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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布罗代尔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在大约3000年前地中海上的航海者已经从文明核心地带的中东那里拓荒至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的大西洋，这是欧洲的情况；奇特的是，向来没有人推理过这些地中海上的居民应该不止向西，他们完全也可以向东！难道历史学家与当初的地中海居民都一样得了脖子僵直向西的“落枕病”？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一直在强调和深化“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神话，外面的人就只能顺竿爬了。与其说史前的东方拒绝了中东人，毋宁说是今天的东方学者树立了一道人为的屏障拒绝了“文明西来”。但纸终究包不住火。
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研究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从中国有一条直达腓尼基人老巢黎巴嫩、叙利亚交接点的老路，也有直达意大利半岛的老路，还有一条通向北非迦太基的老路，他们统称为“丝绸之路”，而这三地皆与海上民族腓尼基人有密切关系，但却一直没有人认为活跃于地中海的商人曾经与东亚自从史前就发生了联系，并且这个关系是中国人与腓尼基人之间的关系。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多少像是把学术上的这一僵直“落枕”给扭转过来。
狭窄的西奈半岛没有阻隔地中海商人的海路。在海平面波动达一二百米高的史前时代很可能西奈半岛经常被淹没在海水之下，布罗代尔在书中为此直接提供了证据：“苏伊士地峡海拔极低（15米），曾经数度被海水淹没，以至非洲大陆被沦为孤地。”从普通的逻辑推理应该看出，史前古人在地中海曾经向西游弋多远，他们就应该向东游弋了多远。假如3000年前腓尼基人穿越西班牙海峡进入大西洋，他们起码应从海路到达印度洋北部的阿拉伯海湾与孟加拉海湾；加之印度文明稍早于地中海文明，可以推理那些传播文明的使者肯定曾经向东深入到更远的东方。目前从文明传播的一般规律看，只要有陆地联系的地区文明就自然延伸到哪里，东亚地区不可能是个例外。显而易见，东亚与地中海的文明基本处于相同的文明节律上，我认为两者的文明时序基本相同。
现在看来，古人的探险拓展始终与商业利益的驱动相伴，最初的远航只能是商人的专利。换句话说，远航或远足的商人多应是腓尼基族人，是迦南人，是西亚人，是犹太人。只要围绕这条主线去探索古人的迁徙与经营，距离正确的答案就不会太远。很可能正是这些族类的壮举造就了长江流域的三星堆人、黄河流域的半坡文明以及后来的夏商周文明，从根源上讲他们主体可能是同一类人：商人。
布氏说，“文明诞生于河流两岸。”（42页）他的意思似乎在说，人们需要河流的肥沃土地。而我在这里有个总结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判断：水，是人类的必需品，在水井文化之前，人类必须生活于大海与河流旁边；另外，航运在车轮发明之前提供了交通方便。从这些意义上而言，我们把大河称呼为母亲确实也是有其道理的。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一些技艺传播信息（1）
一些技艺传播信息
我一直纳闷制陶的快轮发明是什么时间，这本书里提到的“陶车”大概就是“陶轮”了吧。书中说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陶车”（47页）。中国大约在公元前2000…3000年前在山东附近烧制的黑陶使用了“快轮”。假如东亚地区的“快轮”没有超过公元前4000年，就应该承认可能有中东的渊源；假如超过这个时间则相反，说明中东借鉴了东亚。我不认为东亚所有的文明都事事来自中东，一定经过了大量的本土化，而且有少部分文化技术肯定属于自生，所以我渐渐认为“西来”说这个称呼有一定的狭隘性，还是使用“同源”说替代“西来”说比较合适，这个称呼的改变意味着全世界的交流，而并非所有的文明只发源于一个地方。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最初的文明主要从中东向四周传播，随之带动了各地区的文明发展。
尽管马的驯化使用比较晚，但用其他牲口驮运的时间却很早。“在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除了成功使用驮驴（来自非洲埃及）外，还有一项质的飞跃是将牛套在车或犁上。普通犁或摆杆步犁是由套车拖着的锄头，这一点可以从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上得到证实。但是，甚至在‘富饶的克瓦桑①’，带金属乃至燧石尖头的木制摆杆犁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一点不能排除。在埃及，摆杆犁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种子是撒播的……”（49页）
“在埃及，亚麻的纺织技术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50页）作者认为纺织的起源甚至还要早，因为篓筐的编制技术旧石器晚期就已经出现，纺织只是对其模仿而已（50页）。色彩艳丽的棉织布在3000年前从印度传播到中东地区。中国可以找到的纺织痕迹应该在商朝，比较准确的是西周。至于丝绸，那更多取决于蚕。
青铜在中东大约6000年前出现促进了国际交往，因为冶金需要到很多不同的地区寻找矿产，远程贸易也就伴随着高科技青铜业的刺激更加兴旺起来。这个条件符合中国文明起源的情况。中国“夏商周”伴随着青铜的突然出现。
苏美尔最早用于支付的“货币”是大麦的麦粒（87页）。现代意义的金属货币可能从小亚细亚发源，后经古波斯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更远的地方。在汉穆拉比时期，金银与大麦粒同时可为交易货币，似乎后者更为法律承认。中国虽然是纸币的可能发明人，但金银作为货币的使用依然承袭了中东货币体系，并且是很快就接受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黄河流域使用的猪皮筏子发源时间及地点。在论述美索不达米亚的江河时，作者说：“一开始，充气皮囊就得到应用，尽管只是在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遗址中才正式得到证实。”人们使用这种皮筏既可以作战也可以使用于商业：“将大量羊皮袋绑在一起制成水筏：这就是巴比伦的卡拉库斯（kalakus，如同今天阿拉伯keleks那样，往往要用掉数百只充气皮囊）——它能够顺流而下运载大量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将木筏和粗绳卖掉，然后，将羊皮袋里的气放掉，放在驴背上驮回出发地。”似乎现在可以明了为什么许多商人会聚集在黄河与长江两岸，想必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商人们正是在类似的工具下生存，并且他们也往来于世界上许多江河之中。
埃及的芦苇船很有名，可能人们还没有关注到美洲印第安人那里（例如玻利尼西亚）几乎有一模一样的草船，我非常怀疑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另外，印第安人的草船造型也让人想起腓尼基人的船以及北欧维京人的海盗船造型，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同源，而把这一切串联起来的人不是别人，很可能就是腓尼基人。很多人怀疑腓尼基到达了北欧，至于维京人的祖先是否腓尼基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草船技术在北欧可能得到了传承。假如腓尼基人曾经达到过北欧，想阻止他们进入北美就似乎没有什么道理了。美洲小船的名字叫“caballitos”，与古代巴比伦人的渡河工具kalakus有差异，但更有相似。
帆船在埃及起码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参考65页），中国帆船专家推测至少在商朝已有，也有人认为夏朝（即大约4000年前）中国已有帆船。从一幅公元前3500年的画上可以看到埃及帆船，中国目前还没有找到类似的证据。商朝的帆船是从甲骨文里推测出来的。作者的结论是：“自公元前4000年，帆船业已经（在尼罗河）出现。”
由于一些与大陆隔离的小岛只能使用舟船来往，而那些小岛上恰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生存的痕迹，所以作者推测：“自公元前7000年起，原始水筏或小舟——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舶的话，就已经存在了。很可能更早……”这里指的是西亚与塞浦路斯岛等之间的关联。
读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再一次提示了我文明的混合性与不可分，任何试图具体化到某一个民族的文明单一探源都是极其冒险的。比如我对于夏、商、周较为具体的对应就属于类似的行为。不过我也想，权且将其视作一种“抽样调查”吧。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一些技艺传播信息（2）
书中提到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上的文明，很明确在4000年前就有埃及、叙利亚文化色彩，当然他们是通过迦南人（含腓尼基人）传播的。同理，实际上在中国也应该有通过迦南人的埃及文明传播，但假如你想把他们精确区分就很难了。
西方巨石建筑是青铜器之前的一个文化现象，至少在6000年前就已存在，而且遍布中东以及地中海，甚至西欧、北欧。他们是怎么建立的，这是人类的文明之谜。在谈及马耳他文明时作者也谈到“巨石文化”，因为岛上有一座著名的远古神庙，起码有5000年的历史，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存在于那里。在中国东海沿岸似乎也有过“巨石文化”痕迹，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他们不属于文物，一些巨石渐渐沉降于地下。中国不应该在这个文明圈之外。
早在中东附近出现的车轮，在4000年前到达克里特岛。假如以此作为一个标志，中国文明起步似乎还是稍晚希腊一步，但也不会太晚，起码在3000多年前已经有车轮的存在。有人怀疑夏朝该有车的存在，只是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专门覆盖逝者面部的金属面具在希腊南部地区，尤其是克里特岛多有发现，布氏认为这一传统实际上可能来自尼罗河的埃及传统。但从细部风格上看，希腊与埃及的还是有所区别。无论如何，在中国的青铜时期也发现不少这样的面具，尤其是殷商（或许还可以包括三星堆）的面具与克里特岛的面具如出一辙地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克里特岛与埃及文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已经不可置疑地得到确认。
据说地中海北岸关于人物塑像的“真实主义”归因于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崇拜。罗马人也是这一起源的怀疑对象之一，他们都有为祖先塑像的传统，是世袭贵族的特权。“大家族保留着每一位逝去先辈的面具”，“当一位声名显赫的亲人过世的时候，在葬礼上人们手持面具排成一长列；接着，身材和外表酷似死者的人将面具戴在脸上，他们身穿白袍、红袍或镶金长袍，分别依死者的身份而定（如果死者生前曾经当过执政官、监察官或者打了胜仗）”（280页）。这些地中海的面具应该是蜡面具，按照死者的脸型浇铸，后来被逼真的石刻或青铜半身像所替代。假如我们不考究细节，可以说殷墟与三星堆中都有类似的面具，并且尤其殷商的面具体现了“真实主义”。这些资料为三星堆的诸多不同人面头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他们相当于祖先牌位，是祖先的塑像。不过，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地区与意大利半岛有直接联系，只能说有一个文明源泉同时浇灌了东西两个世界，花开两枝了，具体根源在哪里，还是一个探讨的问题，或许与埃及有关，或许与两河有关，或与安纳托里亚有关。不过我认为这个源泉与腓尼基这样流动的商业人群有着莫大的关系。
四轮车于公元前4000年出现时，拉车的牲畜是牛；用马匹拉车在公元前2000年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亚美尼亚人中开始出现；骑马始于公元前14世纪（121页）。大约3300年前的殷墟遗址出土了中国的马拉车，在此之前暂无考古发现。现在中国考古界已经逐渐接受中国马车来自西方的结论。既然马车是来自西方的，那么自然其他方面也不会不受影响。
桃树和杏树于公元1世纪传入意大利。“桃树有可能源自中国，途径小亚细亚；杏树源自突厥斯坦。”（273页）我对于这些植物传播的兴趣在于解决杏树与桃树的某些混乱，比如《圣经》中神圣的杏树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在中国换为有“辟邪”作用的桃树，其间一定发生了一些我们尚不知道的故事，这需要植物学家的介入。
在历史时期，由西向东的传播趋势依然不改，许多东亚地区的“文明”实际上由通常被看做荒蛮的游牧民传进内地，比如家具革命。从远古到大约2000年前，东亚地区的人们生活重心都很低，人们基本上睡不用床、坐不用凳，通常多坐卧于席上，作为桌子使用的几一般高30cm…50cm，一直到魏晋基本上还维持这个状态。但是在“五胡乱华”之后，中原人借鉴了西北胡人使用的“马扎”，然后有了交椅、罗圈椅，随之桌子出现。大约自唐起，中国人开始从地上“站”起来，到宋、明逐渐发展完善，到清朝完全定型，到今天为止我们使用的家具尺寸都是明时的规矩。这是中国的发展轨迹。仅只从家具方面看，东亚国家在古代的文明传播序列中朝鲜半岛与日本其实受西方的影响要慢一些，因为他们距离西方更为遥远，他们依然有跪坐习惯。相比之下中国就西化得快一些，今天已经全面舍弃了跪坐习惯。除了家具，东亚人看看我们今天穿的、住的、行的，哪些是东方文明？所以现在来证明以及承认“西来”说是可笑的，因为这是浅显的事实。研究为什么如此以及怎么阻止以后继续被动接受西方文明才是明智的。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青铜与金属冶炼
青铜与金属冶炼带动商业传播文明
腓尼基人被作者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述，某些结论和我第五本书《难以置信》中的讨论相当接近，当然不是指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作者着重强调了是青铜冶炼为腓尼基人的远航提供了动力，称他们并非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逛，而是为了寻找矿业四处奔忙。这个行为还带动了文明的传播，使腓尼基人到处开辟商业殖民地。
这一观点运用宏观视点更容易看到中国文明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因为恰好就在中国商朝前后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青铜文明，并且车马文化同时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这些绝非偶然。四川的三星堆、江西的大洋洲、黄河流域的殷商——这几处的根源说起来全部都与海洋或大河有关。“三代”的文明源头几乎昭然若揭。
以作者看来，铜及合金最早出现于“北方”（指小亚细亚以及伊朗），时间大约为公元前4000年。然后他们南下，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为公元前2800年，出现在埃及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文明的南下转移与当时的气候逐渐转冷有关。东亚同期也经受了这一南下转移，仰韶与红山文化逐渐消亡，中原以及长江的文明突起。青铜技术似乎是很“快”就到达了中国，比一般的文明传播节律快了一拍。不知道是否作者这里提供的时间有误，中国在接近公元前2000年前这个阶段也出现了青铜，竟然与埃及的时间差不多，这很令人吃惊。不过，这个文明传播的“加速度”很可能也说明了另外一个背景的意义，比如交通工具突然在这个时期获得飞跃，马匹、车轮、船舶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一场革命，是它们从本质上加速了传播速度。实际上我以前在其他书籍已经提到过，人类文明在新石器前后有几个飞跃，比较近的一次是大约2500前的哲学与科学革命，再远的一次就是大约4000年前的全球文明跃进——这一次跃进激发了中国的“三代”或曰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些规律性的传播反过来再一次显示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并非独立，而是世界文明的一道波纹效应。
一项中国人很熟悉的古代金银丝嵌花术（将金丝线镶嵌于铜或银上，乌银镶嵌黄金），其发源地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带（比布鲁斯），时间有可能为3000年－4000年前（85页）。这项技术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中国东周非常发达，现今在许多北方的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文物，比如地处河北省的中山国就有类似物品，想必他们也是腓尼基商人带来的技艺。
青铜与海洋交通、远途贸易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神秘的紧张关系。青铜带动的远途商业交流时间为4000年前，其人群为西亚一些商业大家族，甚至有皇族参与，这些活动直接延伸进中国的“三代”。此时阅读这段话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长距离的交流表明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配合默契。在美索不达米亚，货物在城市间的流通就如同一场组织缜密的比赛当中的橄榄球。例如，从亚速到卡内什（灰山），浩浩荡荡的黑驴商队运送布匹（购于南美索不达米亚）和锡矿，返回时又从安纳托里亚满载铜矿。在行进途中，他们从未受到拦截或阻碍。这一时期（公元前2000年初）巴比伦的一份文献中曾提及或许付钱才可获得的‘皇室流通许可’，路上设有驿站和‘小旅