺垫与解释，连编译者大卫都认为他是在吹牛，说他是个过于自负的人。按照逻辑看，尽管雅各言过其实，或许他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第一，南宋正在面临倾覆，实际上整个国家已经没有真正的统治者，谁都有可能在混乱中称雄；第二，我们以今天的状态去推测昨天的泉州是不正确的；今人无法想象一个外国人在泉州能够当上市长，但在宋元交替之际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外来的“色目人”（即眼睛有颜色的人）很快就成为中国元朝的贵族，作为犹太人的雅各是有这个优势的；第三，他特别富有，这给他建立了一定的信誉与社会地位基础，他的学识尽管遭到一派的反对，但他已经是泉州有影响力的学者；第四，当时泉州似乎已经处于失控状态，他在一个两派参与的政治会议中倡议选举出三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城市的领袖，而他说的“君主”很可能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城市“领袖”。只是他夸大其词，把一个城市形容为一个“国家”，所以才会夸口说他本来是可以成为“中国的国王”。当时的意大利充斥着一些小型的城邦国家，假如他把泉州类比于意大利的格局，他确实可以说他是有希望当上“中国的国王”的。雅各后来为失掉这个机会惋惜不已。
假如这本书叙述的是历史事实，并且一个犹太人可能成为中国某个城市或区域的领袖，作为人类学的借鉴也是有价值的。我们也不难发现，同样条件下，夏、商、周时期由个别外来贸易者充当首领建立小型王朝也就顺理成章起来。而我的猜想主题又恰好是推论过夏、商、周三代的首领都与亚伯拉罕的后人有关，所以发现这个案例的惊喜可想而知。
唯一让我从直觉上起疑的是书后部充斥的大量辩论，他们既不太像今天中国人能够想象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南宋时期的中国人思想开放程度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甚至已经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萌芽，在那些人当中“正义”、“公平”、“自由的权利”等概念似乎已经深入人心。马上又打消了我的疑问的是，那一切发生在700年前的国际港口城市泉州，那是中国沿海位居第一的国际性大港。泉州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特例。尤其是宋元交替时期的泉州，它应该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之外，应该与意大利欧洲思想接近才应该。假如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是伪造，就要给予它特殊的理解，直到这个文本被证实或证伪的那一天。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读《利玛窦中国札记》（1）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①
我看到一个考古专业的人在他的私人博客里批评我说：“苏三主要采用的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索中国文明源，看来苏三对于考古或者中国文献并无很深的修养。”我得说他的判断很准确，而且很客观。他也提出了一个我的一个特色，阅读类似《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样的文献就更显示出我的“社会学”用意。我认为中国考古界在以往太少使用社会学方法来推测史前，所以我大量使用类似文献，不但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而且对于并不习惯这一方法的人来说更多是一种“牵强附会”。或许双方都有改变思维方式的必要？
神甫来到中国的旅行道路
利玛窦（Mathew Rcicci； 1552…1610）为意大利人，是个耶稣会士。耶稣会属于基督教在16世纪新起的一个支派，与今天的天主教比较接近。
利玛窦札记主要由他自己书写，但是也有其他教士的添补。把这个手稿整理后传播到全世界的是一位名叫金尼阁的神父，时间是1615年。其全部故事围绕利玛窦在中国肇庆（当时广东的首府）、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这几个地区展开。
我查找这本书得益于一个从意大利回国的老朋友提醒，她问为什么不去看看《利玛窦中国札记》，或许其中的一些旅行道路什么的会有参考价值。书中有关从国外到中国来的道路情况提供的并不很多，另外这方面的资料其他历史文献可以很容易找到。不过还是有教士提到利玛窦开辟了5条进入中国的道路。
利玛窦起航的地点是葡萄牙。他乘坐一艘名为Saint Louis的船于1578年到达印度的果阿（Goa），四年后来到中国。他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的万历年间。当利玛窦在北京期间，万历似乎正在经历他那著名而奇特的消极怠工。
或许为了给以后的教士提供详尽的参考路线，札记中的某些描写十分具体：“这次旅行沿途经过的主要地点是：南京省的扬州，纬度32°；淮安，约34°；徐州，经充分测定为34。5°；山东省的济宁35。67°；临清37。67°；北京省的天津39。5°；北京整整40°。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50的人的错误。”
另外，一个神甫如此精确地计算纬度也让我十分惊讶。当中国人谴责神甫阻挠科学的时候我只能说那是一个被过度夸张的宣传结果，利玛窦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就不仅是宣传宗教的人，他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个称职的学者。他通晓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物理学，另外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学家，因为他在中国已经学会书写汉文，并且开始用汉语编书。他制作的地图在中国广为流传，甚至皇帝也下令绣织他描绘的地图，并且他可能还知道一些机械常识，皇宫中他贡献的自鸣钟尽管有专人看守护理，一旦出现问题还是会把他叫去修理。他们还利用“视距尺”测量了从广东到北京的距离。假如没有科学的思维，绝对不会想到测量纬度并把他们详细记录下来。
当神甫们从南方辗转经海路向北时，他们之所以更倾向于采用海路，札记说那样更安全，更少受到陆地的各种骚扰。他提到海洋上有荷兰的海盗。那些海盗甚至想霸占一些沿海陆地，承诺了许多沿海人条件，不过他们最后没有得逞。由于中国当时的首都已经在北方的北京，所以中国南方显示出一贯天高皇帝远的特色。荷兰海盗频繁骚扰明朝的南海疆土，北京不是视若无睹，而是烦不胜烦，最终在1624年就把荒岛台湾送与荷兰人，之前西班牙人已在台湾盘踞16年。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与日本人也频繁进犯中国沿海。在人类具有了初步的航海能力之后，假如他们有远途的企图时他们或许也更倾向于航海，而不是采用陆路。为什么如此？因为陆地最优良的地区已经被“土著”牢固占据，所以后来者肯定首先是在薄弱的沿海登陆。从这个角度出来，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假设出那些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古人更多为一些“外来者”或“后来者”，比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还有在武夷山登陆的悬棺文化。起码这是一条可能的信息。
从中国回到欧洲的道路，金尼阁提供了他自己的一条线路：“渡海到波斯湾，然后却走了陆路，穿越波斯、阿拉伯沙漠和土耳其一部分，最后到达赫里奥波里斯①。从这里，度过地中海，抵达塞浦路斯、克里特、赞特（Jacynthe ；Zante），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到了奥特朗多（Hydrumtum ；Otranto②）。”在我追寻这些线路的时候想到的是当初腓尼基人的航行与商业道路，3000年内人类的地理基本上稳定，所以航道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样的类比就是一种社会学视角，以往的考古中很少这样思考问题，使用这样的方法逻辑推论尽管很虚，但对于史前史却很可能有极大的帮助。
英国和荷兰海盗当时在印度洋上活动猖獗，海洋道路与陆路有很大的不同。很难想象一群遥远荷兰或英国的人们会在亚洲集结犯罪，但他们确实长期在印度洋甚至中国疯狂作案，条件却只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一技之长：航海。而当地陆地上的政府之所以不能控制他们也仅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一技之长。
这些人类的海洋活动特点都是考察史前沿海文化所必须考虑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腓尼基人或者埃及人可以到达中国的山东以及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